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左聯”是擁有強烈的主體意識的文學社團，“集體的文化形式”對盟員精神世界產生了普遍的規約作用。“左聯”研究需要改變個體記憶的研究視角，從集體記憶和文化記憶的角度審視當事人以及后來者的“左聯”社團記憶。為了追蹤“左聯”的社會歷史影響、賡續左翼文化精神，研究者需要對關涉“左聯”記憶的歷史文本進行“互文性”分析和話語分析，以揭示“左聯”記憶在社會文化語境中的意義生成規律。“左聯”盟員的回憶錄并非“左聯”研究的“陷阱”，相反，盟員的回憶材料具有多重價值，它們既存儲了歷史信息，也體現了盟員的身份意識、生命情懷和精神信仰。

茅盾曾經宣告：“‘左聯’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著光榮的地位，它是中國革命文學的先驅者和播種者。”[1]縱觀“左聯”（全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研究史，雖然“左聯研究一度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鎮”，然而“左聯研究的冷熱起伏也十分顯著”[2]。時至今日，“左聯”研究的重要性愈加突出，需要通過“左聯”研究來促進紅色文化基因“與各個時代的精神融合”，從中獲取“不斷砥礪前行的巨大動力和能量”[3]；此外，由于現代文學社團的研究尚顯薄弱，而“‘左聯’使得現代文學社團和文學流派有了真正的分野，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翻開了新的一頁”[4]，所以，加強“左聯”社團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1980年前后，“左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取得豐碩成果，尤其是產生了一大批“左聯”盟員回憶錄，其中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魯迅紀念館、上海文藝出版社等機構編纂的“左聯”回憶文輯（如《左聯回憶錄》《“左聯”紀念集（1930—1990）》等）。隨著“左聯”史料的厚積與豐富，“左聯”研究也日趨深化，曹清華、陳紅旗、賈振勇、孔海珠、汪紀明、王宏志、王錫榮、姚辛、張大明、張大偉、張廣海、張小紅、周國偉等學者對“左聯”進行了多維度的考察，共同推動“左聯”研究向前發展。雖則如此，今天的“左聯”研究依然有待開掘，王錫榮提出“目前的左聯與左翼文學運動研究，亟需在史料考辨和理論深化兩個方向上努力探索”[5]；另外，就“左聯”史料考辨而言，王錫榮認為“非常混亂”的“‘左聯’的回憶錄”已構成“‘左聯’研究的陷阱”之一[6]。張廣海亦指出“左聯”盟員的歷史回憶“難免有含糊不清或彼此矛盾之處，甚至難免存有修飾或偽裝”[7]。那么，如何看待“左聯”盟員回憶的學術價值？怎樣從新的理論視角解讀“左聯”記憶現象？可否通過“左聯”記憶現象的解讀來促進“左聯”研究方法的革新？本文擬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超越“陷阱”：“左聯”盟員回憶的多重價值

王錫榮在考察“左聯”盟員回憶材料的過程中發現：某些歷史當事人“對于當時的情況，或語焉不詳，或漏落甚多，甚至自相矛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回憶人會自覺不自覺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感覺對記憶進行解說”，于是，“回憶的史實就會被修正、變形”，從而導致“研究者對歷史的誤判”，他將這種情形稱之為“‘左聯’研究的陷阱”[8]。對“左聯”回憶錄的真實性及其史料價值提出質疑的學者并非王錫榮一人，20世紀80年代，丁景唐便已批評了一些“不負責任的‘回憶錄’”所造成的“混淆視聽、以假亂真的不良后果”，然而，與此同時，丁景唐又將“同時代人的回憶錄”看成一種“‘活’資料”，并且肯定了這種類型的文獻資料“可以補文字記載之不足”以及“確證”其他史料“歷史意義”的獨特價值[9]。從諸多學者關于“左聯”盟員回憶錄的評價當中可以看出：治學嚴謹的“左聯”研究者一般不會輕易地將盟員回憶錄視為絕對可靠的歷史文獻，他們大多意識到了當事人記憶信息發生扭曲和變形的可能性，只不過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他們才有意或無意地借助盟員的回憶來重構“左聯”歷史活動的局部細節。整體觀之，在看待“左聯”盟員回憶錄的史料價值方面，研究者的態度存在一定差異：盟員回憶錄既可能被當作損害研究客觀性的“陷阱”，也可能被賦予一種佐證史料之可靠的附加值。

