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肖勤，貴州遵義人，一九七六年生。魯迅文學院第十二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中國作協會員。曾獲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人民文學獎中篇小說獎、十月文學獎、小說選刊全國年度小說獎、民族文學全國年度小說獎，以及貴州省第一屆政府文學獎，貴州省第十四、十五屆“五個一工程”獎等。代表作有《暖》《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丹砂》《守衛者長詩》等，作品見于《人民文學》《十月》《民族文學》《北京文學》等雜志，多篇小說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等選刊及不同年度選本轉載，部分作品被譯成英、法、韓、蒙古、哈薩克等文字。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影有《小等》《碧血丹砂》。

全科醫生紅醫魂

—— 一所紅色醫科大學的初心之路（節選）

肖 勤

第一次聽說全科醫生，是李春鳴告訴我的。李春鳴喜歡笑，一笑起來眉眼間就有春天的味道，許是因為性格深處的善良，從事胃腸道腫瘤病理學研究，同時又分管教學工作的她，多次談到的話題居然是全科醫生。在醫學研究越分越細、越分越精的今天，為什么她反其道而行之，對全科醫生這么感興趣呢？

“因為農村看病太難了……”正是雪花紛飛的嚴冬時節，凜冽寒風中，李春鳴的表情莊肅靜穆，我倆站在觀山湖邊，看著漫天飄飛的雪花，遠處是隱約可見、綿延不盡的大山——貴州的山太多，群眾出山的路太難，這是全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脫貧攻堅期間，貴州省從生存條件惡劣的石山區和深山區整整搬遷出了一百九十二萬貧困群眾。而曾經在鄉鎮工作過十余年的我，亦深知農村缺醫生是什么滋味。二〇〇三年初春“非典”疫情來臨時，我在鄉鎮正好分管醫療衛生，所謂分管，其實就一個衛生院，聽起來有十來號人，真正具備執業醫師資格的只有一位快六十歲的老院長，每天要累到凌晨兩三點。

那是一個提心吊膽又充滿恐懼的春天，我最擔心的事竟然不是“非典”本身，而是怕老院長病倒，因為他是全鎮四萬多人的“盔甲”。

談到盔甲，李春鳴拍拍我的手背以示安慰——“我們就是送‘盔甲’的人，幾十年了一直是，現在送得更多——我們是全國首批培養農村全科醫生的醫科大學之一。”

幾十年一直是？我有點困惑，全科醫生培養是近十年的事，怎么能扯到幾十年前去？

“你看看遵義醫科大學的歷史就知道了。”她說。

李春鳴極度熱愛她的大學，不僅僅是因為它坐落在舉世聞名的紅色革命圣地遵義，更因為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長河里，這所大學始終是一個特殊的坐標，在群星交輝的天空閃爍著獨特而耀眼的光芒。

一 戰火中誕生的紅色醫學院校

一九四六年五月，大連。

一個溫文爾雅的中年男人匆匆行走在街頭。

到大連之前，他叫黃農，接到任務后，他有了一個新的名字：王布君。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軍出兵東北，配合中國軍民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軍進駐旅順、大連。此后，在蘇軍的支持和幫助下，中國共產黨暗中接管了一大批工廠、醫院和學校，大連也由此成為我黨穩定的戰略后方基地。在此期間，黃農受黨組織指派到大連就任衛生局局長，以組織接收日偽留在大連的醫療機構，為解放戰爭籌集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同時，黨組織要求他抓緊籌建一所醫學院校。由于大連當時特殊的環境，黃農共產黨員的身份不便公開，便改名為“王布君”，這個“布”字，也許含有布爾什維克之意，但此時正好暗合他即將開始的任務——布局。

自一九三九年起先后擔任新四軍三、五支隊軍醫處主任的王布君，內心遠比溫雅的外表強大，多年的戰火歷練讓他在培養部隊一線醫務人員、健全醫療衛生組織等方面積累了大量經驗。到大連后，王布君迅速組織人力完成了醫療機構清點整理和接收工作，并在黨組織的要求下籌建大連醫學院。

