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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1990年代以降的思想史視野中，當代文學批評“理論化”及其反思，鐫刻著現代性歷史實踐的精神印痕。這一現象的發生，一方面根源于20世紀后半葉現代理論形態的激進易變性與時代感覺結構的契合，另一方面則源于文化思想界認識自身和解釋世界的迫切需求，對理論的選擇意味著“人”對自我的想象。新世紀以來圍繞批評“理論化”的反思，則從理論與批評的邊界問題，逐步深化為對理論形態及其范式有效性的探討，內涵著啟蒙主體內在緊張與重建價值真實性的雙向思想脈絡。基此“理論化”的癥結不單在于能否“回到文學”，也在于理論形態演進與時代精神狀況之間的關系。對于當下而言，或許也應關注“心靈真實”對現代主體完整性的作用，從而緩解文學批評的理論焦慮。

關鍵詞

“理論熱”；批評主體；后現代主義；真實性；文學性

2007年修訂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描述1990年代“批評在文學界的角色”時，較之于1999年的初版本流露出了更多的憂慮，“批評的理論化是這個時期出現的重要征象。傳統的作家、文本批評自然還大量存在，但一些重要的批評成果，其注意力已不完全，或主要不再是作品的評價上，尋求理論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論的‘繁殖’，即在文本闡釋基礎上的理論‘創作’，成為更具吸引力的目標。”類似的擔憂在近二十年文學批評領域不絕于耳，“理論化”連同圍繞“理論化”的反思，構成了顯在的學術現象。

目前對相關問題的探討多集中于現象文本的形式特征、文化語境或價值判斷。而若從當代思想史視野來看，文學批評“理論化”與批評家的理論焦慮，實則共同存在于世紀之交的現代性論域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相似的經驗。本文嘗試立足文學史和思想史的交叉地帶對該問題進行初步思考，問題意識主要圍繞三個層面展開，第一，“理論化”發生的精神根源；第二，“理論化”反思的思想向度；第三，在此基礎上追問，籠統提出“回到文學”能否有效抵達文學批評“理論化”的癥結。

一 “理論”與時代的精神肖像

將文學批評“理論化”現象與當代思想史互為關聯并非偶發聯想，“理論化”之所以發生于1980、1990年代轉型之間，與當代文化思想界被拋諸現代性經驗，所產生的自我沖突密切相關。在理論譯介復興、現代化的共同目標、文學批評革新等客觀因素之外，還應注意到“理論”與“人”的互為選擇乃至互相糾纏。對此便不能籠統地詢問“理論化”的后果，而是應該思索“理論”何為，因何能催動彼時熱烈的追尋。

若從詞源學和哲學的角度考釋，“理論”原本是一種使純粹萬物被看見的根源性存在。《說文解字》注釋“理，治玉也。順玉之文而剖析之。”“文”是我們可見的物序，“理”則是生成物序不可見的存在，一物有一物之理，“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中庸》）而“玉”是“石之美”，所以在古代思想中“理”又是“善”和“真”存在之道。在古希臘“Theoria”（理論）是動詞“觀看”的名詞形式，這種“觀看”不在于享受型的消極觀賞，而是主動的、及物的、好奇的、驚異的沉思，同樣揭示“真”與“善”。當然，理論在不同歷史階段有著相異的形態，1990年代文學批評“理論化”中的“理論”，絕大部分情況下特指20世紀下半葉所形成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主要由拉康、福柯、阿爾都塞、德里達、德勒茲等法國思想家的觀念所構成。這些觀念在世界格局的變動中，與經典理論體系和社會思潮碰撞，引發晚近幾十年思想場域的震蕩。

