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害怕失去敘述能力吧，二十多年間，我沒敢停下小說寫作。從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到長篇小說，一路踉蹌走來，那情狀，堪堪可算“集腋成裘”，卻分明又“篳路藍縷”——小說敘述里盡可能不用成語盡量減少比喻，創作談里，趁機敞開用吧。這些年，除卻應對各種生活與工作日常之外，琢磨“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心思，綿延不絕。這就是“熱愛”一樣東西的下場，念茲在茲，以自己為燃料，每日供養。摸索著從社會問題、女性成長一直到歷史現場，是我的“寫什么”；又摸索著從噼里啪啦、火氣虛旺的敘述語言，從枝蔓雜生、閃回跳脫的敘述路徑，慢慢走到沉穩舒緩和主干相對分明的書寫，是我的“怎么寫”。隨心所欲的天才大概是有的，但肯定不是我。摸索著前行吧，將來肯定還會變，目前我希望自己還是能先固定一段時間。

呈現在您面前的《海上繁花》，就是一部想重返“歷史現場”的小說。勘破故紙堆宇宙，盡力移到這小說宇宙的歷史框架和細節，我不只是想用它們做一枚“掛畫的釘子”來懸掛這部小說；而是妄想摸到虛擬之秤桿上的定盤星，在“歷史現實”和小說虛構之間，獲得平衡，取得自身的重量，讓這個小說可以立住，扎根，生長枝葉，開出繁花。這是我的理想。為了取得“現場感”，我采用的是有限視角，敘述角度貼著人物的境遇和視線，不寫超過人物能理解的世界之外的東西。這是個群像小說，人物眾多，我的敘述調子又隨人物而變，想讓人物帶出屬于他自己的小說世界：主婦的歸主婦的，戰俘的歸戰俘的，少年的歸少年的，于是，調子和調子之間會有落差，猶如溝壑，猶如瀑布，得站遠了，才看得出，它們屬于同一座山。默默盤算，此前的《離觴》也是群像小說，這個也是，目前正寫著的《離觴》的續集也是，處理完這三個，我一定要寫一個單純一個視角的小說。這樣說，猶如望梅止渴，用來安慰此刻不斷分身的本尊。

寫1940年到1941年香港淪陷那一章，我用的是主婦“伊芙琳”和其青年兒子“喬”的視角，寫了他們一家怎樣被戰爭拆散。為了附體于人物，我想在張愛玲寫香港的小說里吸取一些“氛圍”，可是不行，太黏稠了，不適合我這個小說。兜兜轉轉，我終于在項美麗的《香港假日》里，找到了合適的氛圍和戰時日常氣息！那一天，我在激動和喜悅中度過，和人物共享此“通靈”時刻，這樣的感覺，可以稱之為快樂吧？這幾日，我想起來要找到那本書，卻怎么翻找也不見蹤影。是訂《讀庫》全年附贈的書，橘紅色的軟皮封面，燙金的字。項美麗親歷了香港日占時期，《紐約客》風格的行文，細致又準確地書寫她感受到的戰爭。她給出的種種殘酷又荒誕的很具現場感的信息，是值得信任的，而且，她和我的人物“伊芙琳”一樣，是個美國女人。關于重慶陪都的時代氛圍，我是不知從網絡的哪個角落里翻到一個美國外交官寫的類似回憶錄的文章。你知道，視角不同，世界就不同，我得給小說中的“外國人”找到其匹配的視角。小說雖是虛構的文體，但是涉及到相關歷史，宏觀角度也好，微觀角度也好，我還是在追求盡可能的準確——當然，這是站在歷史學家和前輩作家的肩膀上得到的，無論如何，也還是一個小說家的“準確”罷了。為了這個“準確”，我常覺身陷泥潭，但最后總能等到“天助”，這樣的經歷，似乎是如雞湯文所說的，只要你足夠努力，全世界都會幫你。

香港淪陷等背景下展開的故事，是這個小說的外圍。小說所本的核心史實，是關乎“里斯本丸”沉船的，往大里說，這是一段“國家記憶”——曾是國家領導人在英女王國宴上的提及的歷史，也是外交使節在其紀念日會舉行活動的事件。尤其可貴的是，它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與世界相連，是中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的一次明證。

