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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雪峰（1903—1976）是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詩人、作家、翻譯家、編輯出版家與魯迅研究專家。他的同事與友人，同時也是文藝理論家的敏澤先生曾這樣追悼他：

丹心耿耿，高節亮風，青松立雪峰，雖無金石壽，道德文章垂千秋

忠義凜凜，妙手章華，白玉映塵沙，但有為黨心，星海河漢寄精神

寥寥數語，學養、品格與黨性躍然紙上，不禁令人回憶起馮雪峰一路走來的人生歷程——從一個農家子弟，到一位充滿浪漫情懷的湖畔詩人，直至成長為一名文藝家與文藝界領導人。這不僅是個人成長的傳奇故事，更是在20世紀革命實踐里中國知識分子成長史與精神史的絕佳范例。他的人生歷程、文學創作與理論觀點，無不映射出時代變遷的軌跡，更體現出革命偉力之于個人、文藝乃至國家社會的深刻重塑。

革命初心的鍛造

1903年6月2日，原名馮福春的馮雪峰出生于浙江義烏的一個農民家庭，小小年紀便上山放牛割草，直到9歲才在祖父的堅持下，得以到鄰村私塾讀書，之后又轉入義烏縣立小學。1918年，他以優異成績從小學畢業。1919年春，馮雪峰瞞著家人考入金華中學，之后又考入浙江第七師范學校。五四運動爆發后，七師也發動罷課風潮，馮雪峰滿懷熱情地投身其中，結果被學校開除學籍。1921年秋，他轉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開啟自己獨立的人生道路。也正是在這段求學歲月里，他把自己的名字由“馮福春”改為“馮雪峰”。他雖然逐漸成長為一名知識分子，但正如其所強調，他身體中始終流淌著的是農民的血液。

在浙江一師求學期間，馮雪峰加入由汪靜之和潘漠華發起，趙平復（柔石）、魏金枝等文學愛好者參與的晨光社，并得到朱自清、葉圣陶等導師的指點。1922年4月，他又與潘漠華、汪靜之、應修人結成湖畔詩社，出版《湖畔》詩集。朱自清評價“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他們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說生活在詩里”，并認為馮雪峰“明快多了，笑中也可有淚”。湖畔詩社諸君擅長書寫以愛情、弱者為題材的詩歌，在藝術技法上博采民間、傳統與異域詩歌之優點，在押韻、音節、節奏的推敲上為新詩發展作出貢獻。

1922年，“湖畔詩人”馮雪峰（右）、潘漠華（中）、汪靜之（左）三人合影

1924年，馮雪峰由郭沫若介紹到上海中華學藝社做事務員，后經柔石介紹到浙江慈溪縣立女子小學代課。1925年，馮雪峰來到北京，邊打工邊在北大旁聽，同時自修日文。他自述道：“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之間，我在北京過那時所謂的流浪生活，曾經走進北京大學的教室聽過幾次魯迅先生的講課。”此時的他雖生活艱辛，但所幸身邊圍繞著一群好朋友，包括柔石、潘漠華、張天翼、王魯彥等。他們彼此認同，互相支持，構成了一個文學青年的共同體。

五卅運動深深地影響了馮雪峰的觀念，同時文藝界也產生了解無產階級文學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需求。1926年至1927年間，馮雪峰以“畫室”為筆名，從日文翻譯并出版了《新俄文學的曙光期》《新俄的演劇運動與跳舞》《新俄羅斯的無產階級文學》等著作，介紹和研究蘇聯文學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此提倡無產階級文學。之后創造社、太陽社抨擊魯迅時，他仗義執言寫出著名的《革命與智識階級》，便體現出蘇聯文論的影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李大釗的殉難深深地刺激了馮雪峰，于是他在革命的低潮之際毅然入黨。是年底，他因在被查抄的譯稿上寫有“這本書獻給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人們”而被通緝，南逃至上海。在上海，他一邊堅持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一邊尋找黨組織。次年7月，馮雪峰回到義烏，恢復了黨組織關系，任城區支部書記，而他的公開身份則是義烏縣立初中國文教師，通過在進步學生中組織讀書會，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

翻譯、組織與創作的多面手

1928年11月，馮雪峰重返上海，并于12月迎來人生的重大轉折點——經柔石介紹認識魯迅。如論者所言：“能夠和魯迅相知相交，無疑是馮雪峰一生中最為重要的事。榮也好，辱也好，興也好，衰也好，他命運走向的改變，幾乎都因此而發生。”