就文本內容的客觀性與可信度而言，回憶錄確實不及歷史文獻。記憶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類的記憶非常脆弱，即使回憶者自認為準確無誤的記憶信息當中也可能出現種種偏差，因為“我們對現實的錯誤感知會被植入記憶系統，并在以后會被回憶起來，盡管這些回憶根本無法客觀地反映現實”[10]。除了生理學方面的因素之外，人類記憶還受“視點”和“意義”的支配，“人是以‘自己特有的視點’經驗著事件”[11]，故而“記憶并不是對過往事件的忠實復制”，每個人的回憶都是“對事件或信息的重新構建”[12]。鑒于人類記憶在保存信息方面帶有很多缺陷，當事人回憶的內容不能被看成確鑿無疑的史料，若僅憑盟員的個體回憶來推究“左聯”歷史事實，極有可能墜入心理學家所說的“記憶錯覺、自信錯覺的陷阱”[13]。從盟員的回憶內容中識別記憶“陷阱”，這種現象在“左聯”研究史上不乏其例，諸如王錫榮對夏衍憶述的“左聯”籌備細節的質疑、張廣海對馮乃超回顧的魯迅與革命文學家結盟經過的糾正、張大偉對陽翰笙回憶的“文委”負責人名單的甄別、姚辛對潘梓年自述的“左聯”領導人身份的澄清……這些案例充分說明當事人的回憶并非重構“左聯”歷史的客觀依據，如果一定要借助回憶性資料來考察“左聯”史實，那么，研究者就應該像王錫榮所說的那樣：“首先倚重、采信第一手的史料，即原始的記載和文獻”，必須將當事人的回憶內容“與第一手記載相互質證”[14]，當二者發生沖突的時候，“應以原始記載和當時文本為準”[15]。

如上所述，回憶錄不屬于客觀性較高的歷史文本，對“左聯”回憶錄進行甄別與考證，最大限度地還原“左聯”歷史原貌，這當然是極有價值的研究工作。然而，任何研究對象均能從不同的維度加以觀照，“左聯”的史學研究方法與其他類型的研究方法之間并非相互排斥的關系，在以往的史學研究方法之外，我們能夠而且有必要從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等層面來拓展“左聯”研究視閾、豐富“左聯”研究的既有成果。就此而言，重新審視“左聯”回憶錄的研究價值，探究“左聯”記憶變遷、重塑、定型、接合的規律，對于當前的“左聯”研究方法轉換而言，不失為一種新思路和新策略。

事物具有多面性，回憶錄“存史”的弱點卻也可能意味著它在別處之優點。由于人類的言語行為總是“與特定的語境有關聯，也有構建現實的功能，更具有某種社會目的”[16]，我們可以對回憶錄進行話語分析，從回憶錄中發掘當事人置身于既定歷史語境中的“在場”意識，辨析每位當事人面對各種歷史場景的文化立場、主觀態度和心理情感。假如歷史當事人對某些具體事件的記憶表現出方方面面的扭曲或偏差，那么，這些“扭曲”與“偏差”反而更能彰顯回憶者的思想意識和主體心態，如此“內隱”的話語信息在那些看起來準確無誤、高度一致的史料文獻中是難以勘探的。更何況，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回憶，除了回憶者自身的因素之外，回憶還受社會框架和時代語境的形塑，其流變與重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大眾文化心理的發展規律。以馮雪峰的“左聯”記憶為例，在所有寫過回憶錄的“左聯”盟員當中，馮雪峰回憶信息的準確性與可靠性廣受研究者之認可，王宏志評價“馮雪峰的回憶文字，一向以來可信性很高”[17]，王錫榮稱贊“馮雪峰是一個十分嚴肅的歷史講述者和見證人”[18]。然而，事實表明馮雪峰的記憶并不缺少波動，譬如馮雪峰對“左聯”盟主魯迅往事的憶述便有若干“版本”，其中包括魯迅與李立三見面場景的三次敘述（1951年、1967年、1974年）、對1936年的魯迅與他重逢情景的兩次描述（1952年、1966年），每次回憶內容均有出入。有學者指出：馮雪峰關于魯迅的回憶體現了“記憶的組織”之規律，回憶者有意使用了“敘事的情境化”“真話只說一半”“改寫與‘有意漏記’”等多種“敘事策略”，通過記憶的“再造”，模糊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19]。無論如何，該事件已能說明：即使像馮雪峰這樣嚴謹的回憶者也無法避免記憶的選擇性與不穩定性，他的回憶常常隨著心態波動而發生嬗變。另外，馮雪峰的回憶還受到時代語境和社會思潮的規約，仔細研讀馮雪峰撰寫的回憶材料便能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馮雪峰對“左聯”社團信息的回憶越來越詳細，而他對“左聯”盟員個人經歷的記憶似乎趨于淡化（他常對別人坦言自己“記不清楚”）。但也有例外情況，即：馮雪峰的回憶越來越凸顯魯迅對于“左聯”成立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試想：在馮雪峰回憶“左聯”的年代，任何一位文人都不能不考慮“30年代文藝”的性質定位、魯迅的文化身份等重大問題，而且，也正是在那個時期，文學文本與作品版本的修改甚為常見。置身于這樣的社會歷史語境中，馮雪峰憶述魯迅及“左聯”的方式既呈現了他個人的心理意識和話語風格，同時也反映了社會背景與文化思潮對于文人群體的精神規約。假如研究者只在乎馮雪峰記憶信息的客觀性與準確性，便很難挖掘其回憶內容滲透的心理學、文化學、社會學意蘊。

