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周末刷手機，突然看到新聞：2023年5月19日，傅敏先生與世長辭。就在一年零三個月前，2022年2月19日，筆者曾受邀前往傅敏先生家中拜訪過他。

拜訪他的原因是，筆者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中意外發現傅雷先生的一些珍貴藏書，于是不免多想，這些藏書怎么會流轉出去，并最終到了這里呢？空想無益，傅雷先生的次子傅敏不是在的嗎？直接問他一下，或許他會知道的吧。于是，通過出版社的朋友和他取得聯系，大概他也為此而感到高興吧，于是約筆者前往浦東家中一晤。

現在，筆者將自己陸續發現的傅雷的法文藏書，以及傅敏先生對筆者所述他處理他父親的藏書的情形，一并介紹于此。

一

1961年7月31日，傅雷在給他的好友劉抗的信中說：“愚兄未置一產一業，除大量藏書少許藏畫，別無所有，真是慚愧慚愧！”（傅敏主編：《傅雷著譯全書》第26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頁。）那么，傅雷的書都哪兒去了？

初衷只是找一些莎士比亞劇作的插圖——2021年10月26日下午，筆者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的外文書架中，找到了1907年文藝復興出版社（The Renaissance Press）出版的《莎士比亞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洋洋四十卷，每卷卷首都有一幅精美插圖，但可惜每卷也就只有這么一幅。

因為各個國家的文學藝術類書籍都放在一起，看完之后，正要退出，在距離《莎士比亞全集》不遠處的書架上，突然兩本書映入眼簾，白色的書脊上用毛筆寫著“H.TAINE PHILOSOPHIE DE L’ART 1”，“H.TAINE PHILOSOPHIE DE L’ART 2”。

這應當是丹納的《藝術哲學》吧。再想，傅雷先生不是翻譯過這本書嗎？于是隨手取了下來，打開一看，原來這兩本書的白色封皮是后來裝訂的，真正的封面是淡綠色的，封面后前襯的左上角，有著一個簽名，“Fou……Mai 1929”。這名字簽得行云流水，可以看出前面三個字母是“Fou”，但后面是什么卻并不能辨得，紙張泛黃而發脆，得小心翼翼地翻。

傅雷在《法國新詩選集》里的中法文簽名

看到這兩本書后，再往下看，又看到一本綠皮封面的書。拿起一看，是一本《藝術史二十講》（L.Bordes，Vingt le?ons d’histoire de l’art，J. De Gigord，1927），心里又一陣驚喜，因為傅雷也有一本《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聞名于世，這兩者書名多少有些相似。打開一看，封面后的前襯右上角仍然有一個“Fou……”的簽名，和前一本書一樣，特別是左下角明確地寫著“傅怒安 一九三○ 六月購于巴黎”幾個虬勁有力的漢字。看到這些字，心情十分激動，因為現在可以確鑿地說，這些書正是傅雷先生的書。而這“Fou……”也正是傅雷的法文簽名，雖然還不能完全辨認。這意外的欣喜幾乎讓昏黃的圖書館頓時一亮，也讓我不得不平緩一下呼吸，以便細細地咀嚼并品味這巨大的喜悅。

隨后，我又看到了奧古斯特·羅丹的《藝術論》（Auguste Rodin：L’Art，Entretiens Réunis Par Paul Gsell，Paris：Bernard Grasset，éditeur，1924）這顯然是傅雷所翻譯的羅丹口述，葛賽爾記錄的《羅丹藝術論》的原書。這本書的封三上用法語斜寫了一句話，落款也有他的法文簽名，并有“1930”字樣。