于是，那年冬天，人們經常看到一輛馬車載著忙碌的王布君四處奔走。白天，他在竭力游說社會人士籌資建校；夜深人靜或黎明初曉時分，他則忙著計劃怎樣安全接收黨組織和軍隊派送過來的學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經過一明一暗兩條線的緊張籌備，大連醫學院正式以院長王布君的名義發布招生簡章。簡章中說，“本院以培養醫學建設人才為宗旨”，并指明其培養的“官費生”一律要“指定地點服務”，其實暗指為前線培養軍醫。

當招生簡章出現在《大連日報》上時，正是新中國的春天到來前最寒冷的季節，一場場事關中國人民前途命運的戰斗正在激烈進行：在山東，華東野戰軍第一、四、六、七、八縱隊正分三隊從臨沂地區秘密北上，在雨雪嚴寒中夜行曉宿；在東北，國民黨軍在杜聿明的指揮下，正集中五個師的兵力第三次向東北民主聯軍南滿部隊發動進攻。

作為一名特殊的戰士，王布君在屬于他的戰場上，以隱秘的方式成功搭建了我黨的特殊“輸血站”。

今天，站在遼東半島，我們看到天空蔚藍、大海廣闊、現世安穩、天地遼遠。可當年在炮火硝煙中誕生的這所紅色醫學院校，只不過是茫茫大海中的一葉小舟，難以想象它是如何以泰然之心、微薄之力，掌一縷星火而助燎原。

二 一切為了人民

流淌著紅色血脈的大連醫學院，注定從一出生就擔負重要使命。無論是解放戰爭，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以及三線建設期間，它的成長和付出都與共和國的建設史緊密相連。

新中國成立之初，時任大連醫學院院長的沈其震四方奔走，動員一大批專家學者到大連醫學院任教，為新中國留下了一批教育和科研的珍貴火種，也為大連醫學院的發展夯實了四梁八柱。

沈其震是中國人民軍隊和新中國醫藥衛生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亦是中國醫學科學院首任院長。出身書香門第的他自幼熟讀四書五經，有儒雅之風，更具蓬勃的革命激情。他的一生頗具傳奇——先是在天津法租界開辦診所，為共產黨提供地下聯絡服務，后又隨葉挺到武漢，在漢口加入了剛成立不久的新四軍并擔任軍醫處處長。

為確保專家順利進入東北，沈其震和弟弟沈其益精心組織、縝密安排。沈其益是我國知名的植物病理學家，他帶著專家學者分批繞道香港、天津或朝鮮，再經海路秘密到達大連。這批專家中有中國微生物學奠基人魏曦、中國人類古生物學奠基人吳汝康、中國藥理學奠基人張毅……他們如同一顆顆璀璨的明珠，點亮了這座濱海之城，也點亮了新中國的科研教學之光，大連醫學院成了新中國聚集高端醫學教學科研人才的高地之一。

抗美援朝期間，美軍用飛機在朝鮮撒下大量帶病菌的昆蟲。志愿軍第四十二軍第三七五團戰士李廣福最早發現這一陰謀，他在金谷里雪地發現大量蒼蠅、跳蚤、蜘蛛等昆蟲，散布的面積長約二百米、寬約一百米，但當時的嚴寒天氣完全不適于昆蟲生存。面對蹊蹺詭異的情況，中央衛生部迅速組成調查團奔赴朝鮮和中國東北，大連醫學院的魏曦、何琦二人隨團赴一線開展昆蟲標本培養化驗和防疫指導等工作。魏曦擔任了最危險的檢驗隊隊長一職，為了尋找美國實施細菌戰的證據，他夜以繼日地工作，最終在美軍投擲的細菌武器中分離出鼠疫和霍亂菌，以科學依據向全世界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這些調查結果作為確鑿證據，發表在以英國李約瑟博士為首的由國際著名科學家組成的科學委員會調查團關于美國在朝鮮和中國進行細菌戰的事實的調查報告上。魏曦、何琦二人因此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勛章。

