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人們從小到大會經歷各種各樣的考試。比如，日常生活中的入職考試、職業資格證考試或者從業資格考試等等。每當考試來臨,尤其是在像中考、高考這樣的大型考試前，考生們難免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所以，人們會想盡各種花樣來備考，以期緩解緊張心態、化解焦躁情緒，爭取在考場上能夠超常發揮，取得一個理想成績。其實，說起考前備考，古人可是頗有心得。

輔導班突擊班

朱熹也把兒子送到名師門下

想要考得好，首先要具備充分的知識儲備，這需要考生在考前學習階段認真學習、復習各類課程。

在古代，想要獲得系統性和專業性的學習機會，也得報上一個“輔導班”或者“補習班”，那時輔導班和補習班不算少，甚至還有由官方出面專門設置的“官學”。所謂“官學”，就是由官府設立的公辦學校。在先秦時期，統治者便有設立官學的傳統了。

古代的官學相當于“公辦輔導班”，不收取學費，其資金來源主要靠財政撥款，學生的待遇和就業前景都不錯。然而，能去官學這樣的最高等學府上學可不容易。歷朝歷代，對于太學或者國子監的入學資格都有著嚴苛的規定。到了宋代，由于重文輕武，對于文化教育的需求極大提升。于是，“民辦輔導班”開始興起，一大批書院建立了起來。

比如，南宋學者呂祖謙所創建的麗澤書院就是一所名牌輔導班。該書院位于婺州（今浙江金華）。呂祖謙不僅是當時的名家，而且本就是進士出身，在朝為官多年。他還曾邀請朱熹、張栻等著名大家來到書院講學，書院師資力量強大，這么一來，這家輔導班吸引了天下眾多學子前來學習。

呂祖謙的輔導班受歡迎的關鍵還在于，他的書院教習的內容，基本上都是應對當時科舉考試的技巧。換而言之就是專門應對考試的“應試班”。正因如此，當時的大儒朱熹，也將自己的兒子朱塾送到呂祖謙門下學習。

為了提升“升學率”，呂祖謙還特意編寫了教材《東萊博議》。呂氏家族原是山東東萊的望族世家，所以呂祖謙自號為“東萊先生”，所謂“博議”是呂祖謙根據當時學生的總體特點以及社會實際情況和科考內容，以《左傳》為基礎，整理編寫了一本《左氏博議》作為講義。人們稱之為《東萊博議》。

教材編好后，呂祖謙自己也毫不避諱地說：“《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這本教材，自誕生之日起，就是為了幫助學生們應試的。所以里面的所有文章，都可以成為科舉考試中的范文。據說學生通過學習《東萊博議》，科舉水平就能有立竿見影的提升。因此，《東萊博議》不僅成為了麗澤書院的教材，許多輔導班、補習班也將其選為讀本和教材，《東萊博議》一時竟成了暢銷書。由于這本書是黃封皮的，在當時又被稱作“黃冊子”。當然了，也有人對于這種應試教材不以為然，比如南宋末年的大臣劉黻就曾說：“區區黃冊子，所事惟奪魁。”這種應試教材，沒別的太大用處，唯一的用處就是為了考試。

除了輔導班，在古代還有“考前突擊班”。古代書院為了提升“中舉率”，每當到了科舉年份，也會大規模擴招，想方設法吸引優質生源。比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湖南巡撫丁思孔將優秀的生童集中到岳麓書院教授科舉之學，而且“月輒一試，糊名而進”，每月都進行模擬考試。各地士子聽說之后，紛至沓來：“遠方學者聞風向往，雖遠在江南閩浙，亦不憚重繭而至。”

在明清時期，書院常常按照考試成績將學生分為三等，成績最好的一等叫“正課生”，不但食宿全免，每年還有生活費補貼。廣東粵秀書院在清朝嘉慶年間頒布的《粵秀書院條規十八則》中，就有規定：“向來每遇鄉試之年,生監增取正課四十名。今議鄉試年分增取正課生監二十名。”即每當鄉試年份，在原規定增收40名作為正課生的基礎上，再增加20名正課生名額。這些學生可以獲得良好的應試輔導和強化訓練。此外，鄉試年份，還有“增額正外課膏火”的規定，即無論哪等學生，都可以獲得更高的生活費補貼，為考生們一心一意考取功名提供良好的條件。