“左聯”盟員記憶之所以蘊含多重價值，乃因人類記憶不只具有存儲信息的作用，同時也擁有意義建構的功能。在文化記憶研究者看來，前者屬于“無人棲居的記憶”，后者指向“有人棲居的記憶”，此記憶的特色在于“群體關聯性、有選擇性、價值聯系和面向未來”[20]。以此觀之，將“左聯”盟員“變形”或“殘缺”的回憶看成“陷阱”的觀點，或許片面地理解了人類記憶的功能。實際上，“左聯”盟員的回憶不僅存儲了歷史信息，同時也飽蘸著左翼文藝戰士的身份意識、生命情懷和精神信仰。對于“左聯”盟員記憶的研究不應當局限于純粹史實的考證，也就是說，研究者不能只關心“左聯”盟員回憶資料的歷史發掘功能，還要重視“左聯”盟員記憶在社團研究、文化反思、社會實踐等方面的意義詮釋價值。更何況，即使從史學研究的視角來看，“左聯”史的建構同樣需要當事人的回憶作為有益的補充，因為某些與“左聯”有關的歷史問題無法通過文獻調查求得解決。例如“左聯”盟員身份的辨識一直缺少統一的認定標準，“左聯”本來就沒有嚴格的加盟手續，部分當事人甚至無法說清楚自己與“左聯”的關系，有人認為自己“也是，也不是”盟員[21]，有人指出“只能證明某人確系成員，無法否認某人不是成員”[22]，還有人主張“廣義一些來看”盟員身份[23]。對于今天的研究者來說，解讀當事人為“左聯”發展而親歷坎坷的記憶，藉此重構“左聯”社團的精神譜系，要比刨根問底地追查某個當事人是否正式加入“左聯”的事實更有意義。總之，無論“左聯”盟員的歷史回憶是否符合歷史事實，我們都應當從多種視角觀照和探究它們，就算某些盟員的回憶內容與史料記載不相符，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其判定為“陷阱”而斷然棄之不顧。甄別“左聯”盟員的記憶對于史實的“變形”或“扭曲”固然必要，但我們不能停留于此，而應當繼續追問：“左聯”盟員記憶“變形”的現象何以發生？它們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天的人們應當如何看待前人的“左聯”記憶？

二、關注“我們”：“左聯”記憶研究的主體意識

迄今為止，無論在古代文學還是現代文學學科領域，文學社團的研究相當不足。學者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文學社團研究既不同于具體作家研究，也區別于文學流派研究。楊洪承指出：“文學社團不同于文學流派，前者的群體意向比后者更強烈、更自覺，群體思想、行為更趨于規范和統一性的追求。”[24]朱壽桐強調“文學社團是文人的集合體，文學流派是風格的集合體”[25]。總而言之，“文學社團”是具有內部凝聚力的文藝界人士的“群體”或“集合體”，社團成員在身份立場上表現出一定的“我們”意識，“尊崇共同的價值信仰和文學觀念”[26]。縱觀中國現代文學史，“左聯”的社團主體意識強烈是其他社團無法比擬的。無論在“左聯”的理論綱領、宣言通告、演講決議等重要文獻里，還是在“左聯”盟員的文學作品以及文藝批評中，均有一個非常突出的“我們”形象頻繁閃現。從社團發展史來看，“左聯”曾經吸納多個文藝團體，除創造社和太陽社之外，還包括洪靈菲、戴平萬和林伯修等人在內的“我們社”，這個曾經“推動了普羅文學運動的深入發展”的“獨立而富有特色的文學社團”[27]，選擇了一個極具左翼文化象征色彩的名稱“我們”，從中可以窺見整個左翼文人群體對于集體身份的自覺認同。

