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代開始，隨著絲綢之路的鑿空，大量西域元素涌入文學創作中，“輪臺”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作為詩人心像的輪臺意象，沒有天山氣勢宏偉，不如陽關、玉關境界蒼涼，卻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中延續時間最長、內涵最為豐富的西域意象。詩人們或以之演繹歷史典故，或以之泛稱西域邊塞，或以之指代邊陲重鎮，它的獨特情韻為中國古代詩歌增添了一道別致景觀。

尚思為國戍輪臺——古代詩人的輪臺情結

何處是輪臺？作為史地概念的輪臺，歷史上曾有兩處，同名而異地：一是漢代輪臺國，又名侖頭，坐落在西域與中原交通的樞紐位置。漢朝在此地設“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是中原王朝在西域最早的屯田點，地處當今新疆輪臺縣境。武帝晚年棄屯田的一紙“輪臺詔”，更讓它聲名大噪。一是唐代輪臺縣，貞觀十四年（640年）置，“取漢輪臺為名”，隸屬于庭州，在今烏魯木齊市附近，其具體位置則眾說紛紜，至今尚未定讞。

輪臺又是何意？主流觀點認為，它源自古代西域民族語言，與大名鼎鼎的“樓蘭”同名異譯。但可以想見，從它見載于《史記》《漢書》之日起，人們其實已經不再去追問輪臺的本義，而僅把它當作政治文化交流背景之下自然產生的地名符號。唐輪臺的由來，乃至當代新疆輪臺縣的命名，不也都可以視作文化融合的生動詮釋？正因如此，在文學語境當中，盡管漢輪臺自漢武帝時已不復存在，但它仍作為一種歷史文化記憶在古典詩歌中重獲生命，成為詩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輪臺情結，貫穿于歷朝歷代的詩作。

較早在詩歌中使用輪臺意象的是梁簡文帝蕭綱，其《從軍行》“貳師惜善馬，樓蘭貪漢財。前年出右地，今歲討輪臺”的描寫，明顯化用了貳師將軍李廣利征討輪臺的典故。而隋煬帝《白馬篇》“輪臺受降虜，高闕翦名王”，則首次以輪臺泛指西北邊塞地區。這也為后來者提供了創作的啟示與靈感，對于那些從未到過西域卻又對其心向往之的詩人而言，具有獨特地理特征與深厚歷史底蘊的輪臺，無疑是他們構建邊塞想象和宣泄生命情感的最佳載體之一。

唐代詩人在國家西域經營的現實感召與對歷史典故不斷追憶的交互影響下，繼續保持輪臺書寫的熱情。沈佺期的“感時何足貴，書里報輪臺”，鄭愔的“征客向輪臺，幽閨寂不開”，李商隱的“文吏何曾重刀筆，將軍猶自舞輪臺”，或融入去國懷鄉之思，或渲染游子思婦之悲，或展現反對窮兵黷武之情，要之均以輪臺為依托，表達多元化的旨趣。

有了漢唐時期的積累，即使當唐輪臺也成為過去，身處中原內地的詩人們對它依然情有獨鐘。南宋陸游晚年僵臥孤村之際，仍然情不自禁地“尚思為國戍輪臺”，點綴在濃厚家國情懷中的輪臺意象，使整首詩歌的意境更加耐人尋味，也將中國古代詩歌以輪臺代指西北邊塞的藝術表達推向了高潮，千載之下，令無數讀者為之動容。

輪臺東門送君去——岑參詩中輪臺意指的變調

岑參是唐代詩人中為數不多的親歷西域者，輪臺意蘊在他這里變得與眾不同。岑參兩次從軍西域，以自身經歷抒寫塞外奇麗之景，創作了一批身臨其境的“輪臺詩”?！昂鋈缫灰勾猴L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的神來之筆，使得輪臺之名家喻戶曉。但隨之而來的，是人們對岑參詩中輪臺含義的疑惑與追尋。從聞一多開始，就對《北庭貽宗學士道別》提出疑問：“詩曰見宗于輪臺，而題曰北庭，何哉？”

今人陳鐵民、侯忠義認為，岑參詩中的輪臺并非實寫唐輪臺縣，而是指北庭城（在今新疆吉木薩爾），并例舉“聞說輪臺路，連年見雪飛”“忽來輪臺下，相見披心胸”等詩作，證明岑詩中常將輪臺與北庭同用，“把居北庭與居輪臺截然分開，似無必要”。薛天緯就此進一步加以申說，認為“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戍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聞說輪臺路，連年見雪飛”等作品也均以輪臺指稱北庭。換言之，在岑參筆下，北庭既可稱北庭，也可被稱作輪臺。他還指出，岑參詩中有“奉使按胡俗，平明發輪臺。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嵬”的行程記載，依照唐時西域的交通條件推斷，詩人只有從北庭城出發才可能在一天之內翻越天山，暮投三百七十里之外的交河。這些觀點合理解決了岑參詩歌輪臺意象解讀的各種歧說。

