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法國小說家、批評家、隨筆作家、編輯、《頓呼》等名牌電視讀書節目的常客、精神分析學家尤利婭·克里斯特娃的丈夫菲利普·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5月5日在巴黎去世，享壽8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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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馬爾出版社5月6日宣布了索萊爾斯的死訊。

“無盡的悲傷。巨大的孤獨。”74歲的法國明星哲學家貝爾納-亨利·萊維（Bernard-Henri Lévy）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索萊爾斯是20世紀60和70年代法國文壇的風云人物，曾熱情推崇李約瑟的《中國科學與文明》，并與妻子克里斯特娃一起學習漢語。1974年，索萊爾斯自任領隊，與克里斯特娃和大哲學家羅蘭·巴爾特等組成五人代表團，受邀訪問中國，游歷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陽和西安。代表團集體購買了中山裝，甚至打算穿著中國服裝回到巴黎。索萊爾斯從此自稱“唯一一個對中國嚴肅以待、深入思考的法國當代作家”，幾乎每一本書里都會提到中國。

他驚艷于陶淵明、李白、白居易、李清照的詩詞和程抱一的畫作，關心弗朗索瓦·于連和謝閣蘭的漢學研究，夢想自己成為宋徽宗那樣的皇帝，“讓政治從屬于詩歌……宋徽宗既是畫家，也是詩人、玄學家，他超越了權力，充滿神秘氣息。他更愿意做一株竹子、一只鷹隼、一只喜鵲或是一株楊柳。他就像是安格魯斯·西勒修斯筆下的‘沒有為什么’的玫瑰。當被問及‘我為什么在這里’時，他會回答‘我在這里’。將思考不斷轉化成‘獨一無二的筆觸’，無須任何矯飾和夸大”。他認同中國圣賢的中庸之道和博采眾長——“入世卻又出世，可疾可緩，隨著環境與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引劉成富、房美譯文），又對中國古典小說過場詩里的隱喻津津樂道，欣賞女主人公沒有歷史的重負，單純地將肉體之愛“看作一種自然力的內在對抗”，甚至在接受采訪時也常常把似是而非的中國風俗或古語掛在嘴邊。

“中國也是一種內在的、普遍的經驗，”索萊爾斯寫道，“她應該可以為所有人所理解；一種空間和時間、聽覺和動作的重組，是我們全球的、偏執狂的、唯利是圖的、清教徒的且病態的文明會想要歪曲和否定的對象。”（引趙濟鴻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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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28日，菲利普·茹瓦約生于波爾多附近的塔朗斯，成年后早早放棄學業，專工文學，并從拉丁文的sollus和ars兩詞中取“全藝術”之意，改姓索萊爾斯。

22歲時，他出版了描寫15歲少年性經驗的小說處女作《一種奇特的孤獨》（Une curieuse soli?tude），受到作家莫里亞克和詩人阿拉貢的贊揚。1961年，他以第二部小說《公園》（Le Parc）獲得美第奇獎。

但為他帶來巨大聲望的是1983年出版的小說《女人們》（Femmes）。當一部分批評家聲討書里的“色情”問題時，他表示：“這是我最好的書。這是我無與倫比的天堂。”

已故的法國文學專家柳鳴九曾就《女人們》總結說：“不論是哲理也好，是哲理色彩也好，反正他在小說里已經把對女性的認知、體驗與感受，集中概括為一個頗有震撼力的命題，駭世驚俗地宣稱：‘世界是女人們的，男人們只是一堆渣滓，冒牌貨。’”

巴爾特專門寫過一本關于他的書《作家索萊爾斯》。“索萊爾斯的書不放棄任何東西，”書中宣稱，“不放棄故事，不放棄批評，也不放棄語言，正是這種窒息感，我稱之為‘美’。”（引懷宇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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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春天，索萊爾斯在門檻出版社與讓-埃德恩·阿利耶聯合創辦了先鋒文學雜志《如是》，為新小說、符號學、福柯和德里達提供陣地。1983年，他又在加利馬爾社創辦《無限》雜志，并進入該社讀委會，期間拒絕了比利時王國派駐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位外交使節之女阿梅莉·諾東（Amélie Nothomb）的小說處女作《殺手保健》（Hygiène de l'assassin），使諾東轉投阿爾班·米歇爾社，自此以每年一本的速度，連續出書30年，成為阿米社的頭牌暢銷作家。

1967年，他與克里斯特娃結婚，兩人育有一子達維德。但索萊爾斯對長他23歲的比利時作家多米妮克·羅蘭（Dominique Rolin）傾注了“瘋狂的愛”。

在2013年的《女人們的畫像》（Portraitsde femmes）一書中，他披露了自己的雙重愛情生活。

索萊爾斯與羅蘭長逾半個世紀的書信集在2017年和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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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萊爾斯對中國念念不忘。我們可以在他晚年一張拍攝于書房的照片里看到：巨大的、綠色封皮的七卷本《利氏漢法詞典》連同石濤的畫冊擺在最顯眼的位置。

他的漢語譯者段慧敏2013年曾在索著《一部真正的小說——回憶錄》的譯后記中回憶與他的三次會面。

第一次見到他時，她發現：“索萊爾斯在伽利瑪出版社的辦公室很小，裝飾也極為簡樸，墻壁上掛著中國的字畫。他會說簡單的中文。”后來，第三次見到索萊爾斯，我們談話的中心是索萊爾斯的“中國”。與其說是“談話”，不如說是索萊爾斯的演說，因為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里，作家幾乎并不給譯者任何插話的機會。他急切地想將與自己相關的一切介紹給譯者，仿佛他對面的并不是一本書的譯者，而是整個中國的讀者。他首先談起自己長久以來對中國的喜愛：童年時代家里的青花瓷瓶曾給他無數有關中國的想象；程抱一有關中國繪畫的介紹給了他有關中國文化藝術的啟示；兩三年的漢語學習、多次在中國的旅行讓他更加深入地接觸了中國；Belles Lettres出版社的“中國叢書”使他對中國文學經典近于沉迷。索萊爾斯稱自己為“唯一一個對中國嚴肅以待、深入思考的法國當代作家”。

然而，她也注意到“索萊爾斯的中國”有著明顯的不同：

索萊爾斯坦承，中國文化對他的影響是根本性的，如同呼吸一樣必不可少，滲透在他的存在方式和行為方式之中。但是在索萊爾斯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作家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存在著主觀性甚至是錯誤觀點，例如在《情色之花》中出現了“在中國，花代指妓女”，或是“一只蝴蝶叫作‘莊’，而我叫作‘子’”這樣的句子。透過這位固執地認為了解中國，卻塑造了“索萊爾斯式中國”的法國作家，我們卻可以看到從古典到當代的中國文化在西方的接受中存在多么奇妙甚至荒誕的情況。索萊爾斯為我們展現出的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錯解和誤解，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之中值得我們進行關注的問題。在他的作品中，索萊爾斯不斷地提到自己愿意做一個“中國人”。與我談話的過程中，他解釋了這個想法的具體含義：“我希望成為中國人，同時也希望有一位中國人成為如我一樣的法國人。如果這樣一個人存在的話，我將會獲得很大的成功。”索萊爾斯以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為例，指出在與中國文化的接觸過程中，感覺到自己越來越“中國”。

菲利普·索萊爾斯一生出書80余種，其中的多部作品，如《女人們》《一部真正的小說——回憶錄》《花》（中譯本叫《情色之花》）《愛的寶藏》《品味之戰》《例外的理論》《極限體驗與書寫》《十八世紀的自由》《羅蘭·巴特的友誼》和三本《無限頌》等已在中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