這時期的理論分享了什么共有的特征呢？籠統來看，它們的承續應被納入歐洲啟蒙主義之后的現代理論傳統，它們所體驗、應對和解釋的是現代主體的形成和價值。19世紀末哲學發生語言學轉向后，形而上學與人本主義交織，后者一度壓抑前者，及至20世紀下半葉，真理、主體、權力等在認識論中被理解為敘事形式，成為隨時可以被解釋、質疑、推翻的“關系”形態。福柯對康德啟蒙論述的闡釋，或可被視為這時期理論形態整體特征的生動寫照。我們都知道，康德的啟蒙觀念內在于批判理論之中，他呼吁“人”要勇敢運用理性，走出自身造就的蒙昧狀態，“敢于認知！遵從自我的理解力！這便是啟蒙的格言。”（康德《什么是啟蒙？》）福柯深以為然，但如果說康德的批判傳統在于承認并完成“認識”的界限，那么福柯的啟蒙意志則體現為不斷打破界限的實踐性批判。（福柯《什么是批判？》）由此我們自己成為批判的本體，對我之為“我”的思考，意味著歷史地分析型塑自我的諸種界限，同時不斷直面超越這些界限的考驗，這是“一種態度，一種習性，一種哲學生活……”（福柯《什么是啟蒙？》）

可以說，啟蒙主義傳統滋生出啟蒙主體的叛逆，現代性經驗分裂出后現代性，黑格爾所建起的現代理論內在目的性被深刻懷疑，思想家們批判現行的思想基礎，警覺于單一的主體敘述，拆解界限、不斷反思、自我批判，實現了“人”的再次解放與敞開。不過后現代性理論體系也逐漸演進出危險的激進易變性特征，理論形態的激進化注定理論譜系的有絲分裂，永無休止的理論繁衍表征著一種懸置、封閉、亢奮的精神狀態。自柏拉圖發軔的理性主義傳統越發無力防御驅逐他者、自我內循環所導致的虛無體驗，理論圖景中的“人”不停徘徊于主體與客體之間，形成現代社會中不斷被歷史、權力、倫理、文化所撕扯的個體肖像。對此有學者頗為幽怨地戲言，“僅僅是因為某些思想家，比如德里達或福柯，選擇在一個關鍵時刻將形而上學注入理論，作為強化意識或自我意識的方法，我們才走到了如今的地步。”也有學者直言，“從根本上看，理論過剩是現代性進程中的思想命運，它與現代人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有關，與絕對他者在現代思想活動中的隱匿和缺席有關。”

這一理論體系在文學批評中主要體現為兩種方法，一是“哲學-文學”，即在哲學轉向中重新理解“文學”本體，并以文學形式進行元理論的闡釋，較有代表性的如羅蘭·巴特與后學（如克里斯蒂娃等）對“文本”（text）觀念的重新認識；二是“文化-文學”，即以文學為文化文本，以文化理論的方法重新解讀作品，后者可以被視為前者的工具化演變。相較于文學理論漫長的經典傳統，文化理論的思想構成駁雜兼容，它最初作為一整套省察資本主義的話語結構出現，具有天然的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批判性，其后又在后現代性思想資源的影響下更新了話語結構，始而蔚為大觀。語言、鏡像、欲望、性別、身體、族群等關鍵詞重新構成闡述框架，它不再致力于描畫總體性世界的實線，而是將其理解為身份的認同方式，再現（表征）的意識形態，權力的話語策略等。文化理論的社會實踐性和方法實操性，極大撞擊了文學理論的認知邊界，以至于文學理論研究者對“理論”的認識也趨向于工具屬性，喬納森·卡勒說，“文學研究過去的理論化程度不高。”而彼得·巴里在那本暢銷的通識性著作《理論入門：文學與文化理論導論》中，干脆開宗明義將此前文學批評的自由人文主義傳統皆稱之為理論之前。

