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尚健在時，他的夫人楊絳就自覺地擔負起他半個代言人角色，寫出了《記錢鍾書與〈圍城〉》（1985）和電視劇《圍城》片頭語等頗有分量和影響力的文字。而錢鍾書于1998年離世前后，楊絳在忙于替其“打掃戰場”，埋頭爬梳、整理其卷帙浩繁的中外文學術筆記之余，更是接二連三地替其出面代言，不僅替《錢鍾書集》的出版寫了以《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1997）為名的書面聲明，寫了以厘清歷史迷霧為基本目的的《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的實情》（1999），也答復了包括錢鍾書傳記《一代才子錢鍾書》（2005）作者湯晏等在內的一些學人的詢問與來信。

與如上作為成為鮮明對照的是，楊絳對自己的學術生涯與創作經歷卻基本保持低調、鮮少主動解說——除了像包括《失敗的經驗（試談翻譯）》（1986）（2004年收入《楊絳文集》時更名《翻譯的技巧》）在內的幾篇正式文章，便是配合《楊絳文集》《楊絳全集》的出版親自操刀，整理了類乎作者年譜的《楊絳生平與創作大事記》，以及全程協助吳學昭撰寫半自傳性質的《聽楊絳談往事》并親自為之細致作序。至于回答其他傳記作者或學者訪談的文字可謂少之又少，涉獵較全面也最有參考價值的當屬一篇題為《楊絳先生與劉梅竹的通信兩封》①的文字，系當時正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女學者劉梅竹2004年12月15日和2005年6月26日書信采訪楊絳（楊絳分別作復于2005年元月13日和2005年7月28日）形成的筆談整理稿。

不能不說劉梅竹的這兩篇訪談難能可貴、極有價值，披露了楊絳一些鮮為人知的信息——譬如，楊絳首次透露并坦承，她人生最大的遺憾是，“未能在清華大學本科讀外語系，卻在東吳大學讀政治系”②。這一明晃晃的“清華（外語系本科）情結”不僅曝露了母校清華大學及其人文輝光在楊絳心目中的至尊地位，也令后來的有心人不免會產生深入探究一下它對楊絳其人其作究竟意味著什么的沖動——人心其實微妙復雜，沒能獲取的東西或沒能實現的想望（在楊絳這里，指的當然是上清華本科的機緣）總會被當作是最好的，即便后來通過別的方式（比如，楊絳后來有幸到清華借讀大四一學期并隨后念研究生）得到某種程度的補償，畢竟不如原裝的或本初的寶貴。

無獨有偶，數年之后的2008年，楊絳借吳學昭的《聽楊絳談往事》一書，再次不無遺憾地表露了這一遺憾：

當我們行將結束東吳（大學）一段的訪談，楊先生說：“昨夜想想東吳舊事，想到了老晚，都是無聊的，大約你聽都不屑聽。我到了清華，才用功聽課，不再懶懶散散。”

最后，楊先生不等我老一套地盤問她這一時期的主要收獲，主動說：“在東吳，擴大了我對社會的認識；與家里更貼近，更珍惜親情。”

又嘆說：“我生平最大的遺憾是沒有上清華本科（那時的清華外文系處于全盛時期）。家人和親友鄭重其事為我選大學，恰恰選了一所對我不合適的大學。我屢想轉清華，終究不成……”③

這大概也能很大程度上解釋，為什么楊絳會在剛好年滿90周歲的2001年，以自己和辭世不久的先生錢鍾書的名義，在北京的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筆者在楊絳辭世后不久曾撰文建議，④宜乎將其最終改為“鐘書獎學金”或“鍾書獎學金”，以永久紀念兩位以讀書為志業、一輩子鐘愛書的先生）——既是出乎“我們仨”（楊絳一家三口）對清華園的熱愛，也是出乎錢鍾書遺志，更是希望她自己當年的本科遺憾不再發生在后來的孩子們身上。或者說，于楊絳而言，這既是一種還愿、了結和夢圓，也是一種鐘情、延續和永恒。

究其實，楊絳能把自己的“清華（外語系本科）情結”慢慢升華為“我們仨”的泛“清華情結”，并最終落實在清華的“好讀書獎學金”上，正體現了他們一家三口與清華園非同一般的深厚緣分、淵源和情感——既是因為錢鍾書在清華園上過數年本科（1929—1933），后來又在清華執教過五年（包括1938—1939）左右，也是因為楊絳在清華園借讀過大四最后一學期，上過兩年研究生（1933—1935，因結婚后陪錢鍾書赴英留學而中輟、肄業），解放后又在清華執教過四年左右。

