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三年，“父親”常以不同臉孔出現在我的小說中，有時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失蹤者，他的缺席給家庭帶來了某種難言的恥辱與苦寒。多年來“我”沿著夢與河流尋覓父親但毫無蹤影。父親像一股氣味，在在與不在之間飄忽搖擺。而《鳥投林》中“父親”則是一個實存：有血有肉，有色有聲。這個“父親”不僅存在于我的小說中，也存在于眾人的生活里。他是社會之林中的一只鳥，好和壞我不評價但有一點需要明晰，他是我的“父親”，但同時也可能是千千萬萬人的父親：固執，蠻橫、自信、一根筋。倘若僅僅只是這些還好，可怕的是他擁有某種職務，在廠里他是“后勤部主任”在家里他是父親又有絕對的領導權：說一不二耀武揚威。無論在單位面對下屬，還是在家庭面對妻兒，他永遠都是那個發號命令，吆五喝六，讓人感到恐懼并臣服的人。可是某天，他退休了，而他渾然不覺他對下屬的管控權也頃刻間喪失，以為自己還是后勤部主任，以為自己的話還重達千斤，于是在公園指揮別人跳廣場舞，指導一群老頭下象棋，并在修理鋪大罵小學徒，結果無一例外，這些事的結局都令他感到極度的震驚，沮喪和挫敗。他的精神也在接連的重創中走向更加狂躁和抑郁的泥沼。然而，即便在精神屢遭重創后，從不具備自我反思和糾錯能力的父親，成了家庭中的一個“燙手山芋”，他拒絕承認他有病，拒絕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整天足不出戶，發起瘋來就砸東西或在黑暗的房間里臆想過去，而他臆想的過去和現實相差萬里。

父親拒絕承認自己有病，堅決不肯入院治療，這個“家”在他的手中一點點走向破碎之際，母親含淚喚我回來，希冀我能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面對這樣一個父親，我除了感到他的存在是一個巨大的災難之外毫無辦法。我和母親都知道，當務之急是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只有這樣，才能保住這個家。但父親死活不肯去。最終，我靈機一動想到父親多年來最喜歡管理和控制別人，精神出問題也源于自己退休了沒有職務了管理和控制不住別人的緣故，于是我和精神病院院長私下商議讓他們以聘請父親當名譽副院長的形式把他騙到精神病院去。收到假聘書的那天父親得意洋洋，欣然接受，感嘆說自己的事業又迎來了第二春。而令我和院長大為震驚的是，父親到了精神病院后，真把自己當精神病院名譽副院長了，整天給患者開會，廢寢忘食地管理著一幫精神病，結果，在父親苛刻到近乎變態的管理下，倒把病人們收拾的服服帖帖，乃至精神病院院長都感嘆道：也只有是一幫精神病，才能忍受你父親那近乎變態的管理和控制。

最終，父親全身心沉溺于在精神病院對患者極端的管理中而精神抖擻，容光煥發，從世俗的“家”中徹底脫離。

倘若父親是一只鳥，而精神病院則是他最好的林子。

這讓我想到讀初中那會兒，學校的王師傅，五十多歲，跟校長沾親帶故，負責管理熱水房。王師傅見了學校老師領導都客客氣氣，唯獨面對前來打水的學生時總是罵罵咧咧。排隊不整齊啦，接水的時候快了慢了，他都要罵，但凡某個學生頂一句嘴，他就暴怒著要把所有正在打熱水和排隊的人都趕出去，鎖上門，理由是：大家打熱水時打打鬧鬧，不注意安全，為了你們的安全，所以老子才鎖上那扇門……

一來二去，為了打到熱水，再也沒有人敢頂撞王師傅，甚至我們開始討厭或怒視那些在打水過程中對王師傅的罵聲頗有微詞的同學。沒有辦法啊，人都是環境的產物，況且，我們真的需要熱水，而我們是否能打到熱水，則要取決于王師傅的心情：他手里有一把小而黑的鑰匙，隨時可以關上熱水房的大門。

從某種角度來講，王師傅和我小說中的“父親”是同一類人，或同一個人，就是他們依憑自己是廠里的“后勤部主任”、“精神病院名譽副院長”，手中都握著一把有形或無形的小小的，黝黑的鑰匙，隨時都可以關閉我們取水的大門，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