在遵義醫科大學，我看到了魏曦一九五六年參加中南海宴請時與毛澤東主席的合影。照片中的魏曦眉眼敦厚，笑意如清晨澈凈的陽光般溫和安然，那是破黑暗以曦光、揚正義于四海的微笑，更是身為醫者的溫暖和擔當。

那個時期，沈其震、魏曦、何琦他們所在的地方是大連星海，他們的胸中亦藏著星辰大海。

大醫人，大醫魂。

三 到西南去

時光如潮水滾滾向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好人好馬上三線”，中國一大批鋼鐵、國防、機械、能源等工廠紛紛遷往西部地區。一九六九年，為支持三線建設，改變中國西南地區缺醫少藥的現狀，黨中央、國務院研究決定大連醫學院舉校南遷。

這是一次載入中國醫學史冊的壯舉——沒有浪漫的詩句，只有毅然的別離。一九六九年五月，大連醫學院所有教職員工及其家屬、學生近三千人踏上鐵道部特批的大連醫學院南遷專列，經過三天三夜的漫長旅程，終于抵達近三千公里之外的大西南腹地——遵義。隨遷物資包括學院本部所有能帶走的檔案文獻資料、教材、家具，也包括了附屬醫院四百多張病床規模的相關設備、儀器、藥品，還有實驗室的瓶瓶罐罐。

“叮叮當當裝了一百多節火車皮。”李春鳴感慨地說，“連附院病房的輸液架子都搬了過來。想想那一代人付出了多少啊，我們再奉獻也不及他們萬分之一，所以說這所學校是有精神內核、有靈魂的。”

六十多歲的李小薇至今還記得幼時漫長的旅途。這是一位恬靜優雅的女醫生，她說一個人要想心電圖上有最美的線條，就要有最豁達的心態和最淡定的心情。

當年父母說要南遷時，年幼的她并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突然有一天，父母開始忙碌地收拾家中衣物和書籍。小學四年級的李小薇這才感到了實實在在的離愁。

“火車開得很慢，走著走著景色就變了，從一眼望不到邊的原野到一眼望不到邊的山。山很大，大得讓人感覺出不了氣；山很擠，像是要擠到鼻子前面來。田野上的人穿著打扮也都很奇怪，我從沒見過，他們身上披著棕色的大傘一樣的東西，后來我知道那個就是柳宗元詩里說的蓑衣——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他們吃辣椒，很紅很細那種，像火苗，看一眼都感覺嗓子眼會冒煙。我覺得我一輩子都不可能吃它，我想回家。”

但是李小薇后來學會了吃辣椒，也沒有回大連。作為一名心電圖醫生，她和許多大醫人及大醫人的子女、學生一樣，選擇留在了遵義，將根深深扎在貴州高原，讓自己的心與這片土地一起感受奮斗的喜悅和激情的跳躍，一起篳路藍縷，一起歷經春夏秋冬。

一九六九年七月，遼寧、貴州兩省完成南遷交接工作，大連醫學院更名為遵義醫學院，但純樸的遵義人民一直稱它為“大連醫學院”，把當年醫院門前的街道取名“大連路”。老區人民用這樣一種平凡樸素的方式，擁抱和珍愛這所千里遷徙而來的大學。

大連醫學院的南遷對當時的貴州影響巨大，它引領貴州乃至整個西南地區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邁上了一個新臺階——整個學院副教授以上職稱人數達一百零二人，比此前貴州省高校的高級職稱人數總和還要多出一人！

從此星河璀璨，輝映黔山貴水。

從此婁山明月，夢無海浪碧波。

到遵義后，革命老區缺醫少藥的現狀震撼了大連醫學院的師生。老師們迅速帶領學生組成醫療小分隊，下到農村開展巡回醫療。一大批頂尖級的大學教授和醫學專家干起了赤腳醫生的活兒，他們背著背筐，在懸崖上互為藤蔓和支撐，吃力地向上攀爬……

