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讀書，形成了一些關于文字及其載體與文化之互動關系的思考，作成下文。

一、文字產生時包含了表意和表音兩個系統，兩者混合在一起，并非截然分開。埃及象形文字，表面上是表意，其實也有表音；楔形文字表面上是表音，其實也有象形表意。甲骨文，作為漢字的前身，我們現在基本是把它僅當作象形表意系統進行解讀，這是否有所偏頗呢（克里特島上的線文字B和一些甲骨文有相似之處，說明甲骨文作為表音系統是可能的）。此暫且不表，隨著表達豐富性的需要，更多的漢字被創造出來，無法僅按照表意的形式發展下去，于是絕大部分漢字變成了形聲字，這是表音的一種形式。所以，在對古代經典著作的注疏、評注中，訓音和“知音”的方法就顯得尤為重要，乾嘉學派在此方面做了重要貢獻，繼而國學大師王國維，后有師承王國維的國學大家高亨，高亨用訓音的方法在解讀《詩經》和《易經》上做出重要貢獻，而青年學者李碩寫作的《翦商》就是以高亨對《易經》的解讀為基礎的。之前以表意邏輯解讀不通的地方，使用訓音的方法變得通暢易懂，撥開了歷史的迷霧。

那么為什么西方是按照字母的方向進行表音，而我們仍然按照象形文字進行表音呢。我認為主要原因是認知穩定性在發揮作用，其背后又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我國自古以來是由宗族社會發展而來，族群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人的思維模式和認知模式沒有大的變動，所以由甲骨文發展而來的這套象形表意系統獲得認知穩定，而且文字還可以去除由口音帶來的認知不一致，具有較高的表達效率。而西方社會，其文字的源頭來自近東，就我個人的認識而言，生活在西方和近東的族群類型更為復雜，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在族群上有很大的差異，兩者之間沒有認知模式的一致性，對象形表意的理解不一致，這就導致象形文字理解的困難，也導致象形文字繼承的困難，于是文字的表音系統就顯得更具有穩定性和效率。第二個影響因素，是我的第二個思考。

二、中國的文字發明來自官方，西方的字母文字發明來自民間。首先，談一下比較好解釋的西方字母文字起源，希臘字母、拉丁字母源自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來自腓尼基商人對埃及象形文字的簡寫。腓尼基商人文化水平不是太高，在交流或貿易的過程中是無法完整拼寫出埃及文字的，而且復雜的埃及文字在交流和貿易中的效率低下，于是腓尼基人從埃及形象文字上約取了一些筆畫形成字母，發揮其表音系統。而這種系統正適應了西方社會多族群的特點。其次，為什么說中國的文字來自具有較高文化的官方精英的發明呢？ 我們先需要明確一點，中國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甲骨文，考古發現的甲骨文之前的一些刻符，由于其數量太少，只能算作符號而不能算文字。甲骨文的刻寫是由商代占卜的高等級官員完成的，即“貞人”“卜人”，他們后來發展為史官。文字的發明促生文書治理，大大的提高了行政效率和王朝版圖。從“武丁三年不語”這個記載來看，商王武丁之所以能夠不語而治國，因為可以依靠文書治理。

除了甲骨文的線索外，從古籍記載來看，有很多內容反映出漢字的發明來自官方。例如，“文勝質則史”（《論語》），“法者,憲令著于官府”（《韓非子》），“史定墨”（《禮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漢書》）。從孔子“述而不作”，可以看出，在孔子之前應該很少有私人寫作，私人可以述。“述”只是言說或者引用官方的文字記載，“作”主要由史官完成，孔子主要的貢獻是將史官書寫和保存的文獻刪定整理。由此可見，漢字由官方發明，并且主要用于行政管理和記載史事，官方可以通過教育體系將這種復雜度較高的文字傳播下去，同時也傳播了背后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傳承漢字和文化的，主要是社會精英，也就是“士”這個階層。另外，我們從《論語》中的一句“式負版者”（向背負邦國圖籍者行禮），可以印證當時史官的文字主要寫在竹簡和木牘上，非常笨重，以至有“汗牛充棟”的說法。直至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才擴展了書寫空間。進而引出了我的第三點思考，古代記錄文字的三種主要方式，抄本、刻本和活字本之間的關系。

三、抄本、刻本和活字本之間，并沒有明顯的技術比較優勢。抄本速度快和成本低，但能夠復制的樣本少，古籍最初幾乎都是以抄本形式存在的。在需求量不大的情況下，抄本具有明顯優勢，歷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典籍是以抄本形式存在的，比如《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其規模龐大，但僅需幾套，如果專門刻版印刷效率過低。刻本版式和字體美觀，可以重復印刷，適合印量大的經典圖書，只要刻版沒有壞，就可以繼續印刷，個別版壞了還可以遞修補版，其缺點是成本高、時間長。這就使刻印一本圖書變得相當不易，主要由官府和實力雄厚的書肆進行。例如，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在世沒有財力刻書，是由后生羅聘幫忙籌資刻印的。活字本排印速度快、印量大，但相對刻本不夠美觀，只能一印，重印的情況下需要重新排版。比如在《紅樓夢》一冊難求的情況下，為滿足市場需求，程偉元和高鶚首先進行的是活字印刷而不是雕版印刷。為什么漢字的活字印刷術沒有產生顛覆性創新的效果呢，主要因為中國的漢字太多，如果把字刻全，少說幾千個字模，成本和效率沒有比較優勢。在這方面，字母文字具有天然的優勢，因為字母只有幾十種，非常適合重復排版印刷。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傳到歐洲后，對歐洲的文化和思想啟蒙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在本土倒不明顯，原因就在此。活字印刷在西方促進了整個圖書業的發展，帶來了工業化和標準化，這其中包括對紙張制造的促進。這涉及第四個思考：

四、文化的進步是以紙張的產量提高為基礎的。紙張相對于竹簡和木牘而言，雖然具有質量輕、文字載量大、方便閱讀、易于保存和運輸的特點，但受制于造紙技術進步緩慢，古代紙張一直產量較低而且昂貴。除了“洛陽紙貴”這個成語所表現的以外，陶宗儀寫作《南村輟耕錄》也是一例，他買不起紙來書寫，只能寫在樹葉上面，更別談刻印了。紙張昂貴，導致文字表達要求簡練和格律，這是文言文的物質背景。隨著造紙術的緩慢進步，文章和詩詞的格律要求逐漸降低，唐代和清代的古文運動，明清時期的長篇小說都有這個背景，但是文言文仍是主流。清末民初，西方的工業化造紙工藝和印刷術的傳入，紙張的生產效率和產量得到極大的提高，進而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報紙和雜志得以產生，思想和文化得到解放，是最明顯的例證。

以上四點供讀者批評指正。舉一反三言之，現代人寫字使用拼音輸入法，其實是在發揮漢字的表音系統，文字及信息的電子化、互聯網化、人工智能化，將繼續促進思想和文化的進步與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