大概還會有的吧——筆者便有意識地一本一本去排摸，果然，又發現了三本《獨立繪畫》。分別是兩冊相同的《法國獨立繪畫I：從莫奈到邦納德》（La Peinture Indépendante En France Ⅰ:De Monet A Bonnard）和一冊《法國獨立繪畫Ⅱ：從馬蒂斯到賽貢扎克》（La Peinture Indépendante En France Ⅱ：De Matisse A Segonzac），作者是Adolphe Basler和Charles Kunstler，出版者為Les Editions G.Crès et Cie，出版年份都是1929年。這套書介紹了各種現代派繪畫，后面都附有豐富的插圖，內頁雖然有看過的痕跡，但總體來說比較潔凈。只是在《法國獨立繪畫Ⅱ：從馬蒂斯到賽貢扎克》這冊書的封面后的前襯右上角有傅雷的法文簽名“Fou……”，左下角豎寫著“傅怒安一九三一年五月巴黎”。其他兩本第一冊都沒有簽名——其中至少有一本是傅雷的書吧？

傅雷的法文簽名行云流水，一時難以完全辨別。晚上回家后，急忙查閱劉志俠的《傅雷的歐洲歲月》（《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1期）一文。劉志俠在文章中將傅雷從1928年到1931年在法國留學期間，寫給他的法國好友達尼埃魯的一些信及傅雷的一些其他的法文材料，挖掘了出來，做了集中的介紹。這中間附有一些插圖，從中可以看出傅雷在信中的簽名和他在筆者手上拿著的這些書上的簽名完全一致。

可是，傅雷的法文簽名具體是什么，卻一直沒法弄明白。筆者曾向懂法文翻譯的朋友請教，對方未能辨識；到傅敏先生府上拜訪時向他問詢，他亦不知。大概一年多之后，我忽然想到，傅雷早年發表的法文文章中，應當有他的法文署名，何不查看一下？立即翻看劉志俠先生的《傅雷的歐洲歲月》一文，根據該文附圖中的《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通報》刊載的，傅雷于1931年5月1日在意大利地理學會和扶輪會演說的消息中他的名字，以及傅雷于1932年1月在法國《知識生活》（La Vie Intellectuelle）發表的演說稿《十字路口的中國》（La Chine au Carrefour）一文的署名，以及1931年9月傅雷在法國的藝術刊物《活藝術》（L’Art Vivant）上所發表的《現代中國藝術的恐慌》（La Crise de l’art chinois moderne）一文的署名，都可以看出他的外文名是“Fou Nou-En”。

另外，在2018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的26卷《傅雷著譯全書》各卷的一些卷前插圖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外文名就是“Fou Nou-En”。比如，在1934年3月3日，傅雷致羅曼·羅蘭的書信中，1934年6月30日羅曼·羅蘭給他的回信中，1936年，傅雷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莫羅阿的《戀愛與犧牲》一書的封面上，1937年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初譯本的封面上，都有他的法文簽名。

傅雷在這些藏書上所寫的讓筆者一時難以辨認的簽名問題因此迎刃而解。而且它的法文發音和他的中文名字“傅怒安”的發音也大體相合。

二

眾所周知，傅雷是著名的翻譯家。其實，他對一切藝術都抱有濃厚的興趣，他在繪畫、音樂、文學等領域有著極高的造詣。他曾說自己“趣味比較廣，知識比較雜，但雜而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不派正用”。（傅敏主編：《傅雷著譯全書》第22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8年版，第336頁。）他對音樂極為看重。在他看來，中國的音樂“在沒有發展到頂點的時候，已經絕滅了”。在1933年，日本不斷蠶食中國的時候，他就說：“拯救國家、拯救民族的根本辦法，尤不在政治、外交、軍事，而在全部文化。我們目前所最引以為哀痛的是‘心死’，而挽救這垂絕的心魂的是音樂與戲劇！”（傅敏主編：《傅雷著譯全書》第23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8年版，第325，333頁。）從中可以看出，他把音樂強調到了非常重要的地步。

傅雷說他曾在1929年到1931年期間，“因為愛好音樂，受到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作品的啟示，便譯了《貝多芬傳》。”（傅敏主編：《傅雷著譯全書》第22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8年版，第338頁。）后來傅雷還翻譯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等作品。可見，他成為一個翻譯家，與他對音樂的興趣頗有一些關系。

2021年11月16日，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音樂類圖書中，筆者看到一本羅曼·羅蘭的《古代音樂家》（Musiciens d’Autrefois，Librairie Hachette，奇怪的是這本書查不出出版年份），這已是這本書的第10版了。書的前襯右上角仍是傅雷的法文簽名“Founouen”。

