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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20—30年代開始，魯迅和胡適對孫悟空形象究竟是源自中國本土文化還是源自印度史詩的討論，在我國學術界引發了多次學術爭鳴，幾乎貫穿了20世紀初至今百余年的中印文學關系史，先后出現“本土說”“外來說”“混血說”等不同觀點。回顧與反思該話題百年來的流變軌轍，總結其間的得失，歸納出中印文化交流的某些規律，或許比盲目評贊更有意義。

1923年，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出孫悟空形象出自中國神話傳說中的無支祁。同年，胡適在《西游記考證》中提出孫悟空形象來自于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的哈奴曼，認為“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由此引發了有關孫悟空形象來源問題的第一次學術爭鳴。魯迅很快作出回應，1924年在西安暑期講學時，他提出《西游記》受唐人小說的影響很大，而受印度史詩的影響卻未可知，孫悟空襲取無支祁形象的可能性更大。學界也有贊成胡適觀點的，例如陳寅恪在《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1930）中，對漢譯佛經里豬八戒形象、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以及高老莊招親故事進行了溯源，認為孫悟空大鬧天宮結合了《羅摩衍那》中哈奴曼的故事以及漢譯佛典《賢愚經》中“頂升王升仙因緣”的故事。鄭振鐸的《西游記的演化》（1933）認為，孫悟空與印度神猴哈奴曼非常相似。林培志的《拉馬耶那與陳巡檢梅嶺失妻記》（1934）也提出，孫悟空是哈奴曼的化身。這些學者的文章為胡適的孫悟空“外來說”觀點補充了證據，使之成為之后三十年間關于該話題的主流觀點。以魯迅與胡適為代表的關于孫悟空身份來源問題的討論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學術論爭，他們研究的出發點、運用的材料、論證的方法等都有所不同，孰是孰非一時難有定論。

20世紀50年代之后，吳曉玲重提魯迅的孫悟空形象“本土說”，通過考證十條與《羅摩衍那》相關的漢譯佛典內容，指出古代中國人對《羅摩衍那》故事所知并不多，《羅摩衍那》能影響到《西游記》是根本不可能的，將敢于抗爭的孫悟空形象視為中國傳統文化孕育的產物成為廣泛的共識。吳曉玲的這一舊事重提并沒有引起其他學者的反駁。但其實，在吳曉玲重提“本土說”的同時，季羨林在1958年的《印度文學在中國》一文中就提出《西游記》中有大量印度成分，這篇文章在當時并未發表，直至1980才刊登在《文學遺產》雜志上。此外，季羨林在《〈西游記〉里面的印度成分》（1978）、《〈羅摩衍那〉初探》（1979）、《〈羅摩衍那〉在中國》（1984）等學術論著中都表達過孫悟空形象基本上是從印度《羅摩衍那》中借鑒來的觀點。沉寂數十年的“外來說”在20世紀80年代又重新走入研究視野，并受到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如顧子欣就認為孫悟空這位猴王是萬里迢迢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當然，“本土說”也并沒有就此銷聲匿跡。金克木在《梵語文學史》（1964）中提出，有人以哈奴曼大鬧羅剎宮和孫悟空大鬧天宮相比照來佐證孫悟空的外來血統，實則兩個神猴形象不同，且漢譯佛經中并未提及哈奴曼大鬧魔宮的故事，很難證明兩個神猴故事有什么關系。劉毓忱的《關于孫悟空“國籍”問題的爭論和辨析》（1981）認為，《西游記》成書之前哈奴曼并沒有從印度傳入中國的渠道。龔維英在《孫悟空與夏啟》（1984）中考辨了夏啟與孫悟空形象上的繼承、發展和再創造關系，認為夏啟是孫悟空形象最古老的淵源。由此可見，20世紀70—80年代，“本土說”和“外來說”仍舊是兩種分庭抗禮的學術觀點，有關孫悟空身份的來源問題仍無定論。

其實季羨林在提出“外來說”時并沒有徹底否定魯迅“本土說”的觀點，而是認為既要承認孫悟空和那羅與哈奴曼等猴子的關系，又要承認中國作者在孫悟空身上的發展和創新，孫悟空是印度神猴與中國的無支祁結合的產物。這種折中的觀點逐漸演化為“混血說”（也有“影響說”“結合說”“折中說”等說法），當時持這種觀點的也不乏其人。蔡國梁在《孫悟空的血統》（1981）一文中首次提出孫悟空為“混血猴”的說法。蕭兵的《無支祁哈奴曼孫悟空通考》（1982）考證了我國古代的猿猴傳說、無支祁神話故事以及中國神話中劫女妖猴、華光大帝、二郎神等形象對孫悟空形象的影響。同時梳理了哈奴曼與孫悟空形象之間的繼承關系，認為孫悟空“既有傳統的、繼承的、移植的、外來的因素，更有創造的、本土的成分”。趙國華在《論孫悟空神猴形象的來歷》（1986）中，對國內外學者有關孫悟空神猴形象來源問題的研究進行了細致入微的爬梳，并對各家觀點逐一考辨，指出“作為《西游記》中孫悟空的前身，猴行者的神猴形象雖然源出印度，但他既不是簡單照搬，也不是生硬模仿，而是對印度文學的營養經過自己的消化和吸收后，所創造的中華民族的神猴”。趙國華的觀點進一步佐證了孫悟空的“混血”身份，“混血說”也越來越被學界接受和重視，并以更加豐富和多元的形態繼續演進。

《西游記》中孫悟空形象來源問題長達百年的學術爭鳴是印度史詩與中國文學關系研究史上鼎鐺有耳的學術事件，它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學術界對外國文學尤其是史詩文類的關注。今天，以文明互鑒的思想高度去觀照這一事件，是否能有定論似乎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一次次的考辨與爭論中，人類古老文明的真實樣貌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文化的差異與對壘轉變為互通互融，中國文學有了世界文學的視野，中外文學比較研究也在對經典的闡釋中不斷生發創見。當然，我們也應看到，文明的對話不應僅僅包括追根溯源地去尋找文化之間相互影響的蛛絲馬跡，還應當包括在平等對話前提下觀照本民族文學是以何種獨特的面貌走進世界文學視野并豐富世界文學內容，又如何能在對等的地位上與他國文學共建世界文學格局。

（作者單位：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