“一邊坐診治病救人，一邊到鄉村搞巡回醫療。那時候貴州急腹癥病人特別多，大醫來了后，將死亡率從百分之四降到百分之一點一，這項專業成果在全國都出了名，還受原衛生部委托主持了全國急腹癥學習班。大醫人在農村教基層醫生做闌尾手術、掌握農村四十種常見病防治，還教授農村水源調查、糞便管理和疾病調查統計方法……其實我們學校從那時候起就開始全科醫生培養了。”校史館的付延功副教授告訴我。

至此，我終于明白了李春鳴為什么要我先去了解遵義醫科大學的歷史。

四 醫啟大婁山

“學校的傳統歷來就是顧全大局、為人民服務。前輩們這么做，今天我們也是這么繼承。”

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坐在我面前，陽光映在她臉上，籠上了一層金色的微光。她的裝束十分平凡，像小縣城里去往菜場買蔥蒜豆腐的普通老太太。如果不是她言談中不斷冒出流利的英語和俄語，我幾乎不敢相信，她一九九四年就去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醫學中心留過學，后來毅然放棄留美，回歸遵義。她就是生物化學教授錢民章，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參加過國家863計劃、“七五”攻關課題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課題研究。

我問她為什么留學后還是選擇回來。

她說：“當年三線建設，大連醫學院說來就來了。到了遵義后，這里又是革命老區，講奉獻講擔當，紅色學校傳統加上革命老區歷史，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腦袋里裝的一定不是享受、更不是小我。在貴州要培養一個優秀的醫學生太難了，要是出一個就跑一個，老百姓怎么辦？”

正如錢民章所言，大連醫學院在遵義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過程是艱辛的，也是沉重的。

一九七〇年年底，一場巨大的災難如烏云般無聲襲來，由于衛生、飲水條件問題和超負荷運轉，學院陡然暴發肝炎，師生患病人數高峰期多達五百多人，這對一個擁有眾多泰斗級專家的醫學院校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第二年，一場更詭異罕見的傳染病再次席卷學院，越來越多的師生得了“怪病”，癥狀各不相同，一時間人心惶惶，最后該病被命名為“多發性腦脊髓神經根炎”。這場病不到半年便席卷了整個學院和附屬醫院，患病人數近七百人。一時間，肝炎加上神經炎，教職員工倒了三分之二，學生倒了一半。

嚴重的疫情引起了原衛生部的高度重視，在多方指導和關心下，部分患病職工獲批返回故鄉大連治療。之后，大連復辦醫學院，一大批教授相繼返回大連支持新院建設，史稱“北調”。

人才是一所大學的根本。在這緊要關頭，著名外科專家陳榮殿、著名生物學家伍律等二十多名教授決定留駐遵義。他們大都參加過巡回醫療，到過遵義的許多貧困山村，深知西南地區群眾之苦。面對缺筋少骨的學校，他們嘔心瀝血，克服重重困難力挽狂瀾。在他們的感召下，一批已調回大連的老教授再次毅然返回遵義，他們攜手共克時艱，硬是把一所人們以為要垮掉的學校撐了下來。一九八五年，學院615系小鼠五個新瘤株的建立和實驗成果獲當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應用價值達到國內先進水平，其中兩個新瘤株為國內首建，為我國腫瘤的病因學、實驗治療學和腫瘤免疫學等研究提供了新模型。通過老大醫人和新遵醫人的接續努力，遵義醫學院逐漸恢復元氣并成長壯大，跨入新的發展里程。

