辻井喬

辻井喬其人

在戰后的日本現代文壇，辻井喬（1927-2013）的存在是一個奇跡，又像一個神話。他的奇跡首先在于他寫作身份的復雜，他既是詩人、小說家和批評家，同時又是跨領域的一位經濟學家；他的神話則在于他曾是一位擁有10數萬公司職員的老板，堤清二（辻井喬的真名）不僅是日本經濟界的巨擘，也是日本商界如雷貫耳的著名人物。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的鼎盛時期，他經營的多家企業中，單是西武百貨店的年度營業額就鰲踞世界之首，達至近萬億日元。

從辻井喬的生平和創作年表簡編來看，他成為文學家似乎由他特殊的人生經歷所注定。孩提時代，他在身為歌人的母親身邊度過了耳濡目染的文學時光，開始接觸日本古典文學作品，并對俳人松尾芭蕉等產生興趣。高中時代，他雖與友人一起創辦文學同人雜志，但并沒有進行更多實質性的創作實踐，只能說他在這段時期認知了文學的門檻。在東京大學讀書期間，他開始接觸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使他的思想和世界觀發生了重大轉變，這種契機使他很快化名橫瀨郁夫加入了日本共產黨，成為一名純粹的布爾什維克。對于在小學和中學時代接受過“效忠天皇”、“為天皇戰死”等軍國主義教育的辻井喬來說，也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學說把他從“黑暗的過去”中拯救出來的。辻井喬從這種解脫和覺醒意識中塑造了一個全新的自我，與昨天的自己徹底訣別。這種思想一直貫穿著他的人生，也體現在他的作品精神里。而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形成也使他不得不背叛家庭，尤其是政治上有著顯赫地位、又是一位大資本家的父親——堤康次郎，父子倆在思想和價值觀上的分道揚鑣就始于這一階段。

辻井喬最初發表小說時還是一位在東京大學經濟系讀書的二年級學生，那篇發表在同人雜志《金石》上的小說，正如他自己在隨筆中所坦言，是受到他當時接觸過的作家野間宏和無產階級作家、詩人中野重治的影響創作的。他的詩歌寫作在發表小說的數年之后，時間是1952年，時值詩人25歲，是他在病榻上得知日本學生運動遭到警察的鎮壓并導致流血事件后，在極度悲憤和求助無援沮喪的心境下開始的。就是說，他是被憤怒和絕望造就出的詩人。辻井喬詩歌中的悲壯情懷和悲劇意識或許正源于他這種獨特的人生經驗和生命感受。

“隱喻詩人”

1955年，經“列島”派詩人木島始（1928－2004）的舉薦，辻井喬的處女詩集《不確切的早晨》由書肆尤里卡社出版，并由此開始使用辻井喬這一筆名。這部格調深沉、思想性極強帶有尖銳社會批判意識的詩集，在當時并沒有為他在詩壇贏得應有的聲譽。其原因被文藝批評家粟津則雄分析為還沒有從“摸索中脫離”出來所造成。從辻井喬出版的數十部詩集來看，這種定論能夠成立，但若從這部詩集的文本出發，我個人覺得，詩人辻井喬已經在此確立了自己的意識秩序和語言風格，只是在表現上沒有抵達更深的隱喻結構而已。

與法國作家加繆的小說同名的第二部詩集《異邦人》獲得第二屆“室生犀星詩歌獎”后，引起了不少詩人和批評家的關注，人們終于才弄清楚詩人辻井喬與巨人實業家堤清二原來為同一人物。按照粟津則雄的分析，這部詩集已經徹底“掌握和承襲了他的精神結構形式，把隱喻作為強有力的武器使用”。 辻井喬在戰后日本詩壇被稱為“隱喻詩人”，與他“將自身的思考和生命加以抽象的改造”（粟津則雄語）有直接關聯。在抽象的背后，他總是在他的詩歌文本中做著一種不懈的努力——完成對自身的眺望和自省。他的眺望和自省當然是建立在歷史、現實、未來、思想、批判和憂患這樣的概念之下的。