“左聯”社團的主體意識在全體盟員的文化實踐和文學話語中烙下了深深印痕。朱壽桐發現“共同的價值取向，相近的觀念形態和類似的藝術趣味”構成了“左聯”社團成員“集體的文化形式”，它對全體盟員的精神理念產生導引作用，甚至能夠使“個性特別明顯的作家”甘愿“掩藏起自己的個性”，連“獨立性最強”的魯迅也主動揮寫大量文學批評文字以強化“左聯”社團形象[28]。有資料顯示，“左聯”時期的茅盾也接受了這種“集體的文化形式”之影響，有人研讀茅盾于1927年至1934年之間撰寫的作家論，從茅盾的批評文本中覺察到了“‘我’與‘我們’的變化”，認為茅盾筆下的“我們”是“‘左聯’集體意志的表征”[29]，宣明“加入‘左聯’，既是茅盾趨向于集體的標志，也是其作家論前后階段的分隔標志”[30]。在文學創作領域，“集體的文化形式”影響“左聯”作家話語表達方式的典型案例當屬詩歌體裁。眾所周知，左翼詩歌當中最為常見的抒情主體是“我們”，殷夫以及“中國詩歌會”成員的作品在這方面頗具代表性（尤值一提的是，殷夫曾經寫下一首題為《我們》的詩歌）。然而，側重以“我們”為抒情主體的左翼詩歌易于遭到文學史家的指摘，批評者認為這些詩歌的“主體”往往“并非詩人自己，而是奉行戰斗集體主義的群體”，從而擔憂《我們》這類詩歌可能導致“‘群體’中‘我’的感情與個性的消失”以及“詩歌創作中詩人主觀世界的消失與對藝術個性的忽略。”[31]其實，采用“我們”作為抒情主體不一定導致詩歌藝術個性的消解，正如在敘事文學作品中，零聚焦、內聚焦和外聚焦敘事模式“本身并無優劣之分”，“每一種聚焦敘事方式都可以在作品中成功地運用，產生各具特色的優秀作品”[32]。與此類似，左翼詩人懷著真摯的情感態度，將自我人格融入“我們”這個社團主體，這使得他們的“集體主義”表達方式包含獨特的藝術個性。盡管左翼詩歌的抒情主體發生了“由‘我’向‘我們’的主動遷移”，但是“左翼詩歌有屬于自己的創作邏輯和審美合法性”[33]。種種情況表明：“集體的文化形式”作為一種社團主體意識，它已深度融入“左聯”盟員的價值觀念、文藝思想和審美心理之中。

既然“集體的文化形式”對盟員精神世界產生了普遍的規約作用，這便意味著過去的那種只關注盟員個體記憶而忽視社團集體記憶、只聚焦社團人事記憶而罔顧“左聯”文化記憶的研究路線有失偏頗。為了探究“集體的文化形式”規約下的“左聯”記憶規律，研究者可以根據需要，適當借鑒國外學者提出的集體記憶理論與文化記憶理論的相關觀點與方法。

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理論指出“記憶事實上是以系統的形式出現的”，認為“只有把記憶定位在相應的群體思想中時，我們才能理解發生在個體思想中的每一段記憶”[34]。哈布瓦赫特別強調“個體記憶”與“群體記憶”不可分割的關系，即“我”的記憶來自“我們”記憶的“一個部分或一個方面”，因為“我”是在“我們”的框架中作出思考和講述往事的，“如果人們不講述他們過去的事情，也就無法對之進行思考。而一旦講述了一些東西，也就意味著在同一個觀念體系中把我們的觀點和我們所屬圈子的觀點聯系了起來”[35]。由于“集體記憶往往依托于群體而存在”[36]，群體的解散意味著集體記憶面臨解體的危機。如果按照“集體記憶”理論的觀點來看“左聯”盟員的記憶現象，我們便不再滿足于過去所習見的個體記憶研究視角，并且產生新的思考：“左聯”盟員共享的歷史語境是否影響他們的記憶方式？對于“左聯”社團的身份認同會不會造成盟員與非盟員的記憶差異？“左聯”內部的思想規范和話語系統能否調控盟員的個體記憶？諸位盟員參差錯落的記憶是不是有助于勾勒“左聯”社團歷史圖像？等等。如此看來，今后的“左聯”記憶研究應當對盟員的集體記憶給予更多關注，質言之，我們需突破“左聯”盟員個體記憶研究的思維定勢，從“社團”的整體視角來考察“左聯”盟員的集體記憶，即“左聯”社團記憶。