這一程，是徹底在遵義扎根的一程，是讓革命老區人民放心安心的一程。

陳榮殿后來被任命為遵義醫學院院長，一九一七年出生于福建的陳榮殿是中國腹部外科的著名專家，也是一位將生命和軀體都完全奉獻給人民醫學事業的偉大醫者。

一九八三年六月，陳榮殿患夾層動脈瘤去世，留下的遺言是，等他一去世就立即利用他的遺體制作一部電教片，內容是“結腸前胃大部切除術”，因為當時全國人衛版《外科學》統編教材的這一部分內容就是他編寫的，他希望能用自己的遺體做一個相關內容的電教片，以供學生們學習成長。為他完成這一遺愿的是普外科專家楊春明教授，當年的楊春明含著淚向他的遺體舉起手術刀，以最悲痛的心情、最謹慎的態度完成了這場特殊的教學示范手術——因為陳榮殿是他最敬佩的同事，更是他最敬愛的老師。

在中國教育史和醫學史上，第一批志愿捐獻遺體供醫學教學的大都是醫務工作者，他們的遺體經過若干程序處理，最后成為大體老師——這是醫學界對捐贈遺體者的尊稱，也稱為無語良師。

“寧愿讓學生在我身上‘千刀萬剮’，也不讓他們在病人身上下錯一刀。”從生到死，再從死到“生”，陳榮殿以這樣莊嚴的方式，讓他的學子們深刻感受到醫者的神圣。

在大連路老校區圖書館的小山坡，沿著落葉遍地的石階拾級而上，高大的女貞樹下掩映著一塊小小的石碑，碑的正面只有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六個字——“陳榮殿紀念碑”。

“人民給我的本事，要舍得花在人民身上。”這是陳榮殿留下的話，也是一位真正將自己的生命和血肉奉獻給人民的醫學專家的鏗鏘誓言。

二〇一八年，遵義醫學院更名為遵義醫科大學。啟航新征程，回望來時路，學校已經在遵義和改革前沿的珠海兩地有了三個校區，從當年南遷過來的兩千余教職工發展到一萬多人，下設二十九個教學院系和五所直屬附屬醫院，藥理學成為國家重點（培育）學科。這所坐落在烏江北岸、大婁山南麓的大學，為中國醫療衛生事業培養的優秀醫護人員足跡已經遍布全國各地和海外。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二〇二〇年疫情防控阻擊戰，遵義醫科大學率附院臨危受命，承擔起了貴州貴陽、遵義和湖北鄂州、廣東珠海三省四地的救治工作，甚至接手了鄂州四分之三的重癥病區，并整體接管鄂州三個方艙醫院，創造了眾多生命奇跡……時至春暖花開，在一幀幀珍貴的鏡頭中、在飛揚的紅旗下，一張張臉頰展現的是這所醫科大學從創建之日起就延續傳承的醫者仁心與紅色基因——愿為國赴危難、為民捐命軀、為蒼生除病痛。

五 花兒開滿山崗之前

關于蒼生，大山里的貴州人有深切而沉重的體會。

千百年來，貴州一直是貧窮落后的代名詞，人們用得最多的比喻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

不是貴州人不努力，而是沒辦法。連綿不盡的群山是高原最古老固執的紋路，在這些掙扎的褶皺里，藏著無數連綿不盡的苦痛，因為山高水深、溝長崖險，祖祖輩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習慣了逆來順受，“大病不治、小病不管”，因為沒法子出山。

“以前得病，扛得過就扛，扛不過就埋。要不是搬到城里，黨和國家讓我們住上新樓房，還把醫生派到家門口來，我這條命怕早就交代了。”二〇二二年冬，窗外寒風刺骨，八十三歲的老人林成群家里卻一片溫暖祥和，紅彤彤的年畫襯托得一家人都喜氣洋洋，回憶住在大山里的往事，他感慨萬千。林成群老人居住的畢節市七星關區柏楊林街道易地扶貧集中安置小區共有三萬多人，都是脫貧攻堅期間從大山里搬遷出來的，腿腳殘疾的他飽受出山看病之苦，根本沒想到晚年還能享這么大的福。“有個三病兩痛，打個電話，醫生們穿著白大褂背著藥箱子就來了。看完病，水都顧不上喝一口就走，他們忙，辛苦得很。”老人指著墻上和醫生們的合影，邊豎大拇指邊心疼地說。

