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美國現代文學開山之父的海明威在短篇小說上的成就可以說是超群的。很多著名小說家被人記住的短篇小說往往只有一兩篇，如菲茲杰拉德的《重返巴比倫》，福克納的《獻給艾米麗的一朵玫瑰花》，雪莉·杰克遜的《彩票》，弗蘭納里·奧康納的《好人難尋》和杜魯門·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而被評論家稱作名篇的海明威短篇小說多達十余篇，除了讀者比較熟悉的《乞力馬扎羅的雪》《弗朗西斯·麥康伯短暫的幸福生活》《一個干凈明亮的地方》《殺手》《白象似的群山》《在異鄉》《印第安人營地》和《大雙心河》外，還有《我老爹》《沒有被斗敗的人》《雨中的貓》《士兵之家》和《橋邊的老人》等等。根據1975年出版的《海明威短篇小說評論集》編輯者杰克遜·本森的粗略統計：到1968年為止，海明威的短篇共被各種短篇選集（不包括他自己的短篇集）收錄了410次。

海明威親身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戰爭題材的小說在他作品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包括《永別了，武器》和《喪鐘為誰而鳴》這兩部長篇和多達十篇的短篇小說。與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的短篇小說包括《在異鄉》《大雙心河》《你們絕不會這樣》《士兵之家》《此刻我躺下》。而包括《橋邊的老人》和《在山梁下》在內的五篇短篇則與西班牙內戰有關。

除了被收入海明威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短篇全集《49個短篇小說》里的《橋邊的老人》，海明威與西班牙內戰有關的短篇小說被評論界談論得相對較少。《橋邊的老人》是作為記者的海明威報道保皇黨撤退的電報稿。當時海明威正好欠《時尚先生》雜志下屬的《視野》雜志一份小說稿件，所以他把那份電報做了幾處小改動，如把三只貓改為一只，把老人的年齡從68歲改成76歲，又增加了幾段對話后直接發給了《視野》。這篇小說也成為海明威生前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里的最后一篇。而《在山梁下》等另外四篇反映西班牙內戰的小說，海明威生前只在雜志上發表過，直到1969年才收入由他的第四任太太整理出版的《第五縱隊和四個西班牙內戰短篇》中。評論家們公認《在山梁下》是這四篇小說中最好的一篇。海明威在寫給他的編輯馬克斯·珀金斯的信中說寶琳（他的第三任妻子）認為這篇小說是他寫得最好的短篇之一。

為了便于理解《在山梁下》這篇小說，先簡單介紹一下西班牙內戰。西班牙內戰（1936年7月18日-1939年4月1日）發生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時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奏。對陣一方為共和國總統曼努埃爾·阿扎尼亞的共和政府軍與人民陣線左翼聯盟，另一方是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為中心的西班牙國民軍、長槍黨等右翼集團；共和政府軍受到蘇聯和墨西哥的援助，佛朗哥國民軍有納粹德國、意大利王國和葡萄牙的支持。英法美等國（包括中國）雖然保持中立，但由民間人士組織的“國際縱隊”則前往西班牙加入左翼聯盟陣線參戰。

《在山梁下》小說以第一人稱寫作。敘述者是來前線拍攝國際縱隊進攻影片的記者，當時海明威與“北美報業聯盟”簽約前往西班牙報道戰事，他還與荷蘭電影導演、第三國際行動人員尤里斯·伊文思合作拍攝反映西班牙內戰的紀錄片《西班牙的大地》。所以這也是海明威的真實經歷。小說描述了由國際縱隊主導的一場進攻戰。小說以他和攝影師一起從戰場撤退到山梁下開頭，他們與作為預備隊的西班牙士兵一起待在戰壕里等待發起總攻。海明威對場景的描述簡潔生動，寥寥幾筆就勾畫出一個發起進攻前繁忙的后方。通過敘述者的描述讀者意識到這是一場注定失敗的進攻。作為進攻方的我們火力不夠，“當需要四十門排炮的時候，我們卻只有四門”。“（他）只有一個旅，卻出乎意料地接到發起攻擊的命令……這么做至少需要一個師的兵力。”小說通過“我”親眼目睹和與西班牙士兵交談得知的幾個事件，講述了這場不成功的進攻中那些不會被記錄在案的故事。小說以“我”和攝影師“沿小路下山，去搭乘去馬德里的指揮車時”，看見了那個被督戰隊擊斃在山梁下的法國逃兵結束。