不僅如此，有的書院還專門開設了“舉人班”。在明清時期，舉人已經通過了鄉試，所以沒有專門的學習場所。但舉人還需要參加會試和殿試，因此，部分書院為了滿足舉人的應試需求，還會專門招收部分舉人入院學習，為舉人們提供參加會試前的應試輔導教學。清朝嘉慶十三年(1808)，鹽政阿克當阿便在揚州梅花書院招收舉人，開了清代書院招收舉人的先河。根據《明清進士位名錄》的統計，在“舉人班”開設的第二年，梅花書院便一次性考出了4名進士，其中洪瑩更是一舉奪得狀元。一時間，梅花書院聲名遠揚，成為晚清的著名學府。

買教材押考題

學霸白居易自己編教材

作為一名應試的考生，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古代，有些學霸能夠自己為自己編輯教材，比如唐朝詩人白居易，就曾經自己編輯了《百道判》和《策林》兩本教材。

不過，這些教材的編撰者，其出發點還是停留在為考生們提供考前參考。而到了明清時期，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廣義上的科舉教材主要是指各類經史圖書，但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科舉考試日趨程式化，而大部分讀書人考試的目的性更加明確，于是，許多考生們不再專注于鉆研經書大義，而是開始揣摩時文答題技巧。所謂“時文”，即科舉時代的應試的文章。加上當時出版業發達，從明代開始，科舉教材就成了一門生意，一大批以考試為導向的科舉教材涌現了出來。

早在明朝前期的成化、弘治年間，科舉考試用書就開始出現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教材當屬《京華日抄》。這是成化年間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時文集，相當于“高考優秀作文選集”。此書一面世，深受士子們歡迎，同類書籍也隨之大量迸涌出來。到了明朝后期，科舉考試類圖書處于供銷兩旺的態勢。

當時，全國的圖書出版中心在福建建陽，建陽書坊所刊刻出版的圖書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教材。有學者曾經統計過，明代建陽各個書坊所刊刻的科考用書數量，得出一組數據：明代建陽書坊刊刻的科考用書數量是757種，占總刊刻書籍數量的67.11%。這說明，科舉教材是當時最為暢銷的書籍種類。

明代建陽書坊刊刻的教材之所以受歡迎，除了市場需求量大外，具有創新意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比如，當時的刻書家余應虬編輯的《四書翼經圖解》,將傳統的《四書》加以釋文和圖解，使其更為通俗易懂，面世之后頗為暢銷。此外，教材在版式上也不斷推陳出新，比如在書籍中插刻插圖，使得書籍的可讀性和趣味性都得到了極大提升。當然了，還有一部分奸商，偽托狀元和進士之名編纂圖書，這種做法有悖道德，但借著狀元和進士的流量，卻吸引了一大批買家。

在眾多教材中，賣得最火的還是類似于《京華日抄》之類的八股文選本。在選本中又有不同類型，比如“程墨”，是指鄉試、會試考官所寫的范文或中舉考生的文章，這類選本權威性大，最受考生追捧；其次是“房稿”，這類選用的都是新科進士平日所作的八股文，因此也相當暢銷；還有“行卷”,這是鄉試中中舉的舉人作品選，銷量相對來說要差一些。此外，還有“社稿”“朱卷”“窗稿”“名稿”等，但權威性都不如前三種選本。

后來，書商們不滿足于簡單的編選，還會邀請各路名家對編選的文章進行點評和分析，幫助考生加強理解，提升八股文寫作技巧。比如，明朝的《一房得士錄》《閱藝隨錄》《程文選》等等都是此類教材。在這種背景下，明清時期，還誕生了一種新職業——“選家”，如果說得具體一些，就叫作“時文選家”或“八股文選家”，即專門靠編選時文為生的人。

其實，清代小說《儒林外史》中便為我們生動刻畫了“時文選家”的生活圖景。書中提到的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蘧驗夫等人，都是書里有名的時文選家。比如書

中的馬靜，字純上，俗稱馬二先生，因屢試不舉，最后在嘉興的文海樓書坊以編選八股文選集為生。他編選的《三科程墨持運》，不僅具有權威性，而且還有詳細的注解和批語，成為了暢銷大江南北的優秀科考教材。

同行衛體善和隨岑庵卻頗為眼紅，于是背地里評價馬二先生：“聽見他雜覽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亂鬧，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所以我看見他的選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語涂掉了讀。”而另外一名選家匡超人，是個不學無術的學術混子。他甚至還在他人面前自吹道：“選本總以行為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他編輯的“優秀八股文選集”，已經出口到了外國。讀者讀來真是忍俊不禁。

