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董時進其人其事

董時進（1900-1984），重慶墊江人。新文化運動時期，求學于北京農業大學，后留學美國，1924年獲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是民國時期非常活躍的農學家。

作為知識分子的董時進，一直筆耕不輟，是一位被遺忘的作家。1920年代，他與章士釗有過書信往來，并在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志發表過文章；1930年代，他與胡適在《大公報》有過論戰，并在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發表多篇鄉居隨筆；1940年代，他與儲安平有過交往，并在儲安平主編的《觀察》發表多篇政論；1950年代，他與雷震有過交集，并在雷震主編的《自由中國》發表了多篇社論。除此之外，董時進發表文章最多的陣地，還有《現代農民》月刊。1940年代，董時進是《現代農民》的主編，在這份刊物上，他以“退思”的筆名，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全國有一定的影響力。1949年后，董時進赴美不歸，后入籍美國，逐漸為人所遺忘，成為農學史與文學史上的雙重失蹤者。

改革開放后，董時進再次引起學界關注，有三位學者不能不提。首先是謝泳。他在1990年代致力于《觀察》研究，發表了《董時進：一個被遺忘的知識分子》，讓不少人記住了董時進。后來謝泳編輯出版《〈獨立評論〉文選》一書，將董時進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的所有文章全部選入，再一次讓董時進進入學界視野。其次是熊培云。民國時期，董時進在江西辦過農場。作為江西人的熊培云，在撰寫《一個鄉村里的中國》時，通過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講述了董時進對農村問題的思考。熊培云的這本書暢銷一時，很多人由此知道了董時進。不僅如此，董時進的自傳體小說《兩戶人家》，也在熊培云的大力推薦下，在大陸出版。第三是熊景明。她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利用這一學術平臺，她發掘了一些關于董時進的新史料。董時進小說《兩戶人家》出版時，熊景明還特地撰寫了具有介紹性的序言，講述了重慶墊江董氏家族的來龍去脈。

現在學界對董時進的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第一，董時進的農學思想。作為農學家，董時進有大量農業方面的學術著作問世，因此，有學者從農學角度來研究董時進的農業主張。第二，1940年代，董時進創辦了中國農民黨，發表了黨綱，發展了一些黨員，因此有個別學者從政黨史的角度，研究董時進的政治主張。第三，作為美國留學歸來的博士，董時進在當時的許多媒體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當時是有一定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因此，也有學者從知識分子的角度研究他的思想主張與言論訴求。

農學家、農民黨領袖、知識分子，這三種身份集于一身的董時進，在引起學界關注的同時，也遮蔽了他作為小說家的身份。之所以出現這一情況，很大程度上源于董時進的小說大都在港臺出版，在大陸出版較少，讀者相對少。再加上董時進的在美華人的身份，也限制了他的小說閱讀受眾。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為小說家的董時進逐漸被人遺忘，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董時進的四本小說

終其一生，董時進創作并出版了四部小說。第一部小說《硤口怒潮》，是他于1950年代初期在香港時完成的，1953年10月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第二部小說即自傳體小說《兩戶人家》，1981年先在臺灣出版，2012年5月又由學林出版社出版，這也是他在大陸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說。第三部小說《阿寶救牛記》，1982年3月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第四部小說《宋林遠征記》，1983年2月在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可以說，1980年代是董時進小說創作的爆發期，在短短三年時間里，他連續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

第一部小說《硤口怒潮》，主要描述了重慶解放前后重慶峽口場這一鄉村一隅的歷史變遷。小說以果園經理熊亮一家的生活變遷為主線，敘述了解放軍進城后人民生活水平的變化。作者在描寫地方士紳之余，還將視角聚焦于重慶鄉村的底層斗爭，成功塑造了跟風投機的高大嫂與爭權奪利的曾樹青這兩個人物。可以說，兩人雖然都是底層民眾，但在權力與財富的雙重誘惑下，拋棄了鄉村中淳樸善良的品性，成為了峽口場民眾的禍害者。耐人尋味的是，這一對男女，在狼狽為奸無惡不作的同時，也發生了奸情，這不禁讓人想起古華《芙蓉鎮》中的李國香與王秋赦這兩個人物典型。也就是說，在權力與欲望的異化之外，小說還呈現了欲望的沉淪，在欲望書寫的背后，也呈現了作者對兩人的道德審判。最終，兩人的奸情被高大嫂的丈夫高屠夫撞破，在一種夾雜著憤怒的迷狂狀態下，高屠夫將兩人殺害，借此實現一種“復仇式的正義”。不過，在塑造高大嫂這一反面典型時，作者也是同情悲憫的。當高大嫂忙于跟風而高屠夫忙于殺豬時，兩人放養不管的孩子因之死亡時，作者寫道：“高屠夫到家時，他的孩子已經僵硬在床上，一條幼嫩的生命，就像一根擦過的火柴，已經成了無煙也無火的殘燼，再也不能復燃了。”這一細節，可見作者深厚的人道主義底色。