至于兩個人膝下英年早逝的獨女錢瑗（1937—1997），則因自幼就在清華園生活，自是理所當然地視之為家園——尤其是，在從1949年夏到1951年秋整整兩年的時間里，12歲的初一生錢瑗因無法做到同清華附屬初中（成志學校）的步調和節奏保持一致而干脆休學在家，在父母指導下自學初二、初三課程，整個清華園一下子全成了她可隨性徜徉、愜意來去的樂園。以至于很快逛遍清華園角角落落的她樸素而堅定地認定，“水木清華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⑤。

而純從楊絳個人的角度來看，她之所以畢生難以忘懷清華園，除了心田中自小種下的那份本科情結或稱執念而外，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一濃蔭處處、大有幅員和縱深的校園貨真價實，至少是能供她安頓心身的一塊兒福地：

錢鍾書當年毅然（從上海）應聘北上，主要從楊絳的健康考慮，希望換換環境，她那日漸羸弱的身體能好起來。初到清華，楊絳體力很差……從新林院宿舍到三院開會，不過一里多路，她步行也力不從心，得乘人力車去……

也許是水木清華郁郁蔥蔥空氣好，或是上課來回走路受鍛煉，總之楊絳未經過任何治療，低燒退了，身體漸漸好起來。生活在上海，沒有運動場所，也沒有新鮮空氣。到清華換了環境，果然好了，但也經過半年的鍛煉，體力增強了許多。⑥

也正因清華園對錢楊三口人來說，意味著能安頓身心、休養生息的溫馨家園，當1952年6月，由燕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俞大絪（1905—1966）的先生、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曾昭掄（1899—1967）在蘇聯專家顧問下主導的以重理工、輕人文為導向的院系調整風暴襲來之時，他們才會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

我請楊先生談談院系調整前后的情況。

楊先生輕嘆一聲：“唉！我們一到清華，覺清華已不復舊時清華，就想回上海……”

“運動后期，鍾書留在城內工作。我一人隨眾開會。同事都灰溜溜，只覺清華解散了，我們都被逐出清華了。”

1952年秋天清華園內，一派忙碌的搬家景象。揭示板上都已公布誰誰搬何處，各家都忙著準備搬家，情緒不高，覺得是被清華趕出來的人了。

錢、楊被分配去的文學研究所尚在籌備中，成立后將附設于1952年9月剛由城內沙灘遷入燕京大學校址的新北大。這年10月16日，楊絳家奉命由清華新林院遷入新北大新建的中關園宿舍。⑦

1953年初春，錢鍾書和楊絳夫婦二人的新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和外文所的前身——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正式成立。時隔多年，楊絳對此有過如下略顯平淡的簡略回望：

1953年2月22日，文學研究所在舊燕大“臨湖軒”開成立大會，鄭振鐸為正所長，何其芳為副所長，力揚為黨支書。貴賓有周揚、茅盾、曾照倫（慈江案：照倫系昭掄之誤）及新北大楊業治等教授及圖書館主任梁思莊。⑧

至少對楊絳本人來說，1953年是一個分水嶺，她和先生錢鍾書雙雙調入當年成立的、專事文學研究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從此告別了他們一生念茲在茲的母校清華園和屢被運動磨折、有如燙手的山芋般的教學工作。在北京大學小事停留（三年）之后，夫婦倆毫無眷戀地隨文研所撤出燕園、搬到中關村社會樓，成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研究員。爾后，又最終分別成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和外文所研究員。自此直到105歲辭世，楊絳一生中整整60年的漫長時光，都難分難舍地跟中國社科院、跟由新北大文學研究所孵化出來的社科院外文所患難與共、息息相關：

楊絳自1952年秋分配到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組，一直沒有離開。文研所由最初附設于新北大，1956年1月正式劃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1964年9月，文研所幾個外文組與全國作家協會所屬《世界文學》編輯部合并成立外國文學研究所；以至1977年5月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撤銷，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改屬社科院，楊絳始終留在原單位未動。⑨