老人說得沒錯，在人均醫療資源擁有量較低的貴州，醫生沒有不忙的，他們一坐門診就起不了身，就這樣，病人還是滿肚子怨氣。

“虹吸效應不打破，醫患矛盾就永遠解決不了，醫院建得再大還是會缺醫生。因為擁到三甲醫院的病人會越來越多。其實很多人只是個小感冒，但他也要往三甲醫院擠。為什么？因為基層缺乏讓群眾信任的全科醫生。如果有他們，通過他們實現分級診療，病人就不會全部堵到大醫院來。”談到看病難的問題，遵義醫科大學黨委書記何志旭深有體會，畢竟他自己就是博士生導師、著名的兒童血液病專家。

醫療扶貧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這一公里要靠全科醫生來實現。

脫貧攻堅以來，遵醫沿襲優良傳統，四季不斷派出醫療小分隊深入山鄉，服務遵義及周邊黔川渝群眾達一千余萬人，為貴州與全國同步實現脫貧攻堅立下了卓越功勛，被國家衛生部授予“萬名醫師支援農村衛生工程城鄉對口幫扶先進集體”稱號。

但是看著一個個“大神”級別的同事在鄉場上不厭其煩地給群眾講解最常見皮膚病用藥常識時，李春鳴陷入了深思——我們能培養這么多優秀的專科醫生，為什么就不能培養一批優秀的全科醫生？

撒點種子、栽點苗子到山里去。她的想法立即得到了領導班子的大力支持，因為大家都清楚醫療扶貧的短板在哪里，很多農村家庭都是被疾病這頭攔路猛虎擋住了致富的道路。

紅色的大學再次彰顯了擔當，它見證陪伴城市寧靜太平的人間煙火，也關注惦記散落在群山溝壑中的一盞盞孤燈。

二〇一〇年，遵義醫科大學率先成為全國首批招收農村訂單定向醫學生的醫學院校，相應的組織架構、師資配備、教材選用以及硬件設施也隨即從零開始，高速運轉。

“有點大白紙上畫畫的感覺，又沒有模板可以借鑒，很難，但很有意義，因為全科醫生培養是一肩擔兩頭，一頭擔教育扶貧，一頭擔醫療扶貧。一方面，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通過學醫有了工作，教育脫貧；另一方面，孩子們成長為優秀的全科醫生返回鄉村，幫助群眾實現醫療脫貧、長久脫貧。”遵義醫科大學黨委副書記、眼科博士蔡善君說到這一點，表情很自豪，坐在他旁邊的李春鳴則從女性獨有的角度表達了別樣的驕傲：“我們很少在農村談到‘情懷’兩個字，好像覺得面對農民說情懷很矯情，但其實人生而有情，農村缺醫少藥，病人更需要情感關懷。所以，培育有人文情懷的全科醫生，為老百姓培養情商和能力雙合格的健康守護者，是一件大好事，小切口、大情懷，這樣的事，再難也要干。”

從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二二年是漫長艱辛的十二年。俗話說，編筐容易起頭難。一開始，全國都沒有定向全科醫學生培養和使用的經驗，遵義醫科大學硬是從無到有探索織就了一張牢固精細的網，從教學探索到內容設置，從五年大學教育到三年住院醫師規范化培養，從手把手教他們如何在群眾交流中獲取病患有效信息到把畢業生送往基層履約，從定時回訪到幫助全科醫生解決個人困難、疏導不良情緒……可謂無所不包。

這張網從一開始就織滿了愛和善良、責任和擔當。為它兜底的，有貴州省衛健委、全省各市州黨委政府及整個衛健系統。可以說，一個小小的全科醫生培養，在貴州，完全是牽一發動全身。