第二部小說《兩戶人家》，是作者所寫的關于董氏家族的自傳體小說，雖為小說，實為自傳。董時進的兒子董保中在序言中說：“《兩戶人家》可以作為小說欣賞，也更可以作為歷史真實的參考。”熟悉董氏家族的人，完全可以通過小說考證出里面的真實人物。小說中的可生是董時進，可大是董時進的堂兄董時厚。熊景明在序言中認定小說中的可法是1950年代的右派董時光，其實不對，可法乃是北平朝陽法學院畢業的董時敏，小說中的可志與可立對應的分別是董時光與董時恒。這部小說講述了黃章氏（董時進的祖母）帶領黃正綸（董時進的伯父）與黃正緒（董時進的父親）努力振興家族的前塵往事。小說講述了重慶墊江武安橋地區鄉民的奮斗史與墮落史。從這本小說中，讀者既可以看到鴉片如何在晚清時期的墊江成為最重要的商品的過程，又可以看到鄉村女性在傳統社會中地位的卑微程度。這本小說，一方面展示了晚清民國時期鄉村社會殘忍的一面，如殺人搶劫的土匪，如四處泛濫的鴉片，如傾家蕩產的賭博，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教育如何讓黃氏家族重振家業，如置產買地，如經商致富，如教育救民等等。可以說，這部小說展示了從晚清到民國再到共和國時期重慶墊江的鄉村畫卷，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力作。

這部小說也是董時進農業思想的集中呈現。作為農學家，董時進非常關注地主與佃戶之間的關系，他對階級斗爭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源于董氏家族中地主與佃戶良好關系的親身經歷。董時進的祖母是位寡婦，全靠忠誠可靠的佃戶老陳幫助，她才能完成家族振興。董時進去上海求學，一路上全靠另外一位古道熱腸的佃戶老劉照顧。他的這些親身經歷，對他思考地主與佃戶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他對中國農業的轉型，也有過通盤思考。借《兩戶人家》這部小說，作者寫道：“世間事物，都有整套性，必須能夠配合。……中國的農業乃是中國環境的產物，是整個社會和經濟結構的一部分，是歷代經驗演變出來的成績。要使農業方法和農業用具發生重大的改變，必須市場、運輸、工商業，以及土地與人口的比率等，都有改變，才能辦到。”關于劫富濟貧，作者也有一番精辟之論。小說中，黃正綸出外經商，要坐轎子。對于要不要坐轎子，黃正緒與其妻熊氏有過一番議論。作者寫道：

熊氏詫異地問道：“你要你的哥哥走路么？要打富濟貧嗎？”

正緒遲疑了下下，喝了一口茶，答道：“要他走路，就會奪去兩個轎夫和一個挑夫的生意。打富濟貧么？打了富還是濟不了貧。就以我們這地方的情形而論，一千人之中能做煙商的，不會超過三五個，要下力的恐怕不少于三五百。即使把三五人的家產，全部拿給下力人，也屬無濟于事。”