楊絳晚年借吳學昭之筆，曾對燕園時期的文學研究所做過這樣的描述：

文學研究所成立之初，研究員寥寥幾人，即錢鍾書、楊絳、余冠英、羅念生、繆朗山、賈芝等。鍾書和楊絳同屬外文組，不是古代組……外文組內，只有錢楊夫婦和羅念生三位“老先生”……外文組開始只是一英文組，“年輕人”有朱虹、徐育新和楊耀民……

錢、楊當時剛過不惑之年，對“老先生”的稱呼頗不習慣——老區來的同事比他們年長許多均稱同志嘛。隨后才琢磨出來，“老先生”不過是“老朽”的尊稱，不習慣也得習慣。⑩

眾所周知，老來徹底成名又得享嵩壽的楊絳頭頂文化名人的燦燦光環，不僅愈益知名，更被社會各界尊稱為“先生”，也不時地遭逢少見多怪者“為什么一位女士會被稱為先生？”的質疑。殊不知，如上所示，楊絳在年方青壯的40歲左右時，就已因才高資深而被所內同事稱為“老先生”，雖然不可避免、有意無意地帶著點兒敬而遠之、輕諷舊社會過來的所謂“老朽”的意味。

楊絳盡管一入所就以尚屬青壯之身而被當作“老先生”，是文研所（以及后來的外文所）內長期以來唯一的女“正研”（相當于正教授的正研究員），但卻因種種說不清、道不白的復雜緣由和歷史糾葛，而長期被差別對待——研究員級別永遠被壓在三級不動，所內集體編書無份介入，編叢書不給編委身份卻又得負責具體審稿，國慶觀禮等重大社會文娛活動無份參與，被組長指責“根本沒有研究能力”而得不到研究課題……也難怪多年之后回首前塵，楊絳會帶著苦笑這樣自嘲：“從文學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開放后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二十五年間，我是一個零。” ?

但就是在這樣長期被冷落的難熬的憋屈里，楊絳不僅在按時按質按量完成所內布置的工作任務的同時，還能見縫插針地堅持搞翻譯（《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等），更毫不自棄地、自覺而努力地搞科研、寫論文：

不分研究課題給我，我就自己找題目。1954年是菲爾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逝世二百周年，我就研究菲爾丁。菲爾丁是十八世紀英國乃至歐洲最杰出的小說家之一。而據馬克思的女兒艾琳娜回憶，菲爾丁是馬克思最喜愛的長篇小說家之一。這正符合所內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是馬克思提到過的作家，不研究。我把菲爾丁的全部作品讀完，凡能找到的傳記、批評等也一一研究，引經據典地寫了一篇五萬字的研究論文，題名《菲爾丁關于小說的理論和實踐》（慈江案：初刊名應是《斐爾丁在小說方面的理論和實踐》）。1957年適逢菲爾丁誕生二百五十周年，在《文學評論》（慈江案：應是《文學評論》的前身《文學研究》）第二期發表了。” ?

雖然楊絳這篇飽含心血、毫無八股氣的五萬字長篇論文后來曾被錯誤地當作“白旗”拔過、批判過，但“它堪稱一篇不可多得的談文論學的范文，舉凡菲爾丁的小說理論、小說寫作實踐，乃至當時文壇、學壇所關注的典型人物問題、作家的世界觀與其創作（方法）的關系問題，等等，均能包羅詳盡，侃侃而論；其行文不惟能從大處著眼，亦能由小處著手，而又流暢嚴謹，立論扎實，論證嚴密，言之有物，幾乎見不著當時盛行的廢話、套話影蹤，當然更沒有眼下已漸惹厭的學術文章俗套。”?

另一方面，要是對上引吳學昭記錄的楊絳談寫作《斐爾丁在小說方面的理論和實踐》長文心路歷程的這段話做一個庖丁解牛式細讀分析，其實完全可以視為楊絳“竭澤而漁”式治學路數手傳心授的一個不可多得的示范——首先，是要根據歷史地位、研究價值和時間敏感點等因素，審慎確定研究對象與選題（“1954年是菲爾丁……逝世二百周年，我就研究菲爾丁。菲爾丁是十八世紀英國乃至歐洲最杰出的小說家之一……是馬克思最喜愛的長篇小說家之一”）；其次，是要竭澤而漁、無一遺漏地研讀選題對象的全部作品（“我把菲爾丁的全部作品讀完”）；再次，是要全面搜研與選題對象相關的各種傳記與批評文字（“凡能找到的傳記、批評等也一一研究”）；第四，在盡可能全面地占有研究材料的前提下，確定研究方式、手段并在深入研究、厚積薄發的基礎上有論有據地最終寫出論文（“引經據典地寫了一篇五萬字的研究論文”）；第五，基于學術敏感和前瞻性謀劃，適時推出研究成果[“1957年適逢菲爾丁誕生二百五十周年，（論文）在《文學評論》第二期發表了”]。