那么，這些理論為何會引發當代文學批評的廣泛興趣呢？一方面，20世紀后半葉所形成的理論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彼時社會的感覺結構。當上述理論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被當代文化思想界發現時，面對的是一個悲喜交加的劇場，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逐漸分立，一切都在權威的縫隙中重組。“現實”對于人們來說更像是一種想象，“歷史和未來又一次地只剩下了虛無縹緲的捕風捉影，只能以估算、賦有靈感的猜測和出自局部現象的短期結論來描述，很容易被太多未知和顯然不可知的因素推翻。”人們似乎被深深網羅在易變的情感之中，陷入客觀的悲痛欲絕里，被迫成為秩序的一部分，人和人之間的聯系只能在解讀對方的“意見”中達成。此時，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實則成為一體，試圖洞悉某種普遍看法所包涵的重要假定，同時又打算將其拆解加以質詢，試探著如果不是這樣“假定”又會怎樣。另一方面，“每一種理論都充當著占卜杖以應對某種歷史需要。”也正因如此，人們能反過來根據歷史的迫切需要，反復利用這種在指涉意義上無法窮盡的思想資源。事實上，許多成長于90年代的學者都曾在自己的學術記憶里，回顧青春求學歲月與這些“理論”相遇時的興奮和震驚，而在諳熟理論體系的青年文學批評家筆下，理論更多時候訴諸于自我的生成，“人”與理論共在的情感特征顯得異常強烈。

不過有些無奈的是，理論形態的易變性使得批評家們越是以嚴肅的態度接納理論，便越認同理論所繪制的主體鏡像；越是寄望于在理論和現實的疊影處尋覓自我，便越無法為自洽的解釋畫上句號。在彼時的批評文本中，常常會發現批評主體呈現出模棱兩可的狀態，這一時在“新批評”中體會作品細讀的方法，下一時就可能用德里達解構“作品”；一會兒認可弗洛伊德提出的潛意識與性欲之間的關聯，一會兒又信賴拉康對欲望主體之“言在”的結構主義認知；服膺于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方法的同時，也贊嘆羅蘭·巴特對文本確定性的放逐；言必稱福柯的自我技術，又覺得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也有道理……所有的解釋似乎都只能提供短暫的思想慰藉，這種矛盾重重的個體思想狀態和心路歷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當代知識界的共有情態。由是，彼時斑駁陸離、旋生即滅的體驗，讓知識界迫切需要理論框架認識自身、解釋日趨多樣與分裂的世界，文學批評與晚近現代理論體系的相遇，必然演繹出心照不宣的互為言說，理論的旅行不僅繪制出專業領域的知識地圖，更是印刻出文化思想界置身于現代化實踐過程中所遭遇的精神困境。所以便不難理解，為何文學批評會出現“尋求理論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論的‘繁殖’”，同時又在理論過“熱”中呈現出言說的匱乏。

二 “分歧”與“真實性”：“理論化”反思的雙重思想向度

如果說文學批評“理論化”現象呈現出現代性歷史實踐的心靈狀態，那么關于“理論化”的反思和爭鳴，同樣也可以在這一思想史線索中進行觀察。近二十年圍繞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建設，在文藝學專業與當代文學批評領域發生過兩次較為集中的討論，一是世紀之交的“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之爭”；二是近年“強制闡釋論”與“公共闡釋論”的提出和回應，主要關涉兩個層面的問題性，一是文化理論與文學批評的邊界問題；二是當代文學批評理論資源和理論體系的范式有效性問題。學院派的學理爭鳴向來不僅面向書窗內的世界，更是有著應對社會變革和社會思潮的文化實踐品格，對“邊界”的焦慮延續了1990年代啟蒙主體分化所帶來的問題意識，而對理論本身的質疑則指向了事實與價值真實性的重建，此二者勾勒出新世紀以來現代性經驗的波動和嬗變。

