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應約為一家媒體“文學里念故鄉”欄目寫一篇散文，有感而發，一蹴而就。散文發表之后，總覺得意猶未盡，何不寫一個小說呢，這個念頭一旦閃爍出來，記憶的閘門就打開了，腦海里很快浮現出兩個畫面。

第一個畫面，應該還是在襁褓時代，母親抱著我，我看見一個紅樓，從綠蔭里伸出一個翹檐，陽光在紅瓦和樹葉上滾動，就像波光粼粼的浪花。這個畫面被我定位在我的出生地，安徽省霍邱縣姚李鎮老車站對面北偏西。十二歲那年，我從另一個老街洪集轉學到姚李讀初中，經常到汽車站，去找那個紅樓和那片樹林，然而再也沒有找到。

另一副畫面相對清晰，那是我童年生活的洪集老街，十字街西南角有一幢紅頂小樓，雖然只有兩層，但是每層都有五米以上，再加上地基較高，在平畈上鶴立雞群。記得一個景象，好像是個陰天，站在兩公里外的新街往東邊看，老街方向煙柳婆娑，掩映紅樓，如夢似幻。

我的幸運在于，我有兩個故鄉，夢幻中的姚李老街的紅樓一角和真實的洪集老街的紅頂小樓，照亮了我的整個童年。當時姚李是區政府所在地，下轄洪集、顧店、大橋、姚李四個公社。我父親是一名基層干部，他的工作經歷耐人尋味，先后擔任過姚李農科所的所長，洪集公社宣傳委員，姚李區物資分銷處副主任，洪集公社黨委副書記，姚李公社主任，洪集公社黨委書記，姚李區副區長、區人大聯絡主任。我出生在姚李，尾隨父親，在洪集讀小學，在姚李讀初中一年級，在洪集讀初中二年級，在姚李讀高中，在洪集當民辦教師，從姚李應征入伍。在我離開家鄉之前，我的家就像一條小船，在姚李和洪集之間十一公里的河流里來回穿梭，而我在船上比別人更多地領略了兩岸的風景。

從我記事之后，我們家的主要根據地在洪集，因為姥姥和奶奶始終生活在洪集，但是姚李卻是我本人的精神故鄉。姚李有養育我長大的托兒所所長韋姥，有曾經把我從倒扣的搖籃里救出來的醫生桂伯和他的夫人孫淑蘭阿姨，以及他們的女兒桂成園。

十幾年前回故鄉，走在姚李的街上，突然有人喊我的小名，說我小時候她給我洗過澡，問我記不記得？我說我當然記得，你是我大姐。我在洪集讀小學的時候，經常因為種種原因（也包括改善伙食的需要）離家出走，徒步十一公里，去找我的姚李親人，夏天穿一條短褲，渾身腥膻，而經常負責照料我飲食起居的，就是我的姚李大姐王啟蘭和桂成園。

當然，我的小伙伴也比別人多出一倍。初中二年級，有一次，姚李中學的同學給我寫了一封信，落到我母親的手里。這個同學喜歡拽文，模仿樣板戲《紅燈記》里的一句臺詞，在信里寫了一句“左手戴手套，暗號照舊”，這一下，引起我母親的警覺，她生怕我加入了某個非法組織，當天就跟我父親說了。父親研究了那封信，認為那不過是孩子們的一句戲言，跟搞地下工作沒有關系。我在《老街書樓》里塑造的喬大橋和杜二三等人物形象，都有那封信和那個同學的影子。喬主任這個人物的身上，也有我父親的影子。

我在姚李讀初中一年級的時候，住處同姚李文化站對門，文化站的站長綽號周老飄，人高馬大，多才多藝，他培養了很多基層文藝骨干。每天晚上下自習回來，都能見到文化站燈火通明，我常常會擠進排練室，看周站長翹著蘭花指，聲情并茂地做示范。這段旁觀排戲的經歷，不僅給我帶來了歡樂，也在我的心里播下了文藝的種子。我曾經猜想，我在襁褓時期看到的紅樓一角，會不會就是姚李文化站呢？也許是，也許不是，不管是不是，它最終都成了我的紅樓一角，《老街書樓》里有關老街文藝節目的情節，主要來自姚李文化站。

