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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日本學研究——嚴紹璗先生紀念文集》葛繼勇 執行主編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我保留了一份四十多年前（1981）的聽課記錄，這是在北大古典文獻專業讀書時，我聽嚴紹璗先生講《文獻中所見日本古史及其他》和《日本傳統中的漢學與漢籍》兩課時的筆記。現在翻開來看，還是有些吃驚，記不清是為什么會記得如此仔細，整個記錄差不多兩萬字，涉及眾多中日古文獻，而其中的內容，至今看來也仍不過時。當我為了寫這篇文章重讀這些日久泛黃的記錄時，又想起嚴先生興致勃勃給我們講課的情景，也由此再次感受到嚴先生理解和研究中日關系史和日本中國學的一些特點。

四十多年前與現在，學術環境與取向顯然不同。我總覺得，現在的學術界，崇尚的是高深理論、繁復論說、前沿時尚，有些像乘飛機在云端翱翔，但那個時代，學術界剛走出機械和刻板的論述，特別反感“以論代史”，追求的卻是文獻實證，以便重回可以安心腳踏的實地。被提得最多的，一方面是重視文獻考據的清代乾嘉諸賢，一方面是五四時代胡適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特別是嚴先生和我們所在的北大古典文獻專業更是如此。其實，如今我重讀這兩份講課記錄，還是深感嚴先生討論中日關系和日本漢學，盡管在古典文獻專業中另具一格，好像越出了傳統的六大類即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校勘的范圍，但實際上仍是在古典文獻學的延長線上。在有關日本古史的一課中，無論是討論古文獻何以稱“倭”、徐福東渡的史實與傳說、《新舊唐書》前中國正史之“倭國傳”，還是討論“日本名稱的形成與天皇之出現”，他都要引述古今中外的文獻及諸家考證，甚至還要進行史源和字義的訓詁考證。而在講述日本漢學與漢籍的時候，更是特別凸顯了文獻學的特色，僅僅是講《古逸叢書》中的《日本國見在書目》一節，就引述了六種日本文獻來討論編者，引述了安井息軒、島田翰等論述來討論編纂年代，還要非常仔細地按照古文獻專業習慣，對《書目》的體例、來源、遺漏，作點鬼簿式的介紹。即使是對《書目》的學術價值作判斷，也不僅泛泛而論“對日本文化史，（它）是研究上古時代日本文化淵源的直接史料，透露了日本文化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程度”，還要進一步反過來放在中國古文獻學史中，指出它可以彌補隋志、二唐志的空缺，可以提供學術史上被忽略的事實，甚至還要指出《見在書目》的錯簡、訛誤、脫字。這或許是因為他面對我們這些古典文獻專業學生的緣故，但恐怕也是同樣出身文獻專業的嚴先生的習慣，而這一專業習慣和偏好，一直延續到他后來的重要著作《日藏漢籍善本書錄》。

學院的學術，當然應當新舊交替不斷超越，中日歷史、文學與學術的研究，現在已經和四十多年前大不一樣。在當年，嚴先生編纂《日本的中國學家》和《日本中國學史》第一卷的時候，大概這一領域還相當荒蕪。我們曾多次在嚴先生狹小的小屋里看到那些仿佛萬國旗一樣，懸掛在他房間繩索上寫滿資料的卡片（這是嚴先生的習慣和特點）。把資料抄成卡片，把卡片寫成著作，當然很艱難，而現在資訊文獻來自電腦網絡，容易得太多，因而各種譯作或著作已經郁郁蔥蔥樹木成林。不過，有時候回過頭來看，那時候的學術傳統，卻始終還有意義。嚴先生那一代學者，沒有現在學院里那么多玄虛繞口的理論，也沒有那種故作高深的習慣，除了文獻需要扎實之外，學術表達也是既清晰又明確。如果你讀1991年出版的《日本中國學史》第一卷，或許就有這種感覺。也許你可以不贊成他過于執著中國立場，太強調“中華民族的文化”對日本的影響，而忽略日本文化的“古層”與“低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可以不贊成他著作中某些遺留的時代標簽，如“近代資產階級歷史觀”，“封建性質的反映本階級意志的近代性文化”，但是，你不能不承認他“從中國出發”的立場是清晰的，論述日本東洋學的邏輯是一貫的，關于思想與學術價值評判的表述是明白的。我想強調的是，論著的立場清晰、邏輯一貫、表達明白，恰恰就是學術的力量。這在傳統學術中是何等重要，而在當下學術中卻又如此稀缺。其實，嚴先生并不是沒有理論，也未必不熟悉方法，其實他自有他的理論和方法，記得在北大古典文獻本科讀書時，他給我們上的“歷史文化論”，正是這個專業本科生唯一的一門理論課。

說到論著的力量以及立場、邏輯和表達，我不由得還有一些感慨。近年來，很多人都注意到不能僅僅以中國談中國，在全球史和區域史的視野中，很多域外關于日本歷史文化思想的著作被翻譯過來。僅僅日本通史類的著作，我就讀到講談社日本史、巖波日本史等，書店里也可以輕易地找到丸山真男、網野善彥、尾藤正英等人的著作，同時歐美學者如布魯姆、克雷格、基恩的著作也很暢銷。不過，什么時候我們能有自己關于日本史、中日關系史、日本中國學史的著作，表達出中國角度、獨特理路和清晰表述？我記憶猶新的，是十幾年前，那時我們和嚴先生都住在藍旗營，偶然在小區里見到嚴先生，就聽他大發感慨，說為什么在學術研究領域，現在對日本還總是霧里看花不明不白？我明白，他是希望他從事的這一領域，能有中國學者的、有影響的標志性著作。

遺憾的是，如今嚴先生已經往生，給我們留下的是追思，當然也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啟迪，但更重要的是留下了沉甸甸的期待。

古代紀念逝去的先賢，往往需要石刻的碑志，古人相信，鏤之金石，便能不朽，而現代紀念前輩學者，我以為最好就是熟讀他的論著，承繼他的研究，用研究論著和紀念文字，鏤刻成紙上的墓志。我想，這本《中國的日本學研究——嚴紹璗先生紀念文集》，就應該是獻給嚴紹璗先生的一塊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