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理論將“集體回憶”劃分為“交往記憶”和“文化記憶”兩種形式。在這二者當中，“交往記憶”是指“剛剛逝去的過去的回憶”，它是“人們與同時代的人共同擁有的回憶”，這種記憶“隨著它的承載者而產生并消失”（例如“代際記憶”）[37]。“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的關系更為密切，“對于文化記憶來說，重要的不是有據可查的歷史，而只是被回憶的歷史”[38]，群體“通過對自身歷史的回憶”而“確認自己的身份認同”，它帶有“某種神圣的因素”，注重“交往的典禮性”[39]。從記憶的形式和媒介來看，“交往記憶”與人際交往和日常生活有關，它是“存在于人腦記憶中的鮮活回憶”；而“文化記憶”重視“慶典儀式性的社會交往”，它常常訴諸“象征性的編碼”及“展演”[40]。依據文化記憶理論的觀點，個體成員對于“集體”或“我們”的身份認同并非自然達成，需借助儀式、節日、紀念碑、文字、圖畫等各種載體才能實現。顯然，文化記憶理論可為“左聯”記憶研究增添不少新論題，諸如：“左聯”盟員的交往記憶隨著社會文化語境的變遷發生了何種變化？歷史當事人的哪些記憶被淡化或消解、而哪些記憶反而被突出或強化了？不同時代的人們是如何回憶和紀念“左聯”的？“左聯”盟員的“代際記憶”與后人對“左聯”的“文化記憶”有何差異？從“左聯”歷史敘述話語的嬗變軌跡中能否看出社會大眾回憶“左聯”的文化心態？等等。對于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可以推進“左聯”社團的學術研究，還可以強化“左聯”在集體記憶中的精神映像，避免“左聯”的文化傳統逐漸淡出民眾視野，從而彰顯“左聯”研究的主體意識和人文精神。

綜上所述，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左聯”是擁有強烈的主體意識的文學社團，“集體的文化形式”始終深刻而牢固地扎根于“左聯”盟員的精神世界，考察“左聯”記憶不能不顧及這一重要特征，研究者不得不關注盟員的“我們”意識對其歷史記憶的深層調節功用。因此，從當前的“左聯”研究格局來看，改變以往常用的孤立式、分散性的個體記憶研究方法，將單個盟員的“左聯”記憶置于社團記憶的框架之內，合理借用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的理論觀點來探索“左聯”社團記憶的特點與規律，在此基礎上檢視社會大眾（包括盟員在內）對于“左聯”社團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展現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的凝聚力和影響力，該項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三、追蹤“影響”：“左聯”記憶研究的意義生成

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研究，朱壽桐呼吁“把它納入歷史的范疇，以便從一個切要的也是可行的角度揭示中國新文學發展的規律”[41]，但在具體研究方法上，他的建議是：“現代文學史上的每一個有重要影響的文學社團，其組成方式，內在結構，運作模態都不完全相同，因此，對它們的研究應當采取不同的學術策略。”[42]中國現代文學社團各有千秋，研究者確實需要根據研究對象的性質和特點選用合適的方法。以“左聯”為例，依據“左聯”在《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等歷史文獻中的自我定位可以明顯看出，“左聯”并非一個純粹文學性的社團，而是為了社會大眾福祉頑強戰斗的文人團體，其文化意義更為突出，用王錫榮的話來說，“左聯”這個社團“不僅是文學團體，而且是文化旗幟，是社會民主力量的旗幟”[43]。由于“左聯”的文學觀念“具有強烈而鮮明的政治實踐品格”[44]，我們不宜采取純藝術的批評立場來審視“左聯”，而要關注它對現代中國社會文化建設的歷史影響，基于文藝的多維屬性來評價“左聯”的歷史意義。王宏志批駁了西方學者低估“左聯”作家文學成就的偏見，非常睿智地指出作品的藝術性并非“左聯”作家追求的主要目標，因此“不一定要以創作的文藝性或審美性作為首要或惟一的考核標準”[45]。作為一個非常特殊的現代文學社團，“左聯”研究的重心在哪里？楊洪承提出“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的發展史是一部文學意識形態史”[46]，他闡明現代文學社團“在文學與文化（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之間生成了自己的‘中國形象’”[47]，并且將“現代中國作家群體的‘中國形象’結構”看成“文化傳導鏈”或“‘文化傳導’的接力棒”[48]。該觀點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研究來說頗具理論指導意義，“左聯”及其記憶研究尤其需要追蹤該社團的歷史“影響”，揭示左翼文化精神在現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史上形成的“傳導鏈”或“接力棒”。