1931年4月20日，為紀念《前哨》出版，馮雪峰與魯迅兩家人攝于上海

馮雪峰去見魯迅的初衷之一，便是想商量編一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翻譯叢書。1929年前后，馮雪峰便在魯迅的支持下主編了“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共出版8種，其中他本人翻譯了4種，包括《藝術與社會生活》（蒲力漢諾夫著，水沫書店1929年8月版）、《藝術之社會的基礎》（盧那卡爾斯基著，水沫書店1929年5月版）、《文學評論》（梅林格著，水沫書店1929年9月版）與《作家論》（沃洛夫司基著，昆侖書店1929年5月版，后改題為《社會的作家論》，光華書局1930年3月版）。與此同時，他還為陳望道主編的“文藝理論小叢書”翻譯了《藝術社會學底任務及問題》（弗里契著，大江書鋪1930年8月版），為“文藝理論叢書”翻譯了《現代歐洲的藝術》（瑪察著，大江書鋪1930年6月版）。此外，他還翻譯過高爾基、法捷耶夫、羅曼·羅蘭、藏原惟人、卡爾·李卜克內西等人的部分文藝論述。馮雪峰的這些翻譯成果，對我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比如，丁玲就曾回憶：“也頻在二八年、二九年讀了大量的魯迅和馮雪峰翻譯的蘇俄文藝理論書籍，進而讀了一些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哲學等書。他對革命逐漸有了理解，逐漸左傾，二九年寫了《到莫斯科去》，三〇年寫了《光明在我們的面前》。”

總的來看，從1929年至1933年，馮雪峰的主要精力放在上海地下黨的革命活動，兼做文藝工作。他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與魯迅聯系，受黨委托與魯迅商談成立左聯。1930年2月16日，他與魯迅、柔石參加左聯籌備會議，會后協助馮乃超起草左聯綱領。3月2日，馮雪峰參加了左聯成立大會。隨后，他在《萌芽月刊》以《藝術形成之社會的前提條件》為名，選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在影響很大的《拓荒者》上以《論新興文學》為題，節譯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作為左翼文藝運動的組織者、領導者與翻譯家、理論家，馮雪峰對早期左翼文藝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直接影響了左翼文壇的發展。比如，1930年至1934年間，馮雪峰曾以列寧文藝思想作為指導，三次參與關于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在左聯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文藝論戰中，魯迅、瞿秋白、馮雪峰、周揚等在與“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論辯中，也是根據列寧的論述，批駁“文藝自由論”等觀點。馮雪峰對“第三種人”采取以斗爭求團結的策略，力圖糾正“左”傾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錯誤。

這一思路也貫穿在馮雪峰其他的組織實踐工作中。他努力爭取到魯迅、瞿秋白和茅盾三人對左聯的支持，在他們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左聯正式成立之前，他已開始主編《萌芽》，后將之發展為左聯機關刊物，致力于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外國無產階級文藝。他還提議創辦《北斗》，團結了一批進步作家，并十分重視發表青年作家的作品。可以說，如沙汀、艾蕪、艾青等新人的成長與馮雪峰的愛護是分不開的。他還把在工農兵中培養無產階級作家，組織工農兵通訊員運動視為重要任務。

1933年年底，馮雪峰到達蘇區，歷任瑞金中央黨校教務主任、副校長。在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馮雪峰被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此期間，他與毛澤東同志交往甚密，對魯迅的看法頗多共識。1934年10月長征開始，馮雪峰全程參加。到達陜北后，馮雪峰先調至陜北黨校，1936年春又隨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過黃河東征抗日，任工作組組長。同年4月，他從瓦窯堡出發到上海，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包括建立秘密電臺、向上海各界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尋找上海地下黨組織，并且管理文藝界工作。他在上海向魯迅、茅盾介紹紅軍長征的情況，還在魯迅家中為史沫特萊介紹紅軍情況，又將埃德加·斯諾介紹到中共西安聯絡站，希望兩位作家把紅軍和蘇區的事跡寫成作品，后來果然有了《中國的戰歌》與《西行漫記》兩部作品的誕生。

為了在文藝界貫徹抗日統一戰線政策，馮雪峰與魯迅、胡風、茅盾共同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而且“大眾”二字正是他加進去的，以糾正“國防文學”口號在階級立場上的模糊性。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馮雪峰始終堅守統一戰線，正確闡釋兩個口號之間的關系，最終促成《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標志著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之后，他還以“呂克玉”為筆名，發表《對于文學運動幾個問題的意見》，批判文學理論上的機械觀點，這些活動無不具有深遠影響。這場大規模的論爭直到1936年10月魯迅病逝才基本平息。馮雪峰代表黨中央組織魯迅治喪工作，并在隔年的一周年紀念會上，作了題為《魯迅與中國民族及文學上的魯迅主義》（入集時改為《魯迅論》）的講話，對魯迅的文學成就與戰斗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

