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區(qū)文物之盛，自古可見。三國時期，陸氏兄弟已呈現(xiàn)文學之繁榮；元代以來，四方名流匯集于峰泖之間，文藝興隆。其中，尤體現(xiàn)地域文化特色之活動，就是小說的收藏與大型叢書的纂刻。

搜奇積異

三國時期的陸機出身名門望族，曾退居華亭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從《文賦》《辯亡論》等作品不難看出他對《易》《詩》以及文集的熟悉，猜測其家中收藏經(jīng)部、集部類文獻較多。

宋元以來，上海地區(qū)的藏書活動興盛。但收藏家并非正統(tǒng)士大夫出身，且閱讀內(nèi)容較為駁雜，常常“搜奇積異”，如平話小說、志怪傳奇等。首位有確切記錄的藏書家是宋元之交的莊肅，其所藏書籍不僅包括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子、集，還涉及稗家小說。

莊肅，字恭叔，號蓼塘，原于宋為秘書小史，宋亡棄官，隱于青龍鎮(zhèn)。《莊氏藏書目》分為十門，于經(jīng)、史、子、集外，另有山經(jīng)、地志、醫(yī)卜、方技、小說等六目。楊瑀說其藏書達七萬卷，《松江府志》則稱其聚書八萬卷，陶宗儀更是稱贊“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還有記載說，莊家藏珍本連當時的皇宮密庫都未有搜集。

此外，還有孫道明等藏書家被記錄在案。孫道明為市井細民，又傳說是道士，癡迷讀書、抄書，以校閱藏書為樂。他與當時的名士鄭元祐、張雨等皆有唱和，與學者陶宗儀為至交，相與共游，合作曲詞。孫道明藏有《清異錄》等小說的前代珍本，陶宗儀編《說郛》時就參考過此書。清代藏書家錢曾以藏孫道明之書為榮，稱贊其“老而好學，真炳燭之明矣”。

陶宗儀也是知名的藏書家。他不但創(chuàng)作《南村輟耕錄》，記載異聞怪奇，更編纂大型筆記類叢書，搜羅大量前代筆記小說。陳繼儒稱其為開風氣之先。

去蕪存菁

元末以來，上海地區(qū)富足繁盛，“僻處海上，頗稱樂土”。由此，藏書與文藝活動并行，皆展現(xiàn)興盛之態(tài)。明中期，因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及政治制度放松，藏書之興有所恢復。這一時段，最為著名的藏書家是陸深。

陸深將藏書按類編成書目，“錄而存之”，具體分為十三類：經(jīng)書、性理之書、史書、經(jīng)史以外的古書、諸子、文集、詩集、類書、雜史、諸志、韻書、醫(yī)藥書籍、雜流。其中，經(jīng)史以外的古書、諸子、類書、雜史、諸志及雜流這六類與子部小說密切關聯(lián)。除藏書外，陸氏還有小說創(chuàng)作的興味，不僅《古奇器錄》中輯錄前代筆記小說中的奇談異聞，還有多部筆記問世。

陸深的學生輩，包括徐獻忠、何良俊、張之象、朱察卿、董宜陽等人緊隨其后，皆有藏書之雅致。包括《夷堅志》《癸辛雜識》等書，皆在徐獻忠的著述中出現(xiàn)。并且，徐獻忠所引史書，唐以前主要是《南史》《北史》，宋以后主要是《資治通鑒》，或?qū)懭宋铼毺仫L韻，或志怪異之事，展現(xiàn)出對子部小說的嗜好。

何良俊則有清森閣，“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簽，古法帖、彝鼎數(shù)十種”。按《四友齋叢說》記載，何良俊十分推崇歐陽修所作筆記小說，藏有《世說新語》等小說，并仿作《何氏語林》，纂編唐代以來的名士風流事跡。

嘉靖時期，陸深家族還進行了小說叢書的纂集，成《古今說海》。有關《古今說海》的編纂者，陸深、陸楫、陸深之女以及黃標，哪位主要負責編纂工作，學界爭論不一。不過，將《古今說海》歸為陸深家族的作品，當無異議。

《古今說海》共一百二十卷、一百三十五種，輯錄野史筆記、虞初稗官之流。內(nèi)容分為四部七家，分別是說選、說淵、說略和說纂；說纂下，又有逸事、散錄、雜纂三家。總體來看，《古今說海》注重情節(jié)敘事，對前代文本的擇取標準，基本接近今天的小說概念。

萬歷之后，松江有四大藏書家：王圻、施大經(jīng)、宋懋澄和俞汝楫。其中，王圻年最長，作品最多。他編纂《稗史匯編》一百七十五卷，為文言小說叢抄。

《稗史匯編》上追宋代《太平廣記》及元代仇遠《稗史》，重加校讎，并在編纂體例上有所創(chuàng)新，“總之為綱二十有八，列之為目三百有二十”。將小說作為正史的輔助，有濟世之用、闡發(fā)經(jīng)史之意。《稗史匯編》對文獻內(nèi)容的挑選，也盡力做到去蕪存菁、兼收并蓄。魯迅在《古小說鉤沉》的校勘中，就引用了此書的數(shù)十條內(nèi)容。

總之，古代上海地區(qū)“藏書之風氣盛”，從而“讀書之風氣亦因之而興”，且“版本既多，校讎之學因盛”。由此，“古書因之可讀”，最終“其嘉惠來學者至多”，進一步促進了文學創(chuàng)作。陸深、何良俊、宋懋澄等人編創(chuàng)的筆記小說、小說叢書作為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對后世影響深遠。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