文學社團研究的視角可謂多種多樣，例如對社團歷史狀貌的考證與辨析，對社團人事關系的梳理和描述，對社團權力構成的分析和闡述，等等。但是，從“記憶”的視閾考察文學社團具有不可或缺的學術價值，因為“記憶”現象涉及主體對抗“遺忘”的精神努力，并且“記憶”的“選擇性”又反映了主體對于“意義”的追尋、對于“身份”的認同，有鑒于此，我們可以尋思：人們回憶了哪些文學社團？為什么要記住這些文學社團？怎樣回憶這些文學社團？如何言說記憶中的文學社團？這些問題實際上都與文學社團的“影響”因素有關。從“記憶”的視角研究文學社團，其最大的優勢在于它能較好地揭示文學社團在社會文化史上的精神投影。應當承認，通過考證、統計、測量等方法“還原”文學社團歷史面目的研究路線必不可少，但是，若固守這種研究范式而拒絕方法革新，便可能將文學社團當作凝固不變、缺少意義生成能力的靜態對象，而且，篤信價值中立的研究者只想成為文學社團的發掘者、勘探者和判斷者，不愿以歷史同情的目光洞察文學社團在情境演變過程中的社會文化建構意義。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從“記憶”的視角研究文學社團，恰好能夠促進主體之間的精神互動，凸顯文學社團在情境變換中的文化建構意義。文化記憶理論認為：“文學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一種文化的主導性意義生成過程的一部分，它跟別的象征體系不斷互動。”[49]借助文化記憶的透視鏡，梳理文學社團的“意義生成”過程，可以辨認文學社團對于社會文化體系的影響方式及效果，如“左聯”社團記憶在當代中國是怎樣發揮左翼文化傳導作用的。

“左聯”記憶研究的社會文化意義，首先體現為闡揚盟員集體記憶蘊含的左翼文化精神。按照“左聯”社團的自我定位，以及魯迅對“左聯”歷史使命的表述，均可得知：“左聯”的奮斗目標鮮明地詮釋了中國左翼文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捍衛廣大民眾福祉的文化理想。作為文學社團的“左聯”在1930年代便無形消散了，而它代表和張揚的“左翼”文學與文化精神卻一直賡續至當代。方維保考察左翼文學“紅色意義的生成”，發現“當左翼革命延展至整個20世紀的時候，左翼文學是隨之延展的”，他主張“把左翼文學的研究放到整個20世紀的大歷史中來考察”[50]，這說明“左翼”精神影響之深遠。左翼文化精神的綿延與傳承不僅見于作家的文學創作，更呈現在“左聯”盟員的社團記憶中。依照文化記憶理論的觀點，“四十年”的時間距離非同尋常，“對于集體回憶來說，四十年標志著一個節點，即一次危機”，此時，“不想隨著時間消逝”的“自傳性的回憶”必須轉化為“文化回憶”，“其手段便是集體記憶術”[51]。巧合的是，“左聯”成立四十年之后，研究者開始走訪“左聯”盟員，邀請馮雪峰、樓適夷等盟員回憶“左聯”往事，這些盟員對于“左聯”社團的回憶表現出濃厚的“紀念”意識。雖然某些盟員的回憶仍帶有人事紛爭遺留的情感痕跡，但在談及“左聯”社團的戰斗歷程時，盟員們一致肯定“左聯”的革命理想和崇高信念，無論是馮雪峰、胡風、樓適夷、吳奚如，還是周揚、夏衍、徐懋庸、沙汀、任白戈等人，他們的“左聯”記憶莫不如此。平心而論，“左聯”盟員關于社團人事關系與歷史活動的記憶固然寶貴，然而，盟員對于“左聯”精神的回憶以及“左聯”身份的重構亦不能等閑視之，前者屬于“交往記憶”，后者指向“文化記憶”。邁入新時期之后，在一些文化、教育、學術機構的組織下，“左聯”盟員紛紛通過訪談錄、回憶錄、紀念會、座談會等形式闡發“左聯”文化精神，成為20世紀中國社會文化史上的亮麗風景線。周揚在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宣告：“我們今天可以毫不夸大地說：以‘左聯’為代表的左翼文化運動是聳立在中國現代文化史、文學史上的豐碑！”他呼吁當代人“接過前輩們手中的筆，堅韌不拔地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的歷史繼續寫下去”[52]。對于“左聯”盟員傳遞下來的左翼文化“接力棒”，現代文學研究者應當予以重視。