傅雷的一些音樂知識當來源于這本書。1935年，他發表的《音樂之史的發展》，將音樂的重要性，特別是遠古以來音樂和社會生活的密切關系做一梳理。文章后面他附白，這篇文章的取材“大半根據羅曼·羅蘭著的《古代音樂家》‘導言’”。（傅敏主編：《傅雷著譯全書》第23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8年版，第346頁。）1955年，他又翻譯發表了羅曼·羅蘭的《古代音樂家》中的《論莫扎特》一文。可見，這本書對傅雷的重要性。

1961年5月23日，他在給傅聰的信中說到柏遼茲的時候，就提到了羅曼·羅蘭的這本《古代音樂家》。他說：

“你既對柏遼茲感到很大興趣，應當趕快買一本羅曼·羅蘭的《今代音樂家》（Romain Rolland：Musiciens d’ Aujourd’hui），讀一讀論柏遼茲的一篇。（那篇文章寫得好極了！）倘英譯本還有同一作者的《古代音樂家》（Musiciens d’Autrefois）當然也該買。正因為柏遼茲完全表達他自己，不理會也不知道（據說他早期根本不知道巴哈）過去的成規俗套，所以你聽來格外清新、親切、真誠，而且獨具一格。”（25-122.）

我還看到一本卡米耶·貝萊格(Camille Bellaique)的《莫扎特》（Mozart，Librairie Renouard，1927）。這本書分莫扎特的生活和創作兩部分內容。這本書雖然沒有傅雷的簽名，但是這本書末尾的內容，當正是1955年3月24日，傅雷為傅聰學習音樂時所翻譯的關于莫扎特的材料，傅雷名之為《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靈魂》。這個題目也正是這部分內容的核心觀點。1955年3月27日，傅雷在給傅聰的信中說到他譯后的感受：

“從我這次給你的譯文中我特別體會到，莫扎特的那種溫柔嫵媚，所以與浪漫派的溫柔嫵媚不同，就是在于他像天使一樣的純潔，毫無世俗的感傷或是靡靡的sweetness[甜膩]。神明的溫柔，當然與凡人的不同，就是達·芬奇與拉斐爾的圣母，那種嫵媚的笑容決非塵世間所有的。能夠把握到什么叫做脫盡人間煙火的溫馨甘美，什么叫做天真無邪的愛嬌，沒有一點兒拽心，沒有一點兒情欲的騷亂，那么我想表達莫扎特可以‘雖不中，不遠矣’。”（傅敏主編：《傅雷著譯全書》第24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頁。）

筆者翻閱這本書時，發現在這部分內容的原文上有著比較多的劃痕。應當說這本書正是他使用過的。

1956年7月18日，為紀念莫扎特誕辰兩百周年，傅雷應《文藝報》之約撰寫了《獨一無二的藝術家莫扎特》一文。這篇文章中一些內容和觀點正來自《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靈魂》一文，或者說來自于卡米耶·貝萊格的《莫扎特》一書。

勒內·福舒瓦的《貝多芬的愛情生活》（右一）一書，和傅雷藏書中的《古代音樂家》（右二）以及《藝術哲學》（兩冊）一樣，都有白色的硬殼封面，書脊上都用同樣的字體寫著書的作者和書名。因此，筆者認為它“疑是”傅雷藏書。

三

2022年3月9日，筆者在圖書館漫無目的地翻書的時候，在文學類書籍中，不經意間又發現了傅雷的幾本藏書，都與法國詩歌相關。

一本是《法國新詩選集》（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Fran?aise，KRA 6 Rue Blanche Paris，1928）。這本書收錄了包括波德萊爾、紀德、普魯斯特、瓦萊里在內的六十位詩人的作品，看來比較權威，也比較受歡迎。這本書是當時的最新修訂本，已經印到第25版了。其前襯右上角是傅雷的法文簽名“Founouen”，左下角豎寫著“傅怒安一九二九，十月，于巴黎”。