夕陽滲進大理石

寒風刮起

白紙彈響的音調飛揚

銀杏的落葉在路上飛跳

紅兔子馱著郵件奔跑

牛角號聲傳來

街道兩旁的樹梢發出悲鳴

白紙在遠處像云母一樣閃光

風無處不在

一切具有人性的東西都是遙遠的

塵埃在大理石壁上卷起旋渦

——辻井喬《寒風》

即使讀處女詩集里的這首短詩《寒風》，強烈的暗示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這里當然包含有具體的時代背景和詩人自己的苦澀經驗。通過這首短詩不難發現，辻井喬不是為表現隱喻而去進行隱喻表現的詩人，他的隱喻是出于他詩歌意義升華的需要，它不是只停留在單純修辭學上的那種“隱喻”，更不是拘泥于隱喻中的“隱喻”，而是結合在他的感性下進行了思想加工，秩序化、邏輯化以及形象化了的“隱喻”。辻井喬就是在這種不斷完善和成熟的隱喻手法下成長起來的。從他詩歌語言的流動性和他對整個詩篇的結構布局上，能夠感覺小說才具有的那種物語哲學，這種多元的戲劇性情節無疑取決于他的小說經驗。從他善于敘述的表達里，我們更能感覺到他是不強制自己觀念的詩人，這與提倡純詩論和主張用隱喻和暗示表達詩人直覺的法國象征派的代表詩人馬拉美（Mallarmc）所強調的寫詩不用觀念也十分吻合。

有時，我心中幸存的野獸

行走在小小的遙遠國度

在荒野上迷路

為辨別方向

猛然昂頭伸頸

那時，我踟躕在夕陽西下的臺階

在假面具和假面具之間

尋找自己跌落的面孔

這是與詩集同名的《異邦人》一詩的最后一節，詩人在該詩里成功地虛構出一個世界，用第一人稱的“我”充滿暗示地表現出自己不安的生存狀態，借用小關和弘對這首詩的解讀，“以意象的水平線和垂直線為核心創造出世界”，詩人是在這樣的特定空間里“去尋找自己應有的位置的”。即使讀詩人完成于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的作品，這種不安的生存狀態和疲憊的尋找仍在持續，比如說詩集《誘導體》《對箱子和信號的執著》《譬如雪花月》《鳥·蟲·魚眼中的淚》以及《呼喚的彼岸》等。他的這種思想情結可以說一直貫穿始終。辻井喬在他隱喻色彩十分濃郁的詩句里含有不少陰郁的成分，他把個人曲折、復雜的情感和反思精神與歷史、現實和未來融合一起，使得他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從他的詩歌語言里折射而出，從而也使他的詩歌語言更具有深度和廣度。他的語言特點與詩人痖弦在隨筆里所強調的“語言的深度就是思想的深度；深度的語言，其本身就是思想”不謀而合。

本世紀初，詩人花費了數年之久完成的史詩寫作《海神三部曲》為自己所抱有的歷史想象圓滿地劃上了句號。這部詩集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爭議。粟津則雄在評述它時稱“世界已不限于現在這一時刻，而是把它展開為同一時代的歷史。于是，詩人雖巧妙而又個性地借鑒艾略特在《荒原》中使用的方法和結構，與自己在隱喻中成長起來的方法結合起來，這種結合本身孕育出了現代日本驚人的透視力和照射力”。這部三部曲的第一部《群青色，我的暗示》作為單行本出版后的翌年，獲得日本現代詩壇的“高見順詩歌獎”。詩人自己把它揶揄為“帶有雜音的安魂曲”，它一方面在揭示“昭和時代是雜音里混合有雜音的大雜音時代”的本質，另一方面又在該詩集里張揚了自己的存在主義哲學和詩學追求，是最能體現詩人思想的一部詩集，“朝向理想突進的精神隱喻”。長詩《時間的埋葬》的翻譯難度也在于此，這首長詩因大量引用了日本的歷史典故和神話傳說以及社會事件，而且有意識地借鑒了日本最古老的文學作品集《古事記》和《平家物語》以及里爾克、卡夫卡、艾略特等外國詩人、作家的作品，形成了龐大繁復的文學空間。但恰恰正是這種“旁征博引”的導入，使讀者很難做到對它十分到位的理解和傳播。也許，對這本三部曲的正確解讀，還需要時間的推移。這部三部曲與詩人入澤康夫的《我們的出云，我們的安魂》以及《荒原》詩派的代表詩人之一鲇川信夫的未完成作品《美國》一道被稱為是日本戰后詩壇難得的三部長詩。