海明威描寫戰爭的短篇大多表現戰爭對個人身體和心靈的創傷（《在異鄉》《你們絕不會這樣》《此刻我躺下》），以及如何從戰爭的后遺癥中康復（《大雙心河》《士兵之家》）。但在《在山梁下》這篇小說里，海明威第一次探討了戰爭的本質和意義。通過敘述者與作為預備隊的幾位西班牙士兵的對話，海明威對戰爭的本質以及國與國之間的結盟關系提出拷問。在西班牙士兵眼中，現在支持西班牙政府的盟國都是曾經的侵略者，“在巴達霍斯，英國人和法國人掠奪洗劫我們，侵犯我們的婦女。”“我父親是被古巴的北美人殺害的，他在那兒被強征入伍。”

以寫硬漢著稱的海明威擅長描寫人們面對死亡和危機時表現出的勇氣、決心和堅毅，如《沒有被斗敗的人》里與公牛決斗到死的斗牛士，《老人與海》里與大馬林魚搏斗了三天、最后只帶回家一副大魚骨架的老人。但在《在山梁下》這篇小說里，他卻塑造了一個擅自離開前線的逃兵。那個法國士兵隸屬于國際縱隊，當年肯定是懷著一腔熱血自愿來西班牙參戰的。當認清自己的付出和犧牲毫無價值時，他毅然決然地昂首離開了戰場。由于敘述者“我”曾經“身處塵土、硝煙和槍炮聲中，身處受傷、死亡、對死亡的恐懼、勇敢、怯弱，以及不成功的進攻帶來的失敗感和荒謬之中”，所以能夠理解“死于一場不成功的進攻是多么愚蠢”。小說的敘述者一直用符合新聞記者身份的客觀視角觀察事物，他雖然親臨戰場，但并沒有介入到戰斗中。他一方面承認戰場上督戰隊存在的必要（“戰爭中必須遵守紀律”），另一方面又被督戰隊的殘暴（槍殺帕科和追殺法國中年逃兵）所觸動，無法調和戰爭中“遵守紀律”和“個人的生存愿望”這一悲劇性的辯證關系。而這樣的悲劇場面是不會出現在他們正在拍攝的記錄戰爭的影片里，電影里“它們（坦克）勢不可當地沖過山丘，像大船一樣登上山頂，朝著我們拍攝的勝利的幻影叮叮當當地駛去”。

《在山梁下》這篇不足八千字的短篇里包括了時空上的多次轉換。小說描述的是一場即將開始的進攻，這也是敘述者此行的目的：記錄這次進攻。借助敘述者“我”與西班牙士兵的對話引出了帕科被督戰隊槍殺這一殘酷的事件。小說還講述了這場進攻失敗后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法國的坦克指揮官為進攻壯膽喝醉了，最終因為喝得太醉而無法指揮。酒醒后他會被處決。”“他（國際縱隊的指揮官）卻沒能遵從他自己的忠告，因為兩個月后他就把命給弄丟了。”小說中充滿了戲劇性的翻轉：害怕戰爭而自殘的帕科在認清自己的軟弱后，卻被督戰隊槍殺；自愿參戰、最終不愿死于一場準備不足的戰爭的法國人，沒有死在敵人的槍口下，卻死在了我方督戰隊的手里；告誡敘述者“別把命給弄丟了”的俄國軍官自己卻于兩個月后丟掉了性命。作家和詩人韋恩·克瓦姆認為《在山梁下》是一個“關于作家如何寫小說的小說”。克瓦姆的分析從作者“對地點的敏感”出發，這不僅是對物理場景的敏感，還包括對場景中其他人物的道德或情感位置的敏感，作者借此獲得了對人性的理解。

在小說的結尾處，那個中年法國人是以勝利者的姿態離開戰場的。因為他“突然看清了一切，看清了這場進攻的無望，看清了這場進攻的愚蠢，看清了這場進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可能不是因為懼怕，而只是因為看得太清楚了”。《在山梁下》里的中年法國人與《沒有被斗敗的人》里的斗牛士不一樣，因為斗牛士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能夠戰勝公牛。他與《老人與海》里的老人圣地亞哥的心理狀態也不一樣。因為老人面對的是必須取勝才能生存下來的戰斗。而《在山梁下》里的法國士兵面臨的是一個確定的失敗，確信自己將“死于一場不成功的進攻”，所以他昂首退出了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