1990年代里方興未艾的文化研究將當代文學研究進一步殘片化，批評家們對文化理論“越界”的不滿，被歸納為“（文學）文本成為闡釋有關階級、民族、性別問題的材料”導致“批評的缺席”，而值得關注的是，在反思性的話語結構內部，1990年代以來啟蒙主體分化的焦灼始終在場，體現為兩個維度的問題指向，一是文學批評與市場社會的關系，二是文學批評與文化政治的關系。對于前者來說，文化理論的后現代性形態，意味著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消費文化景觀的批判性承認，而其所引發的憂慮則內在于世俗化思潮與知識分子文化身份的精神沖突。這一“沖突”曾在1990年代體現為“人文精神大討論”“抵抗投降”“后現代和后殖民文化思潮”等一系列價值爭鳴，其所引發的精神癥候至今仍未能得到有效緩解，“……知識分子沒有表現出其充分的社會批判精神，一些人選擇了與主流文化的合流，乃至推波助瀾；一些人選擇‘躲進小樓成一統’，規避與現實的對抗……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主體自信匱乏的表征，也是文化資源匱乏的結果。”而也正如那些嚴肅的重申，“我們的啟蒙遇到的一只最大的攔路虎就是商品文化和消費文化給啟蒙現代性帶來的巨大危機，它消解的正是啟蒙主義關鍵的核心詞：自由、反思、批判的‘主體性原則’，由此而產生的‘后現代話語’將啟蒙現代性帶入了一個分裂和異化的語境之中。所有這些，不能不說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在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以及文學史、文學理論的重新定位和建構之中，倘若我們不能厘清這些問題的本質特征，我們就無法面對林林總總錯綜復雜的啟蒙與現代性的二律背反現象。”

對于后者而言，這種不滿則意味著全球化經濟政治格局變遷中，對文學批評“復魅”的不安。文化研究之所以興起于1990年代，除了上述文化思想界精神維度的根源性需求外，還有著不可或缺、互為伴生的客觀條件，即市民社會的興盛，以及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到來。世紀之交關于“市民社會”的熱議，“不能簡單地視為傳統市民社會話語的復興”，爭鳴的意圖在于探索社會與國家的空間想象中“個人”的文化形態。而所謂日常生活的政治，即指在生活方式決策中滲透的微觀政治性。吉登斯曾試圖在與“解放的政治”對比中概括出生活政治的表現形式，包括“源自選擇自由和生成性權力（即作為轉換能力的權力）的政治決策”；“形成一種在全球背景下能促進自我實現且在道德上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在后傳統秩序以及在存在性問題的背景下形成有關‘我們應如何生活’的倫理問題”等。這種“個人”的日常生活政治性，極大程度參與了1990年代至今社會文化思潮的形成，文化理論所適應的正是這種變動格局中的新態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女性主義理論、女性主義文化批評對公眾生活的滲透和影響。而當文化理論所提供的解釋策略成為文學批評的實操利器，無疑構成對1980年代文化新啟蒙思潮中文學“祛魅”意識的商討。于是，文學批評與文化理論的邊界問題不僅在于“批評的缺席”，更意味著“純文學”的邊界或放逐，文學批評該如何接納身份、再現、權力等話語政治，如何認識與之相關的現代性再敘事等，成為啟蒙主體內在分歧的外化。

