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巴金致徐開壘短箋

開壘同志：

發言改樣一份奉上，請審閱。倘使要加標題，就用“第二次的解放”吧。

敬禮！

巴金 卅一日

這是巴金先生的一封佚簡，書寫于重返文壇之際。此信未見載于正式出版的巴金書信集。

1977年5月25日，巴金先生在《文匯報》“風雷激”文藝副刊發表了“文革”后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6月11日，《文匯報》的新聞版又繼續發表了他的第二篇散文《第二次的解放》。《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相隔十七天刊登在《文匯報》上，都與該報文藝副刊主編徐開壘有關。徐開壘也把這兩篇散文記載在他所著的《巴金傳》里，不過，無論是《小說界》連載，還是出版合訂本，《第二次的解放》都被誤植為《第二次解放》。兩者從詞義和語感上說，是不同的。唐金海、張曉云主編的《巴金年譜》（1989年版）及其升級版《巴金的一個世紀》（2004年版），著錄的也是“《第二次解放》”。

巴金先生的前后發表的兩篇散文，都附有字數不多的短信，可以說是“便條”，從字跡來看，前者流暢，后者潦草。我注意到巴金在后一封信簽署日期時，把“卅日”改為“卅一日”，猜想那篇散文可能在子夜時分修改完成的。“巴金日記”記載：“《文匯報》送來昨天發言稿的校樣。修改校樣，并起草在政協學習會上的發言稿，寫到十點后不到四頁，疲憊不堪。”（5月30日日記）“八點后校改發言稿，九點后《文匯報》小武取去校樣，送來讀者信十五封”（6月 1日日記）

值得記述的是，《巴金全集》（第26卷）是“日記卷”，其中記載的巴金先生在“文革”后的日記，正是始于1977年5月23日。這一天，巴金參加了“上海市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五周年文藝座談會”，《第二次的解放》一文是他在會議閉幕時的發言。這是巴金十一年以來第一次受邀參加公眾活動，這在不同作者的各種巴金傳記中都有述及。“座談會”從5月23日開始至5月29日，歷時一周，匯集了眾多上海文藝界的代表人物。作家趙麗宏先生曾經撰文說，他在這次會議期間第一次見到了巴金先生。

徐開壘留有一份《上海市紀念毛主席〈在延安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五周年文藝座談會》會議秘書組編印的“簡報”，期數為第19期，日期是1977年5月28日。這期《簡報》計有四頁，在“學大慶 鼓干勁”的總標題下，記載了電影、戲劇曲藝、文學、美術等不同界別的學習交流的情況，其中文學界別的內容如下：

文學戰線的同志們深感小說、散文、詩歌創作已落在工農業躍進形勢的后頭，大家再也坐不住了。……老作家們學大慶，見行動……巴金同志，表示要拿起筆來繼續戰斗。柯靈同志人老心紅，計劃寫一部長篇小說《上海一百年》，峻青同志體弱有病，但是他決心學習革命加拼命的大慶精神，創造一部中篇小說和一個電影劇本。老詩人鄒綠芷說，“詩歌工作者要以大慶人‘兩論’起家為榜樣，讀一輩子毛主席的書，永遠不脫離工農兵，在三大斗爭實踐中汲取創作的源泉”。蘆芒同志暢談了學習體會：大慶人與人之間出現的新型同志關系……他說，“我們的詩歌隊伍要團結起來，互相幫助，建立新型的同志關系，肅清‘幫’風流毒，要搞五湖四海，一個人寫出了好作品，大家都要為之高興”。