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期間，馮雪峰不能接受中共代表團的一些意見，包括取消蘇維埃政權、改編紅軍等，與代表團發生爭吵。之后，他選擇離開上海工作崗位，回家鄉埋頭創作以長征為主題的長篇小說。這也反映出馮雪峰倔強直率的性格本色。1937年至1940年間，他創作了以長征為主題的小說《紅進記》，但遺憾散失，唐弢在其追悼會上感嘆：“一身硬骨頭石壁鐵窗靈山詩卷傳衷曲，千載痛心事雪山草地盧代墨痕付劫灰。”除了小說，在此期間馮雪峰還撰寫了《關于藝術“大眾化”——答大風社》《論典型的創造》《論形象》《文藝與政論》《民族性與民族形式》《過渡性與獨創性》等論文，從美學與歷史相統一的視角研究文藝，標志著他文藝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在實踐中成長的理論家

1941年皖南事變后，馮雪峰不幸被國民黨逮捕，囚禁于江西上饒集中營。從被捕至1942年11月以治病名義保釋出獄，他的詩歌創作迎來繼“湖畔詩人”之后的第二個高潮，留存至今的共有39首獄中詩。這是以生命與信仰鍛造出的特殊詩篇，亦為革命時代的寶貴精神寫照。這些詩篇于1943年在重慶結集出版，詩作名為《真實之歌》，那位曾在湖畔吟詠愛情的年輕人，如今已幾經磨煉，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出獄之后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馮雪峰在創作上屢獲豐收，創作出大量雜文和寓言，編述《百喻經故事》近百篇。他的一些重要文章也發表于這一時期，包括《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魯迅回憶錄》《題外的話》《悼朱自清先生》《魯迅和俄羅斯文學的關系及魯迅創作的獨立特色》等，此外還有多部理論集與翻譯集，并編輯了《丁玲文集》。

具體來說，馮雪峰的雜文創作始于左聯時期，集中寫作卻是在40年代。從上饒集中營獲得保釋后，他開始為《東南日報》的副刊《筆壘》創作，三年時間里出版了《鄉風與市風》（重慶作家書屋1944年11月版）、《有進無退》（重慶國際文化服務社1945年12月版）與《跨的日子》（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1946年9月版）。馮雪峰認為雜文包羅萬象、直抒胸臆，頗富戰斗性與思想性。朱自清評價其雜文“經過自己的切實的思索，鑄造自己嚴密的語言，便跟機械的公式化的說教大相徑庭，而成就了他的創作”，而且呈現了“新作風”，“這種新作風不像小品文的輕松、幽默，可是保持著親切；沒有諷刺文的尖銳，可是保持著深刻，而加上溫暖；不像長篇議論文的明快，可是不讓它的廣大和精確”，因而“充分的展開了雜文的新機能”。這段話不僅是對馮雪峰雜文創作的理解，何嘗又不是對馮雪峰其人的理解？他正是這樣一位深刻嚴謹、溫暖親切卻又直率寬宏的戰士，其人其文可謂互相成就。

馮雪峰也是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這期間出版文藝專著《過來的時代——魯迅論及其他》（上海新知識書店1946年版）、《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上海作家書屋1947年版）與《雪峰文集》（上海春明書店1948年版）等。這些文藝理論著作論述的重中之重，便是現實主義理論，馮雪峰對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主觀與客觀、世界觀與創作方法、作家與人民、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根本問題提出了精辟見解，這代表了當時國統區文藝理論界所達到的水平。簡言之，馮雪峰認為現實主義并無固定模式，而是隨著不同條件有所發展。他強調要探索現實主義與中國傳統、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但前提和基礎必然是民族特色、中國特色與中國化。如他指出：“我們的現實主義，因此，就以魯迅先生為代表，取法著或承繼著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主潮，然而更在民族現實的革命斗爭的土地上，這樣生長起來的。雖然我們還沒有非常雄大的成長，但在基本上，我們卻開頭就取著革命的性質和新的發展的道路。”這種戰斗的現實主義產生于民族現實的革命斗爭。他將從“五四”開始的文學運動分為四個時期，分別是1918年至1924年、1925年至1927年、1928年至1936年、1936年至1945年，貫穿四個時期的主軸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這就從根本上區別于中國古典現實主義、外國批判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屬于革命的現實主義。可以說，馮雪峰的文藝思想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這也是他文藝理論的重要特點。作為內在于革命進程的“革命之子”，他的思想觀點與其具體實踐密不可分，或者說，正是從其豐富的經驗與感受中總結而來的。對此，他有著高度自覺：“理論的活動是實踐的活動。”

