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生前是很重視《書衣文錄》的。他于“文革”結束后不久的一九七九年四月初，在《天津師院學報》上首次發表了部分《書衣文錄》。在一九八〇年編輯、一九八一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耕堂雜錄》中，孫犁又以主要篇幅，集中推出了他的《書衣文錄》（174條）。一九九二年，我負責編選《孫犁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孫犁看到其中選有“書衣文錄”很高興。他說，人們編他的集子，只注意小說、散文，其實，“書衣文錄”也應當選。

“書衣文”是孫犁寫在包書紙上的文字。這是孫犁的一個獨創，古今中外文學史上沒有先例。

從《書衣文錄》（全編）我們看到，孫犁寫“書衣文”，始于一九六四年四月，止于一九九五年四月，前后三十一年。在這些“書衣文”中，有不少是孫犁不愿示人、不便示人的；還有一些寫于“文革”時期的“書衣文”，是不敢示人的。所以，“書衣文”有很大的私密性，“在事實上構成了孫犁的日記”（編者語）。孫犁也說，通過“書衣文”，“藉存數年間之心情行跡”（《書衣文錄·拾補·小引》）。

“書衣文”的私密性決定了它的“幽深”性質，即在公開的作品中和公開的場合下被作家有意無意遮蔽的部分，有些是連作家本人都未必察覺的靈魂深處的幽暗部分。而這恰恰是值得關注和破解的作家的心靈密碼。

孫犁平時給人的印象是溫文儒雅、沉默寡言，但在政治風浪中，他也有憤怒和咒罵。

“文革”是一場內亂，孫犁是這場內亂的第一批受難者。他被批斗、抄家，他被逐出多倫道的大院而蝸居于佟樓附近的一間小屋。他看到“文革”中太多的混亂、野蠻、齷齪和血腥。他曾幾次想自殺。

孫犁對這場突然而至的人間災難難以容忍。出人意料的是，平時沉默寡言的孫犁竟放開膽子，在“書衣文”中對“文革”進行控訴與抨擊。

一九七五年三月，他在《今日文化》這則“書衣文”中寫到“文革”時代的社會文化狀況：“紅帽與黑帽齊飛，贊歌與咒罵迭唱。嚴霜所加，百花凋零；網羅所向，群鳥聲噤”“遂至文壇荒蕪，成了真正無聲的中國。他們把持的文藝，已經不是為工農兵服務，是為少數野心家的政治賭博服務。戲劇只有樣板，詩歌專會吹牛，繪圖人體變形，歌曲胡叫亂喊。書店無書，售貨員袖手睡去。青年無書，大好年光虛度……”

類似這種對“文革”的批判，在《書衣文錄》中還很多，值得指出的是：雖然“書衣文”寫在自己私藏的圖書上，但如果一旦被發現或有人告密，是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而孫犁卻一寫再寫。這再次證明，孫犁并不是一個忍氣吞聲的、軟弱的懦夫，而是一名勇敢的戰士。他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亮出自己與邪惡勢力勢不兩立的鮮明旗幟。孫犁對“文革”的批判與反抗，體現了中國作家與文化人威武不能屈的高尚節操與風骨。

從《書衣文錄》中看孫犁的深刻愛憎與人文情懷。

在《書衣文錄》中，孫犁對眾多歷史人物及現當代的政治人物、文壇名人做出自己極具個性化的評價，率性直言，口無遮攔。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總理逝世。孫犁“強忍著眼淚聽廣播”。他在一月九日、一月十一日、一月十六日連續在七條“書衣文”中對總理的逝世表達他的悲傷之情。一月十一日一天中，他連發了四條，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孫犁對人民的好總理表達無比愛戴之情。他說：周總理“無失言，無失行，光明磊落，愛護干部，大公無私，獻身革命。威信樹于民心，道義及于國外”“斯人云亡，邦國殄瘁”。他引用外電報道說：總理的去世，“亞洲一盞明燈熄滅了”。一月十六日，他寫道：“昨聽追悼會廣播九十分鐘，夜已深。”從中可看出孫犁對周總理非同一般的深情。

此外，孫犁對李秀成、李鴻章、王國維、羅振玉以及魯迅、周作人、茅盾、周揚等名人均有率直的無所顧忌的臧否。比如，在《知堂書話》一條中，孫犁說：周作人所記讀書記，“無感情，無冷暖，無是非，無批評”“淡到這種程度，對人生的滋味就有限了”。他對周作人“四無”的淡漠人生的批評話雖不多，卻一針見血。

孫犁在《書衣文錄》中還表達了他對普通人的人道情懷，如：對他家的保姆楊玉珍，對長期為他送信的女郵遞員王淑媛，對為了爭半間房被毆打并當場服毒自殺的三馬，他都自然流露出憐憫之情。一九九〇年八月，孫犁要辭退服侍他十五年的保姆楊玉珍。在送別楊玉珍時，孫犁“竟痛哭失聲”。他說，這是“數十年來未有現象”。結果，“新人未來，舊人未去”，楊玉珍又留下來了。孫犁對漢奸、賣國賊、卑鄙小人，都橫眉冷對；但對社會底層的民眾卻有一種善心和愛意。他的心是溫熱的，柔軟的。