1977年5月，上海市舉辦紀念“講話”發表三十五周年的活動，規模宏大，涉及面廣，參與人數眾多，有市領導出席的革命歷史歌曲演唱會，有美術作品展覽以及各種戲劇曲藝的演出等。“座談會”是其中的活動之一，當年5月24日的《文匯報》報道，“中共上海市委組織召開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五周年文藝座談會’，也于二十三日開始舉行。這次會議，是粉碎‘四人幫’以后上海廣大專業和業余文藝工作者的一次盛會，出席這次會議的有文學、戲劇、電影、美術、音樂、舞蹈、曲藝、攝影、書法篆刻、文藝理論工作者共六百六十余人。他們之中，有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作出過貢獻的老一輩的文藝工作者，也有近年來文藝戰線上涌現出來的新作者”。會議期間，巴金先生發表了著名的《一封信》。當時的報紙對這次“座談會”未有詳盡的介紹，當時的重點是5月5日召開了“全國學大慶”會議，各行各業開展了“學大慶”的熱潮，“座談會”因此也有所涉及。

不過，上述的“簡報”卻完整地記錄了“座談會”的過程以及與會代表的發言。網上查詢到部分其他期數的“簡報”，有分組討論的文字報道，有漫畫專輯等，有許多現在仍然耳熟能詳的名字，可以說是一份頗有史料價值的文件，從中得以窺見當時上海的文藝界生態。5月29日第21期的“簡報”，總標題為《滿懷信心 高歌猛進——文藝座談會進行大會交流》，“今天大會的交流，是在小組認真學習、揭批的基礎上進行的。上午，在會上發言的有李槐之、郭紹虞、巴金、茹志鵑、草嬰和黃鈞同志，以及小說散文組、兒童文學組、民間文學組、曲藝組、魯迅紀念館和上海電影制片廠《石油盛開大慶花》攝制組的同志共十二人……”“簡報”摘要刊登了巴金等人的發言，巴金聯系最近報紙上發表他的一篇文章，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還有發表文章的機會。”上述名單中，郭紹虞、茹志鵑及草嬰之外，李槐之來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參加過當年延安文藝座談會；黃鈞系《智取威虎山》劇組的作曲人員。

筆者還從網上還購置到一冊當年會議秘書組于會議結束時編印的《發言匯編》，這本小冊子匯集了26個人的發言稿，目錄中前四位是：李槐之（《我們要把立足點移過來》）、郭紹虞（《愿學大慶人 革命不反顧》、巴金（《第二次解放》）、茹志鵑（《邁開新一步》）。巴金先生的這篇發言稿篇名也是《第二次解放》，但內頁的篇名卻是《第二次的解放》，應該看作是初稿。巴金在“座談會”發言后的第二天即5月30日深夜，繼續修改發言稿后，篇名最后確定為《第二次的解放》，則更為妥帖。郭紹虞先生的發言稿《愿學大慶人 革命不反顧》，與《第二次的解放》同時刊登在6月11日的《文匯報》新聞版同一版面，應該也是徐開壘組織約稿的。

毋庸諱言，巴金先生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現在留給人們的是它們當時產生的社會影響和時代意義。在短短的半個月內，巴金連續寫作了兩篇長達4000余字的散文，至今讀來仍然感受到他恣肆奔涌的感情波瀾。巴金先生于1978年底開始了他理性思辨的“隨想錄”之旅。徐開壘在他寫的《巴金傳》里認為，巴金在1978年間對自己過去的創作經歷開始進行了反思，如他寫給蕭乾信里的話，以及在《爝火集》序言中的表述。當年5月，正是報刊上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起爭議的時候，巴金在年底發表《隨想錄》，又恰好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同步。“巴金的思想飛躍，給中國文壇帶來了福音”。

巴金先生終于以八年的時間將文字鑄就“講真話”的紀念碑，“掏出自己的心”，在往后的歲月里，吸引著人們絡繹不絕地前來踏訪和仰望。

很慶幸，讓我有機會承接了巴金先生的這件誕生于重要時點的手澤，并由此珍視之珍藏之，仔細地按原樣保存著，甚至信紙上的折痕也不忍心捋平。展讀此信，常常遙想巴金先生當時寫作的心情，回味“第二次的解放”之后帶來的思想沖擊和社會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