在董時進看來，發展經濟，關鍵的問題不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如何將經濟發展的財富蛋糕做大。他認為，建立在均富基礎上的平均主義思維，很有可能導致貧窮，經濟會因此崩潰。也就是說，劫富濟貧的理想，容易導致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最終導致普遍的貧窮。因此，發展經濟的關鍵在于如何將財富的蛋糕做大，只有財富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部小說《阿寶救牛記》，講述了12歲少年陳阿寶救牛的故事。阿寶和他的父親陳興母親李氏住在長江下游南岸的杏花村。村子里有一位屠大爺，是開碾米店的。為了碾米，他買了一頭牛，名叫“大肚皮”。阿寶與這頭牛同月同日生，此后他又經常放牛，于是與“大肚皮”有了深厚的感情。然而，此時的“大肚皮”，年紀大了，無力碾米，屠大爺決定將其賣掉。對此，阿寶堅決反對。于是，他立志買下這頭牛。身無分文的阿寶怎么辦呢？他聽說外國的洋雞“來航雞”能生蛋，一天可以生一個蛋，于是就從家里帶了八只土雞蛋，前往縣城的農業學校，找到了學校的許教員，提出用土雞蛋換洋雞蛋的請求。許教員聽了阿寶的請求后，不僅沒要他的土雞蛋，反而無償奉送了六只洋雞蛋，并為他詳細講解了孵卵與養雞的方法。回家之后，阿寶歷經各種波折，終于將洋雞孵了出來，并逐漸喂養長大。由此，阿寶逐漸通過賣雞蛋積攢了5塊大洋，然而，屠大爺的“大肚皮”，需要24塊大洋。如果賣給阿寶，屠大爺愿意以20塊大洋的價格賣給他。即便如此，阿寶也無能為力。他眼睜睜看到很多買牛人來看牛，總是害怕牛被買掉，被宰殺。幸而，由于阿寶飼養“來航雞”成功，讓父老鄉親對洋雞刮目相看。于是，許教員又無償贈送他兩頭洋豬飼養。年底的時候，阿寶因為推廣“來航雞”，獲得了農業學校一年一度的農業展覽會的特等獎，獎金有10塊大洋。于是，阿寶就有了15塊大洋，最終，通過欠債5塊大洋的方式，他買下了“大肚皮”，成功實現了救牛的目標。在阿寶救牛這條主線之外，作者還寫道了阿寶父親陳興的奮斗史，尤其是他攢錢買地的情形。作者詳細描述了買地成功后陳興的興奮之情。作者寫道：“我不是常說有志者事竟成么？”陳興接下去道。“我從小立定志向，在你那樣年紀就立定志向，要……要……要……啊，我以為我這輩子辦不到了，有志也不成了。沒想到……”

陳興語無倫次的背后，是擁有土地的感激與興奮。而在買了牛之后，陳興一家順便把屠大爺的碾米店買了下來。于是，陳阿寶一家，既養雞養豬，又有了牛、田地、碾米店。可以說，這個農家的日子真是越過越紅火了。這部小說描述了中國農村中鄉村少年通過個人奮斗實現了夢想，是一部振奮人心的鄉村戀歌。

