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李集《愿學齋文鈔》是清人稀見文人別集（南開大學圖書館藏，廣西始發(fā)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之一種。卷十刊有短文《元刻日知錄跋》，記載了顧炎武先生最初刻印《日知錄》的軼事，對研究其版本的演變有參考價值。茲抄錄如下：

先生與曾大父交最契，是錄成書 即緘寄黔陽。曾大父報詩，昨者 日知錄寄我楚南峰是也。家藏先生手札，無慮數(shù)十通，有云舛誤數(shù)條，未得高朋駮正，輒乃自行檢舉。又得續(xù)錄數(shù)卷，未必來者之不勝于今也。天末萬山馳書往復，前輩之虛懷好學，集童年即寶。是書加以紅筆后，得潘氏所刊全書讀之，雖較此廣涵，而精核似遜之矣。三伏出曝，志其顛末于前幅。

《日知錄》是顧炎武一生心血的結(jié)晶。康熙九年，顧炎武拿出自己的積蓄首次刻印《日知錄》，當時只有八卷。在以后的六七年間，不斷修訂補充，寫成了二十余卷。他很想再刻《日知錄》，卻又不敢以此為定本，總覺得有一些不完善之處，需要補充。他的理由非常充足：“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古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shù)，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于是刻者。”（初刻《日知錄》自序）最后決定，在自己絕筆之后，將此書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留給后世。直到初刻二十五年后，即康熙三十四年，三十二卷的足本《日知錄》，才由顧炎武學生潘耒整理刪訂，在福建建陽刻印。此時顧炎武已逝世十幾年。

讀《顧炎武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見顧炎武《與李良年武曾書》（《亭林詩文集》），記有《日知錄》樣本刻出后寄李良年一事：“弟夏五出都，仲秋復入，年來蹤跡大抵在此。將讀退谷先生之藏書，如好音見惠，亦復易達。頃者日知錄已刻成樣本，特寄上一部，天末萬山中冀覽此如覿面也。率爾不宣。”清康熙十年(1671) 李良年的摯友曹申吉出任貴州巡撫，李良年隨之入黔，于康熙十二年冬返鄉(xiāng)。在這期間，他收到了顧炎武寄來的《日知錄》初刻本。

關(guān)于《日知錄》刻本，顧炎武在與潘次耕（潘耒）、楊雪臣等人的多封信札中，談及自我評價、刻印意愿和“啟多聞于后學，待一治于后王”的理想。李家藏有顧炎武手札數(shù)十通，不難想見彼此友情之厚。

李良年（1635～1694），字武曾，號秋錦，浙江秀水（今嘉興）人。是《愿學齋文鈔》作者李集的曾大父（曾祖父）。他少有雋才，與兄李繩遠、弟李符齊名，時人稱“三李”；又與朱彝尊并稱為“朱李”。李良年一生往來南北，游蹤遍天下。后來至京師，舉試“博舉鴻儒”科，不遇。后徐乾學開志局于洞庭西山，聘主分修。著有《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傳世。

顧炎武北游后，于康熙二年(1663)初次抵達陜西，心里就有長期居住陜西的打算，甚至很想在華陰和富平安度晚年。康熙十六年(1677)，他以65歲高齡再度人陜。初秋時節(jié)，穿越山西，過潼關(guān)，到達富平。富平學者李因篤比他年輕十八歲，彼此是忘年交。順治三年，顧炎武曾應邀為其父親撰寫《富平李君墓志銘》。顧炎武在濟南蒙難，李因篤多方奔走，竭力營救。李因篤一度客居代州，在他的幫助下，顧炎武買田營墾，并召來學生潘耒等二十余人，披荊斬棘，辛勤耕耘。富平明月山下寓所，是顧炎武、李因篤討論學問的地方。朱彝尊和李良年也常常前來聚會。李集說：“先生與曾大父交最契，是錄成書即緘寄黔陽。”該書當為康熙九年顧炎武八卷自刻本，是顧炎武手定的《日知錄》最早刊本。但究竟是刻于山東德州，還是江蘇淮安，學術(shù)界尚有爭議，暫且擱置。

康熙十二年（1673），顧炎武先生有《又答李武曾書》云：“黔中數(shù)千里，所刻之書并十行之牘乃不久而達，又得手報至方山所，而寄我于樓煩、雁門之間。若頻陽至近，天生至密，而遠客三楚，此時猶未見弟之成書也，人事之不齊，有如此者，可為喟然一嘆！ 此書中有二條，未得高明校正，輒乃自行檢舉，容改后再呈。且續(xù)錄又得六卷，未必來者之不勝于今日也……”顧炎武收到李良年遠在黔中的信札后，也發(fā)覺了初刻本的兩處瑕疵，力求完美的他，未免為之慨嘆。這，也正是他遲遲不敢將《日知錄》示人的緣由。

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耒整理的《日知錄》遂初堂本，終于在福建建陽整理付刻。這是顧炎武在八卷本初刻后，不斷擴充、修改的稿本，共三十二卷。一般認為，潘耒對于顧炎武《日知錄》遺稿，作了刪削整理。也許，由于缺少李良年這樣的高朋駁正，仍然難免留下些許遺憾。李集說：“得潘氏所刊全書讀之，雖較此廣涵，而精核似遜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