在《書衣文錄》中，孫犁毫不掩飾自己的私人情感。

特別是他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所寫的大量“書衣文”，詳盡披露了他的一次失敗婚姻的全過程，其中有他的許多體驗與感悟。這些“書衣文”有的直白，有的隱晦，表現了孫犁不為人知的一面。讓人看到，除了革命的孫犁、文學的孫犁，還有一個七情六欲的人性的孫犁。

他開始進入第二次婚姻時，“如癡如盲，孽海翻騰”，神魂顛倒，是非不辨。之后，二人矛盾不斷，爭斗連連。最后，伊人遠走高飛，擇枝而棲。此事給孫犁造成了極大的痛苦，他也從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訓。一九七五年四月，孫犁在《海日樓雜叢》條目下寫道：“余感情用事，易沖動，不明后果，當切戒之。”后來，孫犁在《達夫書簡》條目下，借講郁達夫的婚姻悲劇來表達他在情愛方面的反思與自省。他說：“單以愛情而言，郁氏可謂善于追逐，而不善于掌握，善于婚姻前的籌劃，而不善于婚姻后的維持。此蓋浪漫主義氣質所致也。”這一段感情經歷對孫犁而言是刻骨銘心的。

從《書衣文錄》中，可發現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孫犁心態的巨大變化——他從激情走向了幻滅。

由于孫犁對市場經濟的不理解，由于他對社會與文學界許多丑惡現象的憎惡與憤怒，由于感到自己青年時期理想的破滅，他產生了迷茫與消沉的情緒。后來，他對國家的形勢與前途憂心忡忡，有一種幻滅感。我把孫犁的這種幻滅感歸納為四個方面：由對現狀的不滿而產生的理想、信仰的幻滅感；由文學夢的破碎而產生的事業幻滅感；由鄉情、親情、友情、愛情的“殘破”而產生的情感幻滅感；由多種疾病纏身而對自己的身體失去信心產生的生命幻滅感。（參見拙文《幻滅中的生命終結——〈曲終集〉出版前后的孫犁》，《隨筆》2013年第2期）

孫犁并不諱言自己的幻滅感。后來，孫犁在《胡風書信集》條下寫道：“國家多事，無心讀書，亦無心寫作，更無心出書，真正和百花（指百花文藝出版社——引者注）告別了。”一九九〇年一月四日在《天津楊柳青畫社藏畫集》條下寫道：“自去歲入冬以來，余時有寂寞無聊感……然自停止寫作以來，無所事事，精神既無寄托，空虛苦悶，時時襲來，繞室彷徨，終非善策。”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宋賢遺翰》條下寫道：“故園消失，朋友凋零。還鄉無日，就墓有期。哀身世之多艱，痛遭逢之匪易。隱身人海，徘徊方丈。憑窗遠望，白云悠悠。伊人早逝，誰可告語。”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四日，百花文藝出版社送孫犁《孫犁文集》珍藏本，他感慨萬千：文集的前半部，是“爭戰的書，號召的書，呼喚的書”；“后半部的血淚中，已經失去了進取，憂傷中已經聽不見呼喚”。這時，他“忽然有一種滿足感也是一種幻滅感”。哀莫大于心死。孫犁坦承他的心已死。終于，一九九五年，孫犁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封筆，徹底退出文壇！在他還有記憶力、思考力、判斷力和寫作能力的情況下，他決絕地告別了他無比熱愛又曾激情投入的文學，出版了最后一本《曲終集》，在文壇消失了！

通過《書衣文錄》，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孫犁晚年的許多隱于深幽之處的極為珍貴的生命信息。看到他在“文革”中的掙扎與呼喊，在愛情中的糾纏與痛苦，在社會轉型中的激情與幻滅，也看到他在精辟的人論、書論中所表現出的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學術立場、人文情懷和道德操守。以上這些內容，在同期或后來的散文、隨筆以及《蕓齋小說》中大都能找到對應的篇章，但《書衣文錄》表現得更直接、更赤裸、更細致入微、更觸及作者心靈黑洞的幽深之處。

孫犁指出：“文人之日記、書信、詩，皆為其歷史斷片，如有系統，編得完全，則可窺見其歷史全貌，甚可貴也。”我們說，研究作家，不僅要研究他公開發表的作品，還要研究他在日記、書信這些個人化、私密化的文字中所提供的思想與情感信息，即作品背后的作家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講，《書衣文錄》是孫犁思想史、心靈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他留給我們一份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

《書衣文錄》是孫犁的“特產”，也是當代中國圖書出版中的獨有現象，在孫犁作品中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書衣文錄》博大精深。孫犁對數百種古今中外圖書的評價，涉及政治、歷史、宗教、文化、文學、藝術等各方面的知識。特別是關于書的學問（寫書、編書、出書、購書、讀書、評書、藏書，以及出版社、印書館與書店等），講得很深、很細，可作為編寫出版史、文學史、文化史的重要參考。我認為已出版的《耕堂讀書記》和《書衣文錄》（全編），同孫犁的小說、散文等組成了他龐大的文字創作系列，它們將同《白洋淀紀事》《風云初記》《鐵木前傳》以及“文革”后的十本散文集一起，進入中國現當代作家經典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