岑參西域詩素以強烈的紀實性著稱，從“嘗讀西域傳，漢家得輪臺”的描寫可知，他也諳熟漢輪臺故事。如此看來，岑參在詩中是刻意顛覆歷史典故和邊塞泛指的慣常寫法，造成輪臺意指的變調。這一有意為之的“錯誤”反而賦予岑參輪臺詩與時俱進的意義與價值：它們不僅多方面地展現出唐代北庭“孤城倚大磧，海氣迎邊空”，以及城市周圍“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的自然地理特色，也清晰昭示“以漢代唐”的文化心理對唐人創作的影響。

與北庭相比，輪臺的歷史傳統更加悠久。以輪臺直接代指北庭，打開了現實政治與歷史傳承溝通的鎖鑰，更容易引起唐人對漢朝文治武功的追溯與共鳴，所以岑參才會將彼時的西域軍政中心北庭徑稱為輪臺，并且升華為一種具有時代特色的語言表達習慣，伴隨著那些名篇佳句銘刻在唐詩的豐碑之上。

輪臺形勝冠三州——清詩對輪臺的重塑

宋元明三代，詩人們一如既往地從點化史事和泛指邊地的角度充實著輪臺書寫，于是出現了陸游的絕唱，以及耶律鑄“可道漢家哀痛詔，未應元自為輪臺”的感慨。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重定新疆，大量文人親履斯地，受到前代文史記載與政治現實的雙重啟發，輪臺再次成為詩人的關注焦點。與前賢不同，清人喜用輪臺代指烏魯木齊：乾隆三十五年，畢沅出關勘察新疆屯田，在《抵迪化城有作四首》中寫下“輪臺歸版宇，無外荷懷柔”之句，以抒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豪。嘉慶末年，烏魯木齊都統和瑛卸任東還前作《輪臺餞馬行》，自鑄“輪臺都護”的新詞以比擬都統身份，銘記寄跡輪臺——烏魯木齊的歲月，借古喻今，語意新奇。詩人們還常以輪臺命名自己的文集，一批“輪臺八景詩”也應運而生。

為何清代詩人會不約而同地以輪臺來指代烏魯木齊？推尋史料，不難發現這種觀點出于清代西域歷史地理認知的普遍共識。在雍乾時期，人們大多將漢、唐輪臺混為一談，如雍正《肅州新志》所記載，自巴里坤到伊犁河“凡二千余里，其適中為烏魯木齊，即漢之所謂古輪臺也”。為了使之信而有征，甚至還編造出烏魯木齊與“古輪臺聲相近”的附會之語，乾隆朝官修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也延續此說。

嘉慶、道光朝以后，西北史地學的興起與發展，引領清人對輪臺地望重加考索，他們區分了漢、唐輪臺的不同，對唐輪臺縣位置的辨析也愈加深入。主要意見有四種：徐松認為唐輪臺在迪化州治稍東；陶保廉提出唐輪臺在迪化北古牧地左右，即今米泉；蕭雄以阜康為唐輪臺縣；《新疆圖志》則認為唐輪臺在烏魯木齊和昌吉之間。清代迪化州下轄昌吉、阜康、綏來三縣，如果從廣義的地理范圍審視，上述論斷實際還是將輪臺與烏魯木齊等量齊觀，這些都成為強化清詩輪臺意象內涵的理論基礎。

清代詩歌以烏魯木齊為輪臺，屬于史地學知識局限引起的無意為之的“錯誤”。但與岑參輪臺詩異曲同工的是，其中映射出清人對烏魯木齊這座邊陲重鎮的重視態度。烏魯木齊自乾隆二十八年建城后，短短數年即發展為“煙戶萬井，阛阓鱗比，百貨駢集”的塞外都會。清代無論是做官、入幕，抑或謀生、流放，深入新疆腹地的出關者，主要集中在伊犁與烏魯木齊兩大區域。當詩人們推輪記里、長途跋涉來到烏魯木齊這片繁華之地，在感情上總會傾向將之與有著深厚文史淵源的輪臺聯系在一起，從而發出“輪臺形勝冠三州”的由衷贊嘆。與之相應，清詩中的輪臺書寫也生動展現出該地區的自然景色和社會風情，為中原士人了解清代烏魯木齊打開了一扇窗口，可謂一代有一代之“輪臺”。

往事越千年。不論漢輪臺國或唐輪臺縣，歷史實體的輪臺早已消失。中國古代詩歌中對輪臺的重新建構，使隱于時間深處的輪臺在文學與歷史的交匯點重新煥發光彩，并在歷代詩人的反復書寫中，凝固成一座內蘊豐富的文化與心理坐標。受到特定歷史時期西域經營、文化潮流的感染，詩人們甚至還在有意無意地重塑它作為歷史地理概念的含義，使得文學輪臺與史地學范疇的輪臺意指產生錯位。這種集體誤解由于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與心理積淀成為文學創作中的合理存在，從而突顯出相關詩作文史疊加的現實意義。

歷代詩人在進行輪臺書寫的同時，均獲得了一種強烈的文化認同感與自豪感。在思接千載后的今天，為我們考察西域歷史地理意象的文學生成、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都提供了一個以小見大的佳例。

（作者：吳華峰，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西域紀行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課題組成員、新疆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