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幾千年的文明流到了今天，與任何一段河流都不一樣，生命的河流、文明的河流、歷史的河流，都是新的，寫出個人，寫出自己，寫出時間河流里的“這一段”，才有意義。

我從十幾歲嘗試寫“兒童文學”，前前后后寫了許多，積累到后來竟然也有了上百萬字。它們非但沒有令我滿意，而且讓我苦惱。一度想放棄寫作，文字的經營是很難的。一開始寫作，自己也是少年，那時候總覺得自己在為同年齡段的人，為身邊熟悉的伙伴在寫作。這等于是一種相互轉達和傾訴的需求，有特別的愉快。就這樣形成了一種口吻、一種語調，它是我的開始，一直影響到后來的寫作：有一部分特質最終保存和延續下來了。這也許很重要，兒童文學的寫作對我來說既是一種起步，又是一種延續和一個基礎。

設身處地講故事是一個好習慣

我認為設身處地講述各種故事是一個好習慣，像兒童那樣單純地感受和表達，可能更加質樸和生動。回顧自己的文字生涯，最初的寫作訓練非常辛苦，也充滿了樂趣。用文學的形式表達自己，述說內心，將所思所見描繪出來，這種創造性的工作極具挑戰性，也是最新鮮的生命體驗。這些構成了深刻的刺激，所以一旦進入文字語言的世界，就再也不能放棄不能遺忘了，那是充滿感激的記憶。沒有那些日子的欣悅和煎熬，也許現在的寫作早就堅持不下去了。

記得最早的書寫內容，包括了我熟悉的身邊生活，特別是那種在自然環境中發生的故事。最難忘的是這其中有許多“恐懼”：兒童對大自然中一切未知的懼怕，特別是對陌生的事物，主要是對人的懼怕。那里地廣人稀，叢林茂密，人是很少的，幼小的我對偶爾見到的人，特別是那些獵人，常常感到害怕之極。努力克服這種膽怯，講出一個個故事，就是我當時做的事情。孩子是歡樂的無憂無慮的純潔的，一般人都這樣看待兒童，其實在我看來不是那么回事。我認為令人懼怕的東西也有不少，除了人，還有林子里的傳說。我知道自己認識的這個世界太小了，從未見過的那個世界太大了，那里隱藏的東西更加神秘莫測。

雖然有恐懼的打擾，我的寫作還在繼續，相訴不曾停止。書寫眼前或回憶以往，都是戰勝和振作的過程。人如果屈服了，生活也就更加無望。這時候講述的不是一個故事，也不是一個主人公，而是一束故事和許多角色。因為太多的人與事，就像翻開了一本厚厚的記事簿，打開了長長的流水賬。作為一個上年紀的人，他的回憶文字，要變成活潑的兒童故事，要花一番心思，一般意義上的兒童文學的筆調是不適用的。文學就是文學，兒童文學當然不能是一個例外。

如果孩子喜歡看，那么就是“兒童文學”了，成人覺得有趣可讀，那就是成人文學了。當一個少年寫作者長成了中老年，寫作的時候就會提醒自己正在給孩子講故事。這種提醒既很重要，不可忽略，同時又極可能限制了自己。他的講述一旦拿腔拿調，用人們特別熟悉的那種“兒童”腔調，也會十分蹩腳。實際上所有好的“兒童文學”，都沒有那種特殊的“發音”和“氣味”，那嚴格來講只能是另一種套話。凡講套話都不讓人喜歡，頂多只會是二三流的。安徒生和馬克·吐溫不講什么套話，我們也不必講。

所以說一個作家從小到大，寫“兒童文學”也不必“改行”，他總會有一部分文字適合少年們看。人的天真是天生的，即便到了老年，也仍然能講出少年兒童愛聽的故事。老人講給孩子聽，身邊圍攏著他們，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我們看到很多專門的“兒童文學”，其中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并不太好，因為它們拿腔拿調，是故意做出的一種幼稚天真的口吻。

現在做事情講究專業化，仿佛越專業越好，分工越來越細，這種事是利弊互見的。文學分得這樣細，什么“成人”和“兒童”，兒童又分成“幼兒”，再分成從少年到少年中間的部分，所謂的“橋梁書”。寫作者搞懂了這類名堂，也陷入了很大的麻煩。這成了一門“科學”，或許在一部分研究者那兒真的很重要，但是到了作家這里就不妙了，他要想著自己正干的活兒是不是符合行規，要考慮那些細密的、講也講不完的門道或禁忌。專業性的恐懼就開始侵蝕他自由自在的心靈了。技術性專業性會讓他縮手縮腳：文學給分割成一塊一塊，每個人只攜起自己那一塊回家，專門家也就產生了。不過這樣的專門家往往并不是文學家，而常常是熟練的制造文字讀物的技工。

最難處理的問題是文學的深度

我非常警惕隨著年齡增長而帶來的“專業化的恐懼”。沾染上膽怯的粉末，就很難揩掉。特別像作家的“作家”，特別像詩人的“詩人”，總讓人持懷疑的態度。同樣對特別像兒童文學的“文學”，也要保持距離。文學哪有這樣復雜，又哪有這樣簡單。我以前到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去，當地人告訴我：“十年前這里來了一個作家，所以我們很熟悉你們這種人。”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又稍有不解和苦惱，說我不像一個“作家”，我聽了很高興。“作家”沒有固定的舉止和形貌，也不該有固定的語言方式。有的“作家”“詩人”到了一個地方，遇到什么事情突然就激動了，結果嚇人一跳。這雖然能夠讓人過目不忘，但總是不太好。“兒童文學”也是同樣的道理。馬克吐溫和安徒生的這類文字，就不太有我們時下的這種專門分工的氣味。在我看來，恰恰這才是真正的、好的“兒童文學”。時下有一些“兒童文學”，很可能并不是什么文學，而是寫給兒童的各種“讀物”，因為這個市場很大。當然這類讀物如果寫得好，也是需要的。