第四部小說《宋林遠征記》，講述了1950年代農家子弟宋林在漫游路上的所見所聞。小說中，宋林有兩次漫游經歷。第一次是借著販豬的名義將狗運到廣州，第二次是跟隨耍猴戲的黃二爺去武漢尋親。宋林是徐家埠禹王廟附近的農村人，他在陪父親宋發祥賣菜回來的路上，撿到了一只可愛的小黑狗，于是收養了它，取名“財喜”。然而，好景不長，此時國內掀起了打狗運動，“財喜”在劫難逃。嗜狗如命的宋林，為了拯救愛犬的生命，在父母的支持下，偷偷帶著“財喜”追隨秦大爺去廣州，希望將“財喜”從廣州送到香港。秦大爺以前是個豬販子，現在是販豬的國家干部。于是，宋林將“財喜”混在一百多頭小豬群里，追隨秦大爺、用騾子馱豬飼料的陳老幺、老實巴交的趙四等人，一起踏上了南下廣州之路。路上，他們見證了當時地方政府推行的扒墳運動。走到一半路程時，他們趕著豬崽在隧道中行走，結果遇上了疾馳而過的火車，不少小豬崽被壓死，“財喜”不知所蹤。這種情況下，秦二爺只好聯系隧道附近太平鎮上太平客棧的廖老板娘，讓她通知全村來吃豬肉。全村宴上，失掉“財喜”的宋林郁郁寡歡，宴會結束后，忽發瘧疾，身體忽冷忽熱。于是，秦大爺一行人繼續趕路去廣州，留宋林在客棧休息。身體痊愈之后，宋林又在周圍不斷尋找“財喜”，他偶然聽人說耍猴戲的人有一只黑狗也叫“財喜”，于是就去找尋耍猴戲的人。為此，他甚至尋到了縣城，結果發現縣城的人都忙著“除四害”，全城人都在“打麻雀”。他再也找不到“財喜”了。此后，回到太平客棧的宋林，在跟秦大爺匯合后，悶悶不樂地坐上了回家的火車。當他們到達徐家埠的時候，發現徐家埠恰好逢集，而在集市上，宋林看到了耍猴人的猴戲，而與猴子相配合的就是“財喜”。宋林本想要回“財喜”，卻被秦大爺勸阻了，因為滅狗運動，“財喜”只有在馬戲團才有活路。當宋林回到家之后，驚訝地發現，隨著大搬家運動的實施，他的家已經由其他人入住，他的父親被轉到鄱陽湖挖沙子，母親被轉到漢口第一紗廠工作。在這種情形下，宋林只好寄食于秦大爺家里，農忙時幫秦大爺干活。過了一段時間，耍猴戲的黃二爺找到宋林，說“財喜”見到他之后，不太愿意耍猴戲了，希望宋林可以加入猴戲班子，管吃管住。不僅如此，黃二爺還想到處去耍猴戲，從徐家埠出發，一直耍到武漢。為了跟“財喜”在一起，更為了去武漢找母親，宋林決意追隨黃二爺耍猴戲。一路上，他們風餐露宿，顛沛流離。到了鄱陽湖畔時，兩人看到了數以萬計的農工在鄱陽湖邊挖沙，黃二爺將此舉稱之為“愚公移山”。后來，他們終于到了漢口，目睹這座城市正忙于大煉鋼鐵運動，而當他找到紗廠時，他的母親因為要參加農業合作社，已經回家了。于是，宋林只好告別了漢口，坐上火車，再一次回到了徐家埠。最終，在“多快好省”的標語口號聲中，母子終于團聚了。可以說，作者借著宋林的眼睛，向人們展示了1950年代中國大陸的各種運動以及在運動中小人物的悲歡離合與命運變遷。

三、董時進小說的重慶特色與底層敘事

董時進的這四本小說呈現出典型的自敘傳色彩。《硤口怒潮》中的熊亮是果園農場的經理，而董時進在民國時期曾經在多個農場工作過，因此，小說主人公熊亮，濃縮著董時進自身的經歷。《兩戶人家》是董氏家族的興衰史，小說主人公可生就是董時進本人，小說中出現的文學地標“母安橋”，即現在重慶墊江的武安橋。《阿寶救牛記》中的許教員是一位致力于農業下鄉的教授，跟董時進農學教授的身份密不可分。而《宋林遠征記》中宋林對狗的深厚感情，與董時進對狗的熱愛也一一對應。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不論是郁達夫的《沉淪》，還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都帶有濃厚的自敘傳色彩。董時進也是五四時代思潮影響下的作家，因此，他的小說創作大都呈現出自己人生經歷，帶有濃厚的自敘傳色彩。

