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秀梅趕到清溪鄉，天色還不晏，家家的屋頂上已經飄起了灰白色的炊煙。”《山鄉巨變》里鄧秀梅那樣新鮮、欣喜的心情，帶有著周立波自己的生命痕跡。正如鄧秀梅初來清溪鄉，1955年的秋天，周立波攜夫人和小女兒，從北京市遷到了湖南益陽郊區桃花侖鄉的竹山灣，重新回到了闊別20余年的家鄉，迎來了生命的金秋。他不僅親自參與益陽農村的農業合作建設，在與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作中收獲了“康健的、無掛無礙的”甜蜜生活，更是在深入農村生活的選擇里，得到了生活經驗的深深滋養，迎來了創作的豐收。《山鄉巨變》《禾場上》《山那邊人家》《蓋滿爹》《卜春秀》等都孕育于這一時期。

《山鄉巨變》分為正篇與續篇，周立波一邊參與合作化生產一邊寫作，從1956年6月動筆，寫到了1959年的冬天。小說正篇從縣團委副書記鄧秀梅入清溪鄉開始寫起，展現干部們組織、動員農民入社的過程，寫到常青初級農業社的成立。續篇則展現常青社轉為高級社以后的生活面貌，呈現出合作化運動中的路線斗爭與敵我矛盾，最后以歡慶豐收的結局來收束全書。該書之所以面世60余年來廣受讀者歡迎，跟作者用真情和匠心塑造的小說藝術風格有關。濃郁的生活氣息、清新的泥土芬芳、明麗的地方彩色，都讓小說馥郁著南方山鄉的水靈質感。在雅致秀麗的山水景致中，點綴著活潑鮮亮的湘民風俗，躍動著人們在合作化運動中自由創造、幸福勞動的蓬勃生動的時代氣氛。

從1955年到1965年，在益陽農村落戶的周立波還創作了20余篇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在反映時代風貌上稍遜于《山鄉巨變》，卻以展現湘中農村富有意趣的生活、融灌情境交融的抒情境界取勝。《禾場上》是展現農村生活意趣的典型例子，它描寫了一個涼爽的夏夜，從縣里下來的合作化工作組組長到眾人歇涼的禾場上關懷、考察的場景。在愜意、和樂的氛圍之中，在鄉民們調笑、逗耍的情景里，魚水相融的關系盡數體現。《山那邊人家》則尤有抒情意味，新郎新娘在婚禮中流露出對于未來幸福生活的憧憬，映襯著遠近高低的笑聲，連同山野之上肥美、翠青的原野，整個山鄉似乎都在共同激蕩著生活的甜蜜。如果說《山鄉巨變》反映出周立波記錄時代的激情，那么這些更短幅的寫作，則承接了周立波對家鄉赤誠的愛，地方風俗、生產情境、各式人物等更為蕪雜豐富的生活內容，都一一被納入進來，并被用心地裁剪，變成一幅幅精致動人的南方山鄉生活畫。

周立波回湘之后在創作上的豐富收獲，源自于他在益陽建立的“生活基地”。他不喜歡走馬觀花，更愿意深入人民群眾里，從行動到感情，都真的生活在他們中間。周立波在大海塘、桃花侖和鄧石橋幾個鄉都參加過當地的農業合作社建社，還擔任過桃花侖鄉委員會的副書記，熬夜開會、串聯動員、歡慶大會，這些后來被寫進小說里的情節，都是周立波親自參與過的。干部們開會前放松打撲克、村口的破敗土地廟、善良而缺乏城府的亭面糊、忠厚可靠的“婆婆子”李月輝……這些鮮活可感的細節、人物，亦誕生于奔赴群眾的選擇之中。“描寫熟透了的地方和人物，往往筆尖一接觸稿紙，形象和場面自然從腦子里泛溢出來，那樣寫出的東西，才會真正有生命”。周立波曾動情地總結自己的創作之路。

周立波也把“建立創作基地”的寫作經驗傳授給了湖南的青年作家們，很好地提振了當地文壇的風氣。這里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20世紀60年代初，未央、謝璞、向秀清、孫健忠等青年作家從各市州被抽調到湖南省文聯創作組從事創作。

在省城長沙司馬里王家菜園里，這些青春年少的小伙子終日放聲歌唱、鬧耍，沒過多久筆下就沒有墨了。時任省文聯主席的周立波詼諧地稱他們是“菜園”里的“叫雞公”，告訴他們，只有扎扎實實地去生活一線，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在周立波的教導下，“叫雞公”們離開了“菜園”，下到了農村火熱的生活里，為當時的湖南文壇，奉獻了多部馥郁著泥土芳香的佳作。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