正是這篇深思熟慮、內容翔實、不落俗套的菲爾丁研究論文，一舉打破了楊絳沒有研究長才的浮泛讕言，也讓楊絳自己從此徹底有了沉潛學術的底氣，進而沉穩從容、氣脈悠長地寫出一篇又一篇質量上乘的研究論文：《斐爾丁在小說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后大幅刪削并更名《菲爾丁關于小說的理論》），發表于《文學研究》（《文學評論》前身）1957年第2期；《薩克雷〈名利場〉序》（后改名《論薩克雷〈名利場〉》），發表于《文學評論》1959年第3期；《藝術是克服困難——讀〈紅樓夢〉管窺》（后改名《藝術與克服困難——讀〈紅樓夢〉偶記》），發表于《文學評論》1962年第6期；《李漁論戲劇結構》，1964年6月發表于文學研究集刊委員會《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堂吉訶德和〈堂吉訶德〉》，發表于《文學評論》1964年第3期；《事實—故事—真實——讀小說漫論之一》（后改名《事實—故事—真實》），發表于《文學評論》1980年第3期；《舊書新解——讀小說漫論之二》（后改名《舊書新解——讀〈薛蕾絲蒂娜〉》），發表于《文學評論》1981年第4期；《有什么好？——讀小說漫論之三》（后改名《有什么好？——讀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發表于《文學評論》1982年第3期；《失敗的經驗（試談翻譯）》（后改名《翻譯的技巧》），發表于《中國翻譯》1986年第5期。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楊絳上舉九篇文學研究論文主要撰寫或發表于兩個時期：一個是所謂“十七年”（1949—1966）期間，一個是“改革開放”以后。都屬于學術研究環境相對寬松的時段。

還有一點尤其值得注意：楊絳這些貨真價實、足分足量的學術論文除了最后一篇是因專門談文學翻譯的技巧與經驗、而發表在專業的翻譯理論刊物《中國翻譯》上之外，其他八篇論文都與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專業刊物《文學評論》有關——其中七篇均發表在《文學評論》（包括《文學評論》的前身《文學研究》?）上，剩下的一篇發表在文學研究集刊委員會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研究集刊》上，也屬于《文學評論》（《文學研究》）的關聯或外圍刊物，以書代刊。這正是楊絳置身、《文學評論》所在的中國社科院這一學術重鎮的真正價值之所在，是學者、譯者兼作家楊絳賴以依托的價值與能量平臺。

姑不論是中國社科院旗下的《文學評論》這一平臺的持久支持成全和推動了楊絳的文學研究與寫譯實踐，還是楊絳的文學研究與寫譯實踐幫助鞏固和提升了《文學評論》這一核心期刊彼時的品味、檔次和豐富性，退一萬步說，這至少是由厚積薄發的有實力的作者和起點不俗的高水平的學術展示平臺彼此提升和相互激發所致的一種共贏或雙贏景觀，一如楊絳“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隨筆（包括憶舊和序跋文《記楊必》《讀〈柯靈選集〉》等）大多都發表在重量級的學術同人刊物《讀書》雜志上一樣，是互為滋養、彼此促動的。

注釋：

①② 劉梅竹：《楊絳先生與劉梅竹的通信兩封》，《中國文學研究》2006年第1期，第91-92頁、第91頁。

③⑤⑥⑦⑨⑩??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增補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75頁、第249-250頁、第265頁、第267-268頁、第278頁、第270-271頁、第278頁、第282頁。

④ 詳見于慈江：《楊絳先生的圓滿》，《中國藝術報》2016年5月30號，第8版。

⑧ 楊絳：《楊絳生平與創作大事記》，《楊絳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頁。

?于慈江：《楊絳，走在小說邊上》，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60-61頁。

?《文學研究》創刊于1957年春。從1959年第1期起，改為現名《文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