如果說有關文學批評理論邊界的討論，更多聚焦于文化理論解釋文學是否合適，那么近年對當代文學批評理論資源的反思，則指向了具體歷史語境下對理論范式是否有效的思索，在學界數次集中的思想碰撞之后，重建真實性的思想向度得以浮現。真實性是現代性的核心精神，不過在現代理論的演進過程中，真實性倫理逐漸面臨被分解與庸俗化的現狀。在此，重建真實性一方面訴諸于理論范式的“事實-真實”維度，體現為技術層面建立文學批評的坐標系；另一方面，在更深層上致力于“價值-真實”的修復，體現出重塑主體的理論期待。“事實-真實”的批評坐標系以作者和作品為原點，“作者或者說文本的書寫者都是一種‘存在’，是一種‘有’，在文本生成及后來的闡釋中‘在場’，無論你喜不喜歡，其客觀影響和作用永遠都是‘在’的。”“作者的意圖構造了文本，決定著文本的質量與價值，影響他者對文本的理解與闡釋。”而“闡釋必須從作品出發，牢牢立足于作品來進行分析和判斷。無論作家創作還是文學史定位，都必須立足于具體作品，從中尋找闡釋的路徑。作品（不是文本）隱含了作者的審美意圖，同時又以開放性姿態延伸到各種非文學領域。”同時，更為關鍵的是，整個坐標系被放置于社會歷史范疇之中得以成立，“批評家在作品解讀之前，應了解作品發表時的周邊環境，如時代氣候、文壇潮流、社會轉型矛盾，尤其是作家選擇這個題材的原因、塑造人物時的人生處境和思想情緒等，而不是先入為主地加以主觀評判”。而即便是“主觀評判”，“每一個解釋者的思想文化結構形成了個人的閱讀期待。解釋者闡釋之前的‘成見’是社會歷史賦予的”。其中也包括主體生命所抵達的歷史經驗現場，“我們經過詩的生命經驗和領悟的處理，就能真正返回和抵達到歷史……‘將歷史經驗化’，就是它的生命處境的了解”。

所謂“價值-真實”則關乎文學批評主體在理論范式中能否形成自我確定性。一方面，“作者賦予的意圖，文本的確當意義，文本的歷史語境，民族的闡釋傳統，當下的主題傾向”等，意味著文學闡釋的多樣性并不等于永無止境地尋找意義，在厭倦了失去所指的能指肆無忌憚左右奔突之后，他者歸來，為人本主義思想行至極端處的消極化“絕對我思”松綁，“事實”再度成為批評主體的精神皈依。另一方面則體現為共同體經驗內部的主體性激蕩。“價值-真實”最終落實在公共理性的探討，與世紀之交學術界“公共領域”概念的流行形成顯性的思想線索。1960年代初青年哈貝馬斯梳理出公共理性在18世紀歐洲文藝團體中的誕生過程，以及從“理性的”（reasoning）滑向“消費性的”（consuming）公共領域危機，意在延續德國哲學的啟蒙傳統，這在當時是一次頗具情感態度的知識生產。盡管日后他再三說明，作為核心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不應“隨意應用到具有相似形態的歷史語境當中”，但并未妨礙這一概念成為學術界對世紀之交社會文化空間的解釋邏輯。而如果說在哈貝馬斯的理論框架中，公共理性的形成側重于主體間性的交往模式，那么在共同體經驗視域中，公共理性則更重視達成主體之間的共識，“要去除障礙與隔閡，把自己的意思說給他人聽，與他人對話和交流，與他人就某個問題、某個現象或某一段歷史進行平等協商，分享各自的觀點，以求得和增進彼此間盡可能廣泛的共識”。對公共理性的探討同樣內在于“事實-真實”的社會歷史范疇之中，“公共、理性、有效邊界，這些概念始終必須根據歷史語境提取真實的涵義”。“公共理性有不同的層次與范圍，不同時間或時代的公共理性都存在區別……需要對不同時期、不同層次、不同群體（共同體）的公共理性做進一步分分析”。而公共理性作為文學闡釋的基礎，則意味著進一步質詢文學批評應如何面對當下日漸分裂的現實世界。

三 “人”的境況、“回到文學”與“理論”的焦慮

對文學批評“理論化”的不滿，無論來源于何種思想向度，最終解決方案的核心毫無例外都包括“回到文學”，不過如果上述思想史視野內的論述成立，那么“回到文學”在多大程度上能緩解啟蒙主體的內在緊張，或在何種角度中能通向真實性的重建，就構成了必然要思考的問題。在此首先面對的是，每當人們談及“回到文學”時究竟指向何處。