一本是圣伯夫（Sainte-Beuve）的《偉大的法國作家》（Les Grands Ecrivains Fran?ais，Librairie Garnier Frères,1926），共兩冊，第一冊是拉馬丁（Lamartine）和維尼（Vigny），第二冊是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繆塞（Musset）和泰奧菲爾·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這兩冊書主要介紹了這五位19世紀的法國詩人。這兩本書的前襯右上角都有其法文簽名“Founouen”。

一本是法國象征主義詩人保羅·魏爾倫（Paul Verlaine，1844-1896）的《詩選》（Choix de poésies，Eugéne Fasquelle，1928）。法蘭西學院弗朗索瓦·科佩（Fran?ois Coppée）做序。其前環襯的右上角有傅雷法文簽名“Founouen”，左下角豎寫有“傅怒安一九三一六月于巴黎”。全書大致按照主題（如憂傷、歡快、愛、幸福等）分為十一個部分。

傅雷在文學上自然也有著極高的鑒賞力，比如他對張愛玲作品曾有過精到的評論。從他的關于法國詩歌的藏書，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特別是對法國的詩歌其實是有著濃厚的興趣的。只是從他后來的文字看，他并沒有在詩歌鑒賞上有所發展。

四

以上這些只是筆者無意間所見的可以確定是傅雷藏書的書籍。還有一些書，也有可能是他的藏書，但是因為沒有簽名，無法確定。

比如，有一本保羅·蘭多米（Paul Landormy）的《音樂史》（Histoire de la musique，Paul Mellottée，奇怪的是，這本書的出版時間并沒有找到）。這本書以時間為序，從古代音樂一直講到當時的音樂，年代和人物并舉。扉頁上引用了羅曼·羅蘭的一句話：“C’est le chant des siècles et la fleur de l’histoire;elle pousse sur la douleur comme sur la joie de l’humanité.”而這句話，正出自羅曼·羅蘭的《古代音樂家》一書的導言。傅雷是這樣翻譯的：“它是世紀的歌聲，歷史的花朵；它在人類的痛苦與歡樂下面同樣的滋長蓬勃。”（傅敏主編：《傅雷著譯全書》第23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8年版，第341頁。）該書第12章就是海頓和莫扎特，第13章是貝多芬，第17章是肖邦，這些都是傅雷曾經關注過的音樂家，這些部分的內容都有看過的劃痕。

還有一本勒內·福舒瓦（René Fauchois）的《貝多芬的愛情生活》（La vie d’amour de Beethoven，Ernest Flammarion，1928）。據作者自云，他試圖寫出貝多芬的“心的歷史”，且這本書形式比較活潑，沒有那些妨礙人閱讀思路的注釋、引文等（原書第七頁）。為什么說這本書有可能是傅雷的呢？因為這本書和傅雷的《藝術哲學》（兩冊）以及《古代音樂家》一樣，都有白色的硬殼封面，書脊上都用同樣的字體寫著書的作者和書名。

我們知道，傅雷對貝多芬、肖邦、莫扎特這些音樂家都十分關注，并曾作文介紹。比如他的《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肖邦的少年時代》《肖邦的壯年時代》和《獨一無二的藝術家莫扎特》等，如果說這些關于音樂的書籍確是傅雷的藏書的話，也許他的這些文章的寫作與這些書籍有著一定的關系。

類似這種情況的書籍恐怕還有。只是，現在并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這幾本書就是傅雷的藏書。筆者曾經拿這些書上的筆記請傅敏先生判斷是否是其父親的筆跡，他看到后，連連說“是他寫的”。

從筆者所見的傅雷的藏書可以看到，傅雷當時所購買的書籍多是關于各種藝術門類的基礎性的、入門性質的、相對通俗的書籍。這些書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不顯得過時，有著不滅之價值。

更為珍貴的是，這中間有些書，不是一般的藏書，而是1930年前后年輕的傅雷在巴黎購買并翻閱，后來又進行翻譯時所依據的原本。

這些書中保存了他的興趣、他的眼光、他的氣息，他青年時的負笈求學、壯年時的伏案翻譯，都與這些書有關。略感遺憾的是，傅雷大概素愛整潔，這些書上并沒有留下太多的劃痕和批注。