最關鍵的是，它，發生在舟山，我的家鄉。這是我在這個事件面前駐足的原因。舟山漁民平等地對待生命，無私地面對報答，他們的勇敢、寬容和善良，是殘暴戰爭中的人性之光，這種高貴，它打動了我。這是我寫作的初心，在小說里，我將此托付給了一個叫“阿卷”的男孩。在少年時，他目睹了父輩們救起在海水里掙扎的戰俘，帶著伊恩他們三個戰俘藏到礁石洞，并和伊恩結下了情誼。他見證了前輩們“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高潔，在老年時，他和回島來謝恩的戰俘約翰相遇——當年的單身戰俘，如今帶著兩個兒子歸來。當初漁民們的無私搭救，成就了約翰完整的人生。而與阿卷產生了類似父子情感的伊恩，在戰爭中，卻是子死妻瘋，女兒與其丈夫一別就不得相見，曾經團圓完美的一家，被戰爭沖擊得七零八碎。最讓我心疼的，是那八百多個如今還在“里斯本丸”沉船里長眠海底的戰俘，他們的生命，停止在1942年10月2日，當時，他們大多是單身男性，他們永遠體會不到為人之父的情感了。被剝奪的人生，是戰爭祭臺上的供品。從感動到心疼，可算是我的一個寫作心路吧。

父子之間的感情，是這個小說想要處理的主要關系，我想做到人類經驗世界性或共通性的表達。伊恩父子、阿卷與伊恩、約翰父子，一直到敘述者翻譯張明父子，以父子情感為基礎的家庭關系的處理，貫穿整部小說始末。我在寫一部關于舟山漁民勇救英軍戰俘的小說，同時，我在寫人類的基本情感。我沒有把這種情感推到很強烈的程度，相反，我是克制的，甚至，是平淡的。這部小說已經自帶傳奇氛圍，平淡自然的父子感情，會讓這傳奇更具日常氣息，也讓我這個寫小說的，安心一些。不怕您笑話，我自視是一路寫“嚴肅文學”過來的，如果您說我“哎呀這個故事寫得不錯”，我聽了會有點慚愧。所謂“嚴肅”，并不是如字面所示般的道貌岸然，相反，它所呈現的可能是卑微和怯懦，真誠面對人之所以為人的所有元素，在人心的疆域里勘探挖掘，讓文字帶進來的陽光照亮皺褶和灰暗。因為有這個執念，我就希望我既能講好一個故事，而這故事還是在“嚴肅”之疆域里，不要漂流太遠。記得，有一回做完《離觴》的一個線上分享活動，和《南方都市報》的記者黃茜又聊了大半小時，說的是“要是能兼具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和艾麗絲﹒門羅的風格，那該有多好啊！”這種向往，真讓人心熱。說這話的時候，手頭在寫的就是這《海上繁花》。

事實上，這個小說，和這兩位世界級的女作家，是不沾邊的，與一本也寫戰俘故事的小說，理查德﹒弗蘭納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他另有部備受余華推崇的小說《河流引路人之死》），倒是有些小淵源。比如這個《海上繁花》的書名，一半得自小林一茶的俳句“此世，如行在地獄之上凝視繁花。”第一次讀到這俳句，就是在他的這本書里。他對戰俘的書寫，深深打動了我，明艷與黑暗并置的寫法，也讓我躍躍欲試。也許正因為這個，我才啟動了小說的敘述者張明和木村香織的異國戀情。這場戀愛，給小說以明艷的同時，也拓寬了小說的時空，從1942年延伸到2017年左右；也給予了小說更多的思辨色彩——對于戰爭、仇恨和愛的思考，在回望的姿態里，更容易定型。

說這些作家的名字，是想安慰自己，當我寫作時，不是我一個人在戰斗。每一個文本后頭，都站著很多大師。只有不停地閱讀，才能讓自己處于清醒的狀態——自我陶醉是容易的。自我感覺良好，是人能正常生活的一個心理基礎吧，但對于寫作者來說，則未必是好事。閱讀，是寫作者自渡的不二法門，不僅是小說理念和技巧層面上的學習，更是對腳下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之事的認知教育。

經由《海上繁花》的寫作，一遍一遍勘探1942年浙江抗日的“歷史現場”之后，我受到了“愛我浙江”的深切教育。原來，在抗戰時期，自上海浦東到浙江舟山、寧波、臺州、溫州一帶島嶼和沿海地區，除卻幾個大島上有日軍“統治”，小島和沿海地帶的人民，勇敢地“獨立”著，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團結起來，全民抗日。寧紹平原，當時在日據之下，但是，我從一份抗戰時期的浙江某銀行的資料里，看到“地下銀行”在有序運作。糧農棉農等各種作業的農民，在勇敢地將一部分農產品賣給抗日組織，收購交易都在暗地里結算流通，如此，各類抗日隊伍才得以生存和壯大吧？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才有伊恩等三位幸運的戰俘，被舟山東極諸島的漁民救護，出島，沿著寧波、臺州、溫州、麗水再西進入川；才有1942年杜立特空襲（Doolittle Raid）部隊從東京回航至浙東一帶降落后，被當地人民搭救就醫護送到安全地帶。

浙江人民的勇敢抗日是低調而實在的，我希望《海上繁花》能記下這些踏實、隱忍的戰爭。那些讓我落淚的瞬間，進了文字，可能有洪鐘大呂的回響余音，那是我從前的小說里沒有的。它會是一個新的開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