馮雪峰對現實主義理論的系統梳理，也正是在總結各方面、各階段實踐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本質的，如他總結：“現實主義的精神——即從現實（客觀）出發而不有所粉飾或主觀地去看現實的那種嚴肅的、客觀的態度，對于現實的觀察的深刻性和具體性，以及把文學的基礎和美學觀點的基礎放在對于現實之客觀的、真實的描寫上，等等，——是現實主義的基礎，過去現實主義的特質就建立在這上面，它的所有特征也都從這里產生和出發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繼承了這個基本的正確精神，但從無產階級自己的辯證唯物論和自己的歷史實踐任務出發，首先是在根本的宇宙觀上加以革新，即把它從過去現實主義的某些唯心論的、半唯心論的基礎上移到完全的徹底的唯物論的基礎上來。”馮雪峰的過人之處，在于他始終能夠突破簡單的文藝工具論，從文藝本身的規律來論述文藝與政治、生活的關系，反對把文藝簡化成政治原理或口號的復述。因此，他十分注重反對公式主義、機械觀念論與主觀教條主義，指出作家需要把政治觀念化為文學，如果忽視對生活與矛盾的深入挖掘，作品也將變得貧乏、沒有思想，沒有感染力的同時也就喪失了戰斗性。

1949年6月下旬，馮雪峰作為團長帶領華東代表團赴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9月參加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10月1日參加了開國大典。1951年，他從上海文聯調至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社長兼總編，后兼《文藝報》主編，11月率中國作家訪問莫斯科。1953年，他在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出任作協副主席，后任作協黨組成員。馮雪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文藝界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始終堅持從生活出發的、“廣義的”現實主義道路。他反對由領導規定主題、計劃性格，然后作家按照指示體驗生活、尋找材料的創作套路。與此截然相反，他強調的是主客觀的統一，作家應該現實主義地肉搏現實斗爭：“說到現實主義地肉搏，那就不容存有某種的隔離或虛偽的態度，不能不真實地深入現實的社會生活和斗爭，而在斗爭的烈火中也不能不燒焚著自己，又生長著自己。”

作為精神資源的廣義現實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馮雪峰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編輯出版事業上，整理出版了大量古典文學著作和革命烈士遺著，如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四卷本、《瞿秋白全集》等。他親自主持編注十卷本《魯迅全集》及《魯迅譯文集》等24種注釋單行本。在魯迅研究方面，他也有很深的造詣，首次系統論述了魯迅與蘇俄文學、歐美文學與古典文學的關系，難怪乎許廣平稱他為魯迅遺產的“通人”。他對杜鵬程、朱正等年輕作者、研究者也多有愛護提攜。此外，他還于1950年創作了劇本《上饒集中營》。

1951年6月4日，馮雪峰被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總署聘任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社務委員的聘任書

1954年10月，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判展開，馮雪峰被解除《文藝報》主編職務。1955年，他又受到胡風事件牽連，1957年被劃為“右派”。在此期間，他仍兢兢業業地從事編輯事業，準備相關材料著手編輯《郁達夫選集》。1965年，他赴河南安陽參加四清運動。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1972年回京后，除寫作《小天堂》外，他將全部重心放在魯迅著作的整理研究上，與孫用合作校訂《魯迅日記》，并為培養下一代魯迅研究者繼續傾注心血。

1976年1月31日，馮雪峰因病去世。1979年4月，獲得平反。同年11月17日，在馮雪峰同志的追悼大會上，悼詞稱他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作家和詩人”，這是一份遲來的肯定，也是一份公正的評價。合而觀之，馮雪峰的成長史與生命史，與整個20世紀波瀾壯闊、篳路藍縷、改天換地的革命實踐密不可分，只有在歷史變遷之中才能深入理解他們這代文藝理論家與文藝界領導人的精神世界與價值追求。其中所蘊藏的思想資源與寶貴經驗，在如今的大變局時代，尤其需要被繼續珍視與總結。

[本文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科研項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歷程研究——以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為中心”（2020-1-8）的階段性成果。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