明末清初的學者呂留良也做過科考教材的生意。清人王應奎在《柳南隨筆》中記載：“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本子風行海內，遠而且久。”“天蓋樓”正是呂留良所經營的刻局，他靠著賣應試教材的生意大發其財。然而，當時的黃宗羲和萬斯同卻對呂留良的這種行為頗為看輕，甚至調侃這是“紙尾之學”。

許愿祈福吃彩頭

拜萬世師表也拜文運神

如今，有的考生考試之前都會拜拜各路考神，或者吃上一些蘊含著美好寓意的美食，討個好彩頭。那么，古代科考生，考前要拜哪些“考神”呢？

在儒學之中，孔子為萬世師表，古代的考生們自幼即奉其為神。每當科舉開考前，官方都有盛大的拜祭孔廟活動。對于古代考生來說，科舉考試前少不了要拜一拜孔子，希望自己在接下來的考試中能夠文思泉涌、下筆如有神。佛教中的“考神”，為文殊菩薩。傳說中文殊菩薩是智慧、文化的化身，他出生時即會說話，智慧超群，因而備受學子們的尊崇。

此外，我國古代的文運神有“五文昌”之說，即道教奉祀的五位神明：文昌帝君、文衡帝君（關帝）、純陽帝君（呂洞賓）、魁星、朱衣神。

古人們認為，文昌星是主持文運功名的星宿。所以，文昌帝君在中國民間和道教中，是尊掌管士人功名祿位之神。關公深明春秋義理，為人公正，處事嚴明，所以主管著讀書士子的道德品行、錄取排名。魁星，俗稱文曲星，本名“奎星”，原為古代天文記載的二十八星宿中的西方白虎宮七宿之首。由于在科舉考試之中，第一名也被稱為“魁”，所以，魁星也被士人供奉，以祈功名。在古代，許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樓”，寓意學子“奪魁”，為科舉士子們頂禮膜拜。

純陽帝君呂洞賓又稱孚佑帝君，他出身士人，后來修道飛升。在傳說中，呂洞賓曾經以黃粱夢點醒趕赴科舉的盧生。后來，純陽帝君也成為我國古代傳說中的“考神”之一。此外，宋代趙令畤的《侯靖錄》記載了一個傳說：歐陽修做主考官時，每次閱卷就會感覺身后站著一個穿紅衣服的朱衣人，那人時時點頭。凡是他點了頭的卷子，必定合格。后來，歐陽修感慨道：“文章自古無憑據，唯愿朱衣暗點頭。”從此，朱衣神就成了學子們信的“考神”之一。

除了拜“考神”，吃些吉利的飲食討個好彩頭也很有必要。我國古代便流傳下來許多帶有“吉利”寓意的食物，比如浙江的著名特產狀元糕。以其外型酷似古代新科狀元戴的帽子，因而得名。廣東的豬雜粥，也有個氣派的稱謂——“狀元及第粥”，這碗粥里，還有著一則故事。

相傳明代嶺南才子倫文敘幼時家貧，以賣菜為生。一粥鋪店主憐其年幼，便每日到倫文敘家買一擔菜，并要他送到粥鋪。每當倫文敘到粥鋪時，店主便用剩余食材生滾白粥，免費請倫文敘吃。后來，倫文敘高中狀元，衣錦還鄉時特地前往感謝店主，店主又為其做了一碗豬雜粥，于是，豬雜粥就成了“狀元及第粥”。

總之，中華飲食文化博大精深，國人在吃的方面，向來很有創新精神，不同地區的考前食俗亦有不同，但目的卻大抵一致：能討個好彩頭，祝愿自己在即將到來的考試中能夠考運上佳、一舉中第。

關于拜考神，蒲松齡在《聊齋志異》里還有個“魁星”的故事：話說山東鄆城有個人叫做張濟宇，他夜里躺著睡不著，忽然整個房子里亮了起來。他起來一看，驚訝地發現一個鬼正拿著筆站著，樣子和魁星一樣。張濟宇連忙起來跪拜，可房里的光很快就消失了。張濟宇以為這是魁星保佑他成為狀元的預兆，從此自負起來，不再認真學習。到最后，竟然“落拓無成，家亦雕落”。蒲松齡最后發出感慨：“彼魁星者，何以不為福而為禍也？”

大考來臨，每個考生都不可避免會有壓力。“許愿祈福吃彩頭”，實際上也是一種考前的解壓方式，能夠緩解考生們緊張的心理狀態。但最終能不能成功，歸根結底還是要靠平時揮灑汗水、學習積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神靈護佑上，而自身卻不付出努力，那么到頭來只能竹籃打水一場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