與自敘傳色彩息息相關的是他小說中所展現出的巴渝風情。作為重慶墊江人，董時進對故鄉充滿眷戀，他的小說中理所當然的呈現出濃厚的重慶地域色彩。小說中，不論是語言上“要得”“龜兒子”“袍哥”等重慶方言的使用，還是嗜辣嗜火鍋的飲食描述，都帶有濃厚的重慶特色。可以說，董時進的小說創作源于他的鄉愁意識。1950年，在朝代變革之際，他選擇離開大陸，前往香港，后來又移居美國。在遠離故土之后，人性中本能的鄉愁意識，成為他小說創作的源泉。每個人在童年時期就已經形成了對故鄉的眷戀，隨著年齡的增長，許多人大都會離開故鄉，去遠方找尋自己的人生道路。于是，每個人就會在遠方思念故鄉。從文學作品的角度來講，西方文學史上的《奧德賽》，是一部主人公奧德修斯克服種種艱難險阻，榮歸故鄉的英雄記。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不論是《古詩十九首》中的“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還是白居易《夜雨》中的“我有所念人，隔在遠遠鄉”，都是鄉愁主題的經典呈現。從現當代文學史的角度來講，魯迅走異路去異地，身在遠方不斷思念家鄉，于是就有了他文學世界里的“S城”“魯鎮”“咸亨酒店”等文學地標。小說家老舍，在英國倫敦思念故鄉北平，于是就有了《二馬》與《趙子曰》，并逐漸形成他小說中的“北平世界”這一文學地標。離開湖南鳳凰的沈從文，來到北平當北漂，逐漸創作了一系列以“湘西世界”為文學地標的文學作品。為了擺脫貧窮，選擇去當兵的莫言，在逃離了家鄉山東高密之后，在遙遠的異地創作了以“高密東北鄉”為文學地標的紅高粱小說系列。可以說，董時進小說中的險灘豬兒石、朝天門碼頭、武安橋、沙坪壩等等，都是重慶很有名的地點。身在異國他鄉的董時進，在不能回國的歲月中，只好用文字的力量，在小說的世界里，重新塑造自己的家鄉，以此來慰藉鄉愁。因此，我們可以說，董時進的這些小說，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海外游子心底深處的家國情懷。

自敘傳與巴渝風情之外，董時進的小說幾乎都是鄉土小說。緣何如此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從家庭出身來看，董時進出身農家，不論是生活閱歷，還是學習經歷，都與農村密不可分。其次，從時代思潮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在魯迅的影響下，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在題材上大多以鄉土小說為主。當時，董時進深受這一時代思潮的影響，并以知識分子的視角進一步拓寬了這一鄉土世界。第三，從身份上來講，董時進是農學家，他的大半生都在農場中度過，對農民生活最是熟悉，寫起農民生活，自然得心應手。

董時進鄉土小說的創作，決定了他小說中的底層關懷。這種底層關懷，典型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他的小說中，故事的背景以農村為主，小說中的人物以底層農民為主。《硤口怒潮》中，拯救熊亮一家的是機智勇敢的童克勤，他是佃農出身。《兩戶人家》中的人物，絕大多數都是農村出身，幾乎每個人都對土地有一種深情眷戀。《阿寶救牛記》中，陳阿寶與他的父母一家都是農村人。《宋林遠征記》中，宋林的父母也都是老老實實的本分農民。第二，底層農民之外，董時進的小說中，多會出現農學家這一類的知識分子形象。《硤口怒潮》中，有致力于果園種植與推廣的熊亮。《兩戶人家》中，弟弟可生與哥哥可大都是赴美學農的學生，學成歸國后，一直致力于將先進的農業思想傳播到中國鄉村。《阿寶救牛記》中的許教員，也是致力于推廣洋雞的農學教授。小說的這一安排，典型體現了董時進“農業救國”的思想主張。第三，小說中的人物，不論是底層農民，還是知識分子的農學教員，都對動物充滿了憐惜之情。在《硤口怒潮》中，他窮形盡相地敘述了農民對耕牛的疼愛；在《阿寶救牛記》中，他淋漓盡致地描寫了阿寶對牛的熱愛；在《宋林遠征記》中，他不遺余力地闡釋了宋林對狗的憐愛。這種對動物的熱愛，對底層民眾的熱愛，體現了作者對底層民眾的深厚情誼。東晉時，陶淵明給兒子送了一個仆人。在給兒子的家書中，他寫道：“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董時進對底層農民的情感，恰恰就建立在“此亦人子，可善遇之”這一人性共情之上，恰恰建立在魯迅“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的人間情懷之上。與此同時，董時進小說中對動物的愛，也讓人想起當代詩人的一首《殺牛》：

臨近過年，他幾乎每天都要宰一頭牛

人們見證了他的殘忍，小路邊

他高舉斧頭，使出全身的力氣

一錘錘砸向牛腦袋

直到牛慢慢趴在地上，嘴角流血

偶爾動彈幾下

目光依舊瞪著旁觀者

他才遠遠地望著牛

大家都說看到了牛的眼淚

并決定從此少吃牛肉

仿佛只有那位殺牛人是一個屠夫

接連幾天

牛皮和牛腸被隨意扔進溝里

我迅速地繞過它們

想象春日來臨，梅花飄落

覆蓋了人間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