五

這些圖書從何而來？它們為什么會收藏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圖書館中？

筆者注意到這些書的后面多貼有一個郵票般大的“上海書店”的紙標簽。上面寫著價錢。比如羅丹口述，葛賽爾記錄的《藝術論》定價100元，羅曼·羅蘭的《古代音樂家》定價250元，博爾德的《藝術史二十講》定價600元，這里的價錢都是手寫體。除此之外，似乎也沒有其他什么信息。

2021年12月28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孔海珠老師八十大壽，筆者上門祝壽。其間說到在圖書館看到的傅雷藏書。真是無巧不成書，孔老師當即說，那是她當年帶著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王道乾先生前去上海書店收購的傅雷的舊書。

孔海珠老師說她以前在上海書店工作，是1979年進文學所的。她說：

那時有空會回老單位找資料，舊書店的老員工會向我招手說近期收到什么好書的消息。傅雷家的書到舊書店后，他們也要找合適的單位買下來發揮作用。我讓他們保留著，回去問王道乾先生，王道乾是副所長，他是法語專家，我跟他說傅雷家的書聽說出售給舊書店了，有不少。我們所是不是買下來？他說他愿意去挑選一下。那天我帶著所里不少人去的。

這真是意外的收獲。

1955年3月24日，傅雷將卡米耶·貝萊格的《莫扎特》一書末尾部分翻譯出來，名之為《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靈魂》，供傅聰學習用。圖為他在這一部分內容上的劃痕和筆記。

那么傅雷的藏書怎么又跑到上海書店呢？傅敏先生或許知道。2018年，值傅雷誕辰110周年紀念，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了26卷《傅雷著譯全書》。通過該書編輯，我和傅敏先生的夫人陳哲明老師取得聯系。他們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告訴我他們就在上海，并邀請我到他們浦東的家中一聊。

2022年春節后的2月19日，我驅車前往他家。那天天氣陰冷，但是屋里卻溫暖如春，85歲高齡的傅敏先生高瘦清峻，從樓梯緩緩而下。我將當時所看到確是傅雷藏書的封面和簽名頁打印出來，一一做了介紹，并帶給他幾份我所看到的幾篇學界新發現的傅雷的佚文。

聽了我的介紹后，關于傅雷先生的藏書的處理，傅敏先生緩慢而有力地說：

當時文革抄家，我爸爸自殺了之后，據說有人來偷他的東西，所以，就把整個東西都一起拉走，運到上海音樂學院去了。文革后期，音樂學院處理這件事，就把我爸爸的書都還給了我。可是我放哪呢？我就把這些書放在我爸爸的好朋友雷垣（按，雷垣系傅雷在大同學院同室寄宿的同窗好友）家里，雷垣家里有三層樓，我就把書放在他家里。其中，拉過去的時候我請羅新璋整理一下，因為羅新璋懂法文。我對他說，你需要的你就留下，他選了一部分他所需要的留下，其他的，他整理了一下。有一部分是我拉到了我舅舅朱人秀家里，這里頭呢，羅新璋需要在那里整理，剩下的就給朱人秀處理了。主要的書呢，就放在雷垣家的三層樓那兒了，放在那兒大約有半年時間左右吧，后來呢，我也沒辦法，也不能老放在人家家里，后來就是我處理了，賣掉了。

關于傅敏先生所說的“有人來偷他的東西”，傅雷的好朋友劉海粟也說過這么一件事：

“一九七六年冬天，我的一個學生拿來一張畫：《長城八達嶺》，這是我解放初期送給怒安的。封門之后，小偷從屋頂爬進去偷出畫來，賣到舊貨店。我的學生從舊貨店買了回來，真是叫人感慨萬千！”（劉海粟：《傅雷二三事》，劉海粟著，沈虎編：《劉海粟散文》，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頁。）

傅雷生前就收藏了一些名畫，他去世后，這些東西便為小偷盯上了。

至此，傅雷藏書流傳的經過，大致可以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