歐美學界在文學與理論之間的探討可謂曠日持久。20世紀“文學性”理論的形成和演變，不僅是文學理論的知識性遞嬗，也體現出現代社會不同歷史階段的思想結構特征。簡言之，最初俄國“布拉格學派”將索緒爾語言學引入文學研究，提出形式主義“文學性”理論，意在逃離單一的歷史社會學方法對文學本體的遮蔽；大半個世紀后，后現代性理論體系重提“文學性”，則意在迎接文學的“非文學”式漫漶，“它將‘文學’置于邊緣又將‘文學性’置于中心”。雷蒙德·威廉斯《關鍵詞》對“文學”的描述，透露出晚近理論對傳統文學觀的敵意，“Literature與literary 在最近幾年里，雖然被普遍使用（沿用18世紀后的意涵），然而它們一直持續不斷遭受到來自‘書寫’（writing）與‘傳播’（communication）概念的挑戰”。“作品（work）就其本身文字而言，不具充分的自主性，它是由‘外部’的（與文學同類的）意涵來決定”。

1970-1980年代是美國學界的“理論鼎盛”時期，而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又進入了對理論的反省時期。1986年保羅·德曼出版旗幟鮮明的《抵制理論》，在其前后分別有米切爾和卡維納所編撰的《反抗理論》（1985）、《理論的限度》（1986），1990年代之后對理論的集中反思則形成了與此前“理論熱”不相上下的局面，“現在甚至還帶上了一種近乎是‘清算’的味道……認為正是由于這些年理論的膨脹以及這些新潮理論所加深的一種懷疑主義的氛圍，導致了文學的衰落和整個美國人文教育的滑坡”。但以“回到文學”為標尺所進行的抵抗，似乎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文學的邊緣處境，曾以“西方正典”對抗“理論派”的布魯姆，在提出文學的“憎恨學派”（the school of resentment）后直接宣稱：“我們已經戰敗。”（“We Have Lost the War”，Newsweek，1994）而伊格爾頓在批判性梳理1960年代以來的理論線索時，對“理論之后”（After Theory，Penguin Books，2004）學院派文學批評“自我確認、自我延續”的現狀表示失望。卡勒則試圖證明20世紀的理論形態也是具有文學性的，“文學的明顯失勢只是一個幻覺……文學性的各種版本在所有種類的話語中都起著作用”，似乎在撫慰文學理論的創傷體驗。

當代文學批評“回到文學”的倡導，在此基礎上涵義更為豐富。從根源上來說，“回到文學”中的“文學”是一個屬于20世紀文學史的概念，與中國古典文論對“文學”的認知并非同出一源，“在19、20世紀之交，由日本學者和歐美傳教士從漢語傳統中發掘出‘文學’一詞以對譯英語的Literature”，傳統“文以載道”與外來“審美主情”的古今榫合始終存在于20世紀文學史的現代性經驗之中，呈現出波瀾起伏的線索。一方面文學研究領域每每談及“文學性”時，大多默認了它是社會生活實踐的象征，批評家們往往以文學為對象，交換的卻是有關整個文化形態和時代命運的信息，“所謂‘文學性’并非指過程與道路，而主要是宗旨、指向和目的”。另一方面，“文學性”也不免在民族主義范疇內被反復拉扯，“中國20世紀末盛行的文學性概念彌平了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創造性地解決了當代知識分子認同西方現代性所帶來的身份危機……它如此成功地為我們矛盾著的現實生活和分裂著的心理狀態勾勒出一套完整的意義系統，成為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文化實踐活動……”對此用批評家的話來說，“以何種工具、何種知識進入文學批評已經成為不得不首先思考的問題……對‘何種個人性’‘誰的文學性’的‘知識譜系學’追問才比非歷史化的文學批評重要得多”。而在這一追問之中，當代文學的“文學性”被細描出鮮明的意識形態輪廓，這使得它進一步被錨定為一個當代話語事件，一種帶著歷史痕跡的隱喻結構，具有符號學意義上的異質性和對抗性。