中日交流的文化橋梁

2003年初夏，我剛剛修完學業在仙臺任教時，收到集英社寄來的一個厚厚的大信封，打開才知道是即將出版的辻井喬短篇小說集《桃幻記》的書稿校樣。在此之前，雖常有耳聞活躍在商、政、文化界的辻井喬，但跟他并沒有太多交集。出版社寄來校樣的目的是希望我認真校閱一下書稿，看這部中國題材的短篇小說集里，有沒有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的表現。若有，希望我能對那些不自然之處提出修改意見。這是我第一次集中閱讀辻井喬的作品。以前，幾乎沒有機會接觸他的小說和其他文體的作品，有的也只是零零星星讀過跟他發表在同一家日語雜志上的詩作。就印象而言，很難談得上銘心鏤骨的深刻。

記得在氣候涼爽的仙臺，一口氣細讀完《桃幻記》書稿，頗為驚訝也頗感不可思議，從未在中國生活過也不會說漢語的辻井喬，竟然對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生活如此了如指掌。即使他訪問過中國數十次，見過不同時代各個領域的要人。這部短篇集如果隱去作者名字，相信大多讀者都不會認為是出自外國作家之手。故事結構、心理刻畫、人物對話以及對場景和一些生活細節的描寫都頗為地道，這種沒有生疏感的中國化只是通過虛構和想象，跨越語言文化的藩籬接近或抵達另一個文化場域不太容易。《桃幻記》可以說是一次漂亮的跨越。這本書出版后，隨書一起收到編輯寫來的一封稍長的信，信中說辻井喬收到書后非常感謝。兩個月后，在東京銀座的一家高級懷石料理店第一次見到了辻井喬。就是在這次飯局上，辻井喬鄭重地希望我能翻譯他的詩歌，以實現他懷抱已久在中國出版漢譯版詩集的夢想。

初次見面的辻井喬為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講話輕聲細語，言行優雅細膩，和顏悅色，十分紳士。很難想象坐在眼前的謙謙君子是一位叱咤風云擁有數十萬億日元資產的老板。以后每一次跟他見面，無論是喝咖啡吃飯，還是一起參加文學活動都很愉快。他年輕的外貌神態總是讓我懷疑他是否謊報了年齡。已屆古稀之年的辻井喬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有一次，我非常好奇地問他為什么從來不用餐館提供的濕巾，而是從自己的西裝口袋里掏出餐巾紙擦嘴或擦手。他笑道，這是他從小養成的習慣，并說這種和紙餐巾是王子制紙公司在戰前為他的家族量身定做的，延續至今。說完他隨手掏出一疊遞給我，手感勝似絹絲，輕柔、舒適、薄而透明，富有彈性。

很多年前，曾跟谷川俊太郎聊起過辻井喬的異常年輕。谷川說：“下次跟他見面時，一定問一下他年輕的秘訣是什么。”不久后在六本木的一次飯局上，當我把谷川俊太郎的話說給辻井喬時，他邊笑邊說：“請務必轉告谷川先生，永葆年輕的秘訣就是不要反復結婚和離婚。”這句話對三起三落婚姻史的谷川俊太郎帶有致命性。若干天之后，在跟谷川的一次電話上順便提起辻井喬的這句話，谷川俊太郎在電話的另一端放大了嗓門，略顯委屈地說雖然我比他多結了一次婚，但他和某位女演員的緋聞當年可曾被周刊雜志等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過呀。對于感性、自由、浪漫、敏感、富有個性的詩人而言，也許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束縛。