說到底，《老街書樓》這部作品的主要意象還是洪集的那幢紅頂小樓。我十歲前后，跟父親住在公社大院里，紅頂小樓就在大院西邊，我們同衛生院、信用社、食品站等單位的孩子一起，組成了“公社小孩戰斗隊”，常常同“南頭小孩戰斗隊”和“北頭小孩戰斗隊”玩戰爭游戲。突然有一天，我們得知那幢神秘的小樓里存放一批所謂的“毒草”——多數都是文學名著。戰爭游戲于是變成了真實的情報戰、爭奪戰、保衛戰。那段經歷，在我的心中儲存了很多年，在2023年的春天，記憶被激活了，紅頂小樓成了《老街書樓》的主要場景。

我們那個老街，哪里來的這么多書和畫冊子呢，這又要從頭說起。洪集只是一個很小的鄉村集鎮，而在洪集的西南方，有一個較大的集鎮，名叫葉集鎮。洪集和姚李的學生上中學，大部分都在葉集中學，而葉集是“未名四杰”韋素園、臺靜農、李霽野、韋叢蕪的故鄉，同蔣光慈的故鄉也僅一河之隔。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些文學大家給家鄉捐贈了不少圖書。特殊年代里，葉集中學一度停課，學生不上學了，從圖書館借的書也不用還了，都帶回家。后來，這些書被造反派收繳在一起，藏在紅頂小樓里，終于落入我們這些熊孩子的手里。

這里我要著重談談一本連環畫《草上飛》，那可能是我最早讀到的連環畫，那匹英雄的戰馬和馬背上的英雄戰士從此在我的思維世界里久久盤旋。我在姚李中學讀高中的時候，離大別山又近了十一公里，學校東北方有個井沿村，那是我的出生地。村莊邊上有個小山包，我經常在下午放學之后，坐在山包上，目光越過長崗和漫流河，眺望東南方向的大別山，想象那里曾經發生過的故事，想象我騎著一匹戰馬，縱橫馳騁在天穹下晚霞間，身上的戰袍迎風飄揚，像巨大的風帆。

十幾年后，我踏上文學創作的道路，有一年冬天出差到武漢，從武漢大學《蘇俄文學》雜志上讀過一個中篇小說《一個姑娘的故事》：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前蘇聯紅軍一個騎兵連長，在一片廢墟里發現了一個孤兒，這個孤兒后來就留在了騎兵連，成為連長的通信員。一次戰斗之后，連長窺見了一個秘密——在一片樹林里，藍色的月光下，那個潑水洗澡的通信員，原來是個女子。在最后一場戰斗中，連長中彈犧牲，通信員扔掉軍帽，接過愛人手中的軍旗，高喊一聲：“現在，我就是連長，我在前面，全連跟上，向法西斯復仇，沖啊！”

然而，這個神奇的騎兵連女戰士，在戰爭結束后卻迷失了方向，跟領導一言不合就拔出手槍；工作崗位一再調整，越調待遇越差；鄰居婦女經常在背后議論她是“騎兵連的瘋子”；而一旦她穿著睡衣、叼著煙卷、端著臉盆出現在盥洗室的門口，女鄰居們又都噤若寒蟬。最終，這個被戰爭扭曲和命運捉弄的女英雄自殺了……

這部作品至少影響了我四十年，那些人物的故事讓我對戰爭、英雄、命運等等概念有了新的認知。騎兵連的馬同我從《草上飛》里認識的那匹馬融為一體，它先后出現在我的小說《歷史的天空》《馬上天下》《英雄山》等作品里，終于，它在《老街書樓》里成為一個主題意象，并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在作品里，我通過少年杜二三的視角，對《一個姑娘的故事》進行了改寫：女主人公柳芭痛打領導后被關到監獄里，騎兵連的老兵得到消息后，從廢墟的地下室里找出武器，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老兵突擊隊襲擊了監獄，搶走了柳芭。后來一支軍隊追上來，把他們包圍在河岸，關鍵時刻，從城市的某個角落里，沖出來十幾匹戰馬，柳芭和她的戰友們跨上戰馬，騰空而起，像雄鷹一樣翱翔在河面上，向著遠方奔馳而去……這個想象，源頭就是姚李井沿村的那個小山包。

一位出版社的總編在讀了《老街書樓》之后，感慨地對我說，這是你寫得最像兒童小說的小說，因為你的生活中有真實的老街和書樓。我的回答是，我的老街不是一條街，我的書樓也不是一座樓，我感謝我的童年，感謝我的紅樓和紅樓一角，給了我陽光明媚的創作底色。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皖西人，著有小說《英雄山》《琴聲飛揚》《歷史的天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