二〇一八年，遵義醫科大學培養的第一批5+3（五年本科+三年規培）全科醫生全部奔赴一線。他們像一只只美麗的蝴蝶，飛向貴州的山山水水，實現了八年前自己簽下的回基層服務群眾的健康之約。

六 親愛的孩子們

在遵義醫科大學，師長們無一例外將就讀的學生們稱為孩子。醫道綿延，這樣暖心的稱呼讓人倍覺親切。

全科醫學生是一群特殊的孩子。

按照國家招錄要求，訂單定向的全科醫學專業招收的都是農村考生，由于有“兩免一補”政策（免學費、免住宿費、給予一定的生活補助），這個專業又成了許多少數民族考生和農村困難家庭考生的首選，不少孩子個頭瘦小，身體狀態不佳。看著他們，我才真正體會到蔡善君說的那句“全科醫生培養，一頭連著教育扶貧，一頭連著醫療扶貧”，而這些孩子，今天是沐光受惠者，明日將是執燈施善人。

“他們需要愛、需要補充營養，這個營養是來自全方位的，從物質到精神再到醫德培育。”全科醫學院黨總支書記黎飛說。

于是，我在這個大學看到了一幕幕感人的場景。

十一月的一個清晨，天色微明，七十多歲的退休老教師滕久軍已經早早來到了校園，他要督促全科醫學新生晨跑。他說，要當合格醫生，首先自己要身體健康，不然一臺手術沒做完，自己先倒了。

學生宿舍里，輔導員胡艷華正一間間督促學生開窗通風、洗澡、疊被……

談到衛生，大三的陳明月不好意思地撓頭：“我們都從農村來，衛生習慣不好。”

交談中，一個人影不停在走廊里閃過去又閃過來。

誰呢？我有些納悶。

“是黎書記。”陳明月嘻嘻笑，“這幾天新生開學，他坐不住，急著幫貧困學生聯系助學金。”

我出去一看，果然是黎飛，他正拿著手機急匆匆來回走著打“移動”電話。盡管全科醫學專業國家實行“兩免一補”，但還是有不少學生需要資助。新生小劉就是其中一個，因為六歲的妹妹突患白血病，整個家庭驟然返貧，走進陌生的校園，小劉的眼里一片無助和茫然。

黎飛安慰他說，放心吧，我們有圓夢助學金。其實，所謂圓夢助學金，就是每年學校領導老師們捐錢幫扶孩子們，同時也發動親友團朋友圈獻愛心。

孩子們就是在這樣一個充滿愛心又充滿紅色情懷的大學開啟了他們的新征程——每年看一部長征題材的電影、讀一本長征題材的書、重走一次長征路、開展一次祭奠紅軍烈士的活動，每周唱一首紅歌……

遵義醫科大學亦是全國紅色醫學高校聯盟的牽頭學校之一。通過重走長征路，年輕的全科醫學生們在婁山關下感受到了什么叫蒼山如海、殘陽如血；通過青杠坡祭奠紅軍烈士，感受到了什么叫血薦軒轅。一點一滴紅色文化的滋養，像種子一樣在他們心里生根發芽。

從學校到病房、從病人到醫生，肖雪的名字屢屢被提及。她是國家農村訂單定向醫生能力提升工程專家組成員，二〇一八年獲得全國十佳“優秀全科醫生獎”，二〇二〇年獲“吳階平全科醫生獎”，她的全科住培基地也在二〇二〇年被遴選為國家住培重點專業（I類）。

我遇見的肖雪，溫柔、篤定，從不會給人慌亂感，她說那是一個醫生的自覺——手可以急起來，腳可以急起來，但是狀態不能慌，醫生一慌病人就穩不住。我想多寫寫她，可她卻讓我多寫孩子們。

“孩子們比我們更棒，他們從農村來，知道農村的苦，他們回到農村去，像星星一樣點亮山鄉。”肖雪揚揚眉毛，雙眼閃爍著驕傲的光芒。

…… ……

（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3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