除了寫作者和經營者的雙重身份，辻井喬還是一座堅不可摧的文化橋梁。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為中日文化交流盡心盡力，親身躬行。自1956年撥專款成立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以來，直至去世他長年擔任會長和理事長，一直負責該協會的正常運營。每年邀請活躍在第一線的中國作家、詩人、批評家訪問日本，然后再把日本作家派往中國，與全國各地的作家、學者、譯者切磋技藝，交流寫作心得，加深彼此的了解。2007年，在思潮社主辦的東京中日詩人研討會的最后一次對話現場，結束后他小聲把我叫到一旁，說這是他認為最為成功的、真正意義上的一次難忘的交流。中日詩人暢所欲言，沒有俗套和顧忌，每個人的發言都值得去認真思考和回味，每一個小組的對話都觸及到詩歌的核心問題和文學的本質。當他得知這次活動的所有費用是中國詩人、企業家黃怒波個人資助時感慨不已，并說我也不能袖手旁觀，將繼續加大中日文化交流的力度。然后話鋒一轉說，遺憾的是日本的企業家具有這種人文情懷的人不多，鼓勵我以后多策劃一些這樣有深度和實質性交流的文學活動。在戰后的日本，辻井喬可以說是為中日文化交流留下巨大功績的人物之一。這一點無論怎么稱贊他都不為過。

豐富的一生

2005年，為出版《異邦人——辻井喬詩歌選》，在整理完辻井喬的寫作年譜時，我發現他就像一位多面性的異邦人，一刻不停地奔走在文化商界和藝術界。詩選出版的翌年暑假，接到他的第二秘書寄來的邀請函，第一次去輕井澤觀看他一手創建的季節美術館的鎮館之寶畫展，大開眼界。傍晚在美術館附近的意大利餐館用餐時，好奇地問辻井喬館內最貴的一幅畫的價格是多少，他微笑著說你猜猜看，我說了三次都沒猜中。他的秘書說館內收藏的500余幅作品中，幾十億甚至近百億日元的畫有三十余幅。聽完此話，大腦中的數字思維瞬間崩潰。

跟普通人相比，最初作為其父堤康次郎（國會議員＋資本家）的“內緣之妻”（父親在銀座高級酒吧結識的情人）之子出生的辻井喬，其內心世界一定存在有難言的苦衷。這種復雜性很可能變成了他一生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自卑感。從他的一些隨筆和跟別人的對話里可見一斑。某種意義上，這種形式的生命起點也很有可能無形中成為他寫作的源泉。從我對他的接觸發現，辻井喬本質上首先是一位詩人或作家，其次是思想家、斗士、政治家和感性的商人，各個領域皆有出色的成就。我想世界上像他這樣具有豐富多面性的人應該寥寥無幾吧。

由東京大學主辦的留學生文學獎最后幾屆，我跟辻井喬一起當了幾年評委，每一年終評和頒獎時他都會如期而至，從未遲到過。聚會之余跟他聊過幾次詩歌，那時的他雖已屆古稀之年，但對詩歌的看法仍然前衛，讓我不由想起翻譯他作品有時理不出頭緒所經歷的種種“磨難”。或許是辻井喬個人情感和社會經歷的豐富性和特殊性，他的詩歌在日本戰后詩壇獨樹一幟，形成了有別于任何人的詩風。但作為詩人，該如何評價多元、復雜的他卻難以一言以蔽之。對他詩歌的評價也像評價他本人，很難用一句話概括全面。辻井喬去世不足十年，似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很少在日本的報刊上讀到別人論及他作品的文章。即便如此，辻井喬的作品也具備抗衡沉默的力量，他的思想以及文學作品中的復雜性、創造性和多面性不可能會被時間遺忘。他年輕時寫下的、帶有日本式的超現實主義意味的那些具有深度隱喻性、批判性或社會性的一系列詩歌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時代的動蕩和自己在那個時代的挫折感及失落感。由此不難看出，辻井喬是把詩歌的焦點瞄準社會的社會派詩人。到了晚年，在他的個別長篇小說和敘事長詩中，都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歷史記憶以及日本的古代神話融入作品，這種創作精神令人欽佩。晚年爆發式地創作了大量作品的辻井喬，真讓人覺得他有超人的一面。

2003年，退出商界的辻井喬并沒有停止對社會的關心，仍一如既往地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作為日本左派的重要人物，他曾是“媒體九條會”的發起人，也是日本戰敗后經濟復蘇締造都市消費文化的先驅之一。晚年的辻井喬以驚人的速度和過人的精力接二連三地出版長篇小說并獲得各種文學獎項。2013年11月25日，辻井喬在東京都內的一家醫院走完他不平凡也不平靜的一生，享年86歲。

（作者系辻井喬詩歌的中文譯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