無論寫怎樣的題材和體裁，都不能拿捏出專門的腔調，不能追求那種專有的“氣息”；還是要放松，要沉入到自己的生命品質里去，這才有可能創造出個人的世界。有些氣味我們太熟悉了，一看就知道是“兒童文學”，沒有辦法，對某些寫作者來說，不捏著鼻子就不會說話。半島地區有個笑話，說的是這樣一件事：有個孩子看到自家的一頭小牛掉到了井里，驚恐萬分地跑回家告訴父親，因為結巴，越焦急越說不成句子。父親急中生智，讓他“唱著說”，并且哼出一個現成的調子。孩子跟上唱起來，很快就把整個事情唱明白了。這里說到的某些“兒童文學”，其實也是一樣的。文學的結巴往往也需要一個現成的調子，不然就無法開口。這里的“調子”，就是我們都熟悉的那種流行腔。這怎么會產生杰作？所以我們要警惕自己。這也是一種專業性的“懼怕”。

我們熟悉的這類問題大致是一樣的。“兒童文學”許多時候和“生態文學”差不多，倡導愛“自然”，愛“兒童”，這永遠不會錯。關心這個領域，呼吁和投入，再大的熱情都不為過。但也正是因為如此，也會隱含極大的危險。一個寫作者進入這些領域，似乎是獲得了無需太費心思的一種主題、一種觀念、一種立場、一種視角，其實這種題材和方向，很容易讓人進入概念化的表述，要懷著更大的謹慎和懼怕才對。

我少年時代寫兒童文學，與現在的不同是什么？那時候還不知道這個行當的特別禁忌，沒有那么多同一曲調的合唱。我只是在一個地方自己哼唱，盡管不成調子也不太動聽，但卻是原生的、自發的、自我的。現在就不行了，專業知識多了，合唱之聲響亮，想要不跟著走都很難。所以有時候要寫一部新作品，我總是遲遲下不了筆。多少人在寫貓，多少人在寫愛，多少人在寫人和動物的那種情感。這種“極容易寫”的東西實在是太難了。我會不會在這個題材上犯錯誤？因為這里面有許多陷阱。

所謂的自然生態、人和動物、兒童文學，這一類寫作要超越新聞和公文的觀念化的表述并不容易。我們的作品比那些成套的文字講出了更多嗎？我們不過是用一種通用的腔調，做了再次的堆積和重復。將文學的套話說個不休，是很無聊的。嚴重一點講，這是一種文學的自戕行為。中國幾千年的文明流到了今天，與任何一段河流都不一樣，生命的河流、文明的河流、歷史的河流，都是新的，寫出個人，寫出自己，寫出時間河流里的“這一段”，才有一點意義，這其中就有動物與人的、大自然的、社會的關系。今天的人愛動物，當然不是常說的什么“生態自然觀”，這里沉浸和彌漫的是特有的社會空氣、歷史空氣和文化空氣，需要特別的文明的“解碼”。為什么在一個個特別可愛的動物面前，人表現得那么膽怯？人真的需要這樣懦弱嗎？人在它們面前表現出來真實的恐懼，這種“恐懼”需要用“愛”去覆蓋，需要去傾盡全力說服自己。因為說到底人還得活下去，為什么要更好地活下去？要回答又不能是大詞，一旦把它具體化了，那真是一件復雜的事情，它的難度就在這兒。兒童文學中一定會寫到“恐懼”，無論作者愿意還是不愿意。這里的“恐懼”，是最大最難處理的問題，要進入它應有的深度，這是文學的深度，要觸及人性和人生的這個層面。

“愛力”在作家的生命里就和爐火一樣

生命中巨大的、永遠難以消除的不安全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而且會在各種生活形態下一直存在下去。如何表現和表達卻是很難的。天災人禍，美與丑的對峙，都會帶來“恐懼”。處理“兒童文學”中的“恐懼”，是一個大的命題。這里超出了直接寫恐懼故事的意思，而是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任何事物都是兩極相通的，在濃濃的愛的里寫恨，寫“恐懼”，在“恐懼”中大聲吟唱，這如同在濃濃的夜色里、在呼叫的北風里講述春天一樣，是極有魅力的。

去年春節我回海邊，遇到一個人戴著“擼頭帽”，海邊的風特別大，這種帽子一擼下來，只露著眼睛和嘴巴，要不人就凍得受不了。他見到我就把帽子卷起來，我認出這是初中時候的一個同學。關鍵是，他就是我們當年一起從事文學寫作的少年摯友。他讓我想起了當年對文學的酷愛，我們的執著與奮斗。我好像突然發現自己早就不年輕了，已經寫了這么久。持續下去的力量在哪里？活著就有愛，卻不能有太多的幻想。我們需要把愛一點一點表達出來，強化自身的“愛力”。“愛力”，它在生命里邊就和爐火一樣，要不停地往里填柴。“愛力”這個東西不是虛幻的，不是套話，它具體存在于個人的寫作和生活中。

作家應該是一座活火山，要噴發幾十年，需要很大的張力。“愛力”決定噴發力、噴發的頻率。有的火山過幾年噴發一次，因為內在張力在積蓄，一到了臨界點就會噴發。

（作者：張煒，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