由此，籠統提出“回到文學”究竟意指何處顯得撲朔迷離，這一方案能否獨立構成解決文學批評“理論化”現象的最終路徑，尚待進一步觀察。其實，文學批評是否應以文學為中心或是否需要理論，無法構成標準的問題意識。因為很顯然的是，盡管后現代主義演進至激進時，也未曾真正形成徹底解構“文學”的理論模式，而我們一旦開始打算解釋文學，就一定會存在于某種理論空間內。若從精神維度上看，19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和“理論”并非處于二元對立的關系，而是同根同源、互為并存，說到底它們都是現代性歷史實踐的心靈敘事。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單在于能否“回到文學”，也在于如何認識理論與“人”的關系。事實上，只要人們仍舊無力直面現代性經驗內部作為主體之“人”的分解，就無法避免被現代理論形態所制造的主體碎片刺傷，從而很難在根源上緩解文學批評的理論焦慮。

但現代主體的分裂是現代性經驗內在矛盾性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當代思想史中“人”的分解呈現出一定的時間線索。1980年代前期，“大寫的人”面向歷史站立，這一抵抗式現代主體的生成伴隨著強烈的成就感，人們意識到把自己從盲目中解放出來的歷史意義。但不得不承認，昂揚的英雄主體無法顧及全部個體的幽微生命，太多引起時代共鳴的精神現象潛隱在文學、藝術、思潮中不斷蔓延。進入90年代后，作為現代主體的“人”逐漸分化，一方面象征抽象精神的“人”，分解為世俗肉體或現實類屬身份；另一方面“人”的主體性在理論圖景中被描述為動態的關系。不過分化的主體似乎未能形成開放穩定的互動狀態，反而沉湎于封閉分裂所制造的動蕩、空缺、陣痛。與此同時，原本存在于書窗內的文化斷層蔓延到更為廣闊的人群中，“發軔于浪漫主義時期的‘本真性’（authentic）倫理逐漸庸俗化”，促生出表演式的個人主義，一方面，“在互利和自發的倫理中，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反感正統信仰那些令人無法接受的方面”，另一方面，“緩沖的自我”無法克制地滑向意義的喪失，人們被鼓勵肆意尋找自己的生活，最終卻陷于持續焦慮。而“最大程度的同質性”訴求，一邊加劇了異質性的革新力量，一邊又遮蔽了異質性的存在，“均質性和不穩定性的共同作用，使得多元主義的脆化效果達到了最大值”，現代性“內在的隱憂”（malaises of immanence）逐漸成了社會文化思潮的常態。

對于當下而言，或許應重視“心靈真實”的意義，如果說“事實-真實”和“價值-真實”在理論形態的不確定性中，寄托著重塑主體的理論期待，那么“心靈真實”則意味著重新理解現代性經驗的精神起點。畢竟沒有人能回到往昔的天真年代，“人”的自我批判將是永恒的，這也是現代理論最珍貴的思想資源。而如果說理論的原初在于“文理”或“觀看”，那么當下的文理之道和觀看方式，或許應在注入生命沖動和權力意志的同時，保持面向“事物”本身的超越性態度。當然，修繕的可能性仍在于相信“人”本身，只有“人”的心靈真實，才能讓我們擁有那些被擊中的真誠瞬間，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才能具備與文學傳統并肩的可能性，批評主體才有能力釋放文學的烏托邦力量，以此抵達“內心的完整”。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觀察范圍僅限批評家們慎思篤行的“批評理論化”現象；在文學批評與當代思想史關聯性中所萌生的問題意識，也只是初步的嘗試，太多未竟的問題有待細致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討；而尊重文學與“人”的經驗和價值，正視理論與“人”的精神狀況，仍將是一切思考的前提。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文學媒介轉型對新世紀小說敘事形態影響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9CZW044。原載《當代文壇》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