長期以來，“左聯”記憶研究者比較看重文獻資料的史學價值，與“左聯”記憶有關的文化現象受到輕忽，這些文化現象包括“左聯”的紀念活動以及“左聯”社團形象的經典化，等等。其實，對于回憶對象的“紀念”、將回憶對象寫入詞典或歷史教科書，這些行為包含著重大意義，人們正是通過這些特殊方式來表達“身份認同的重構”和“記憶的改造”，在“共同的回憶”與“共同的遺忘”中“定義我們自己”[53]。若要追蹤“左聯”對于中國社會文化的內在影響，不能不檢視人們是如何紀念“左聯”以及怎樣將“左聯”寫入歷史文本的。遺憾的是，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實屬少見。關于“左聯”紀念活動的考察，汪紀明的專著《文學與政治之間：文學社團視野中的左聯及其成員》對此作出一番有益的探討，但該著側重于對“左聯”紀念活動“政治色彩”的定性研究[54]，未涉及“左聯”紀念與社團記憶的關系問題。至于“左聯”社團形象的經典化問題，研究者更少觸及。我們知道，文化記憶的構建離不開經典文本的支撐，“具有重要意義的文本”在經典化的過程中逐漸取得“規范和定型的價值”[55]，隨著社會歷史語境的更新，人們對于這些文本的解讀與評價也會發生變化，而追蹤這種變化軌跡，能夠呈現回憶對象的意義生成規律。事實上，“左聯”社團形象已被寫入諸多歷史文本，譬如姚辛的《左聯畫史》《左聯詞典》《左聯史》、劉小清的《紅色狂飆——左聯實錄》等“左聯”社團專史，以及《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辭典》《中國現代社團辭典（1919—1949）》《中國文學藝術社團流派辭典》《中國社團黨派辭典》《中國現代文學辭典》等多種工具書。這些帶有“經典化”意圖的文本當中，均有“左聯”社團的性質定位和形象描述，它們對于“左聯”社團的注解或詮釋暗含“權威”色彩，顯示社會大眾在各個時段對于“左聯”社團的文化記憶特點。通過對“左聯”紀念文章、“左聯”史、“左聯”詞典的“互文性”研究和話語分析，我們有望探明“左聯”文化意義在中國社會場域中的歷史生成法則。

四、結語

“文學研究的追溯方向是功能、社會意圖、歷史語境、社會成員，以及種種實現社會意圖的技術，這些因素始終存在復雜的互動。”[56]文學研究應當高度關注社會成員與歷史語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揭示文學主體意識所反映的社會發展規律。文學社團的研究需要考察社團“主體”，因為“文學社群形成的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的主體活動”[57]。在分析文學社團“主體”現象的過程中，應當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卻又不能局限于人事紛爭、文人聚會、辦報出刊等“交往”層面的事實研究，還要闡釋社團成員的身份歸屬、集體記憶、文化認同等因素交織而成的主體精神。文學社團運行期間，其成員通常表現出顯在的“我們”意識，而一旦社團解散，這種“我們”意識唯有通過集體記憶的發掘與勘探才能重現。作為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學社團，“左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革命文化團體，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革命文化的代表”[58]，為了賡續左翼文化傳統，我們應當研究“我們”的“左聯”記憶，藉此重構和接續“左聯”主體精神，真正發揮左翼文化“傳導鏈”或“接力棒”的重要功能。

就文本內容的客觀性與可信度而言，回憶錄不及歷史文獻，但是，“左聯”盟員的回憶并非一定構成學術研究的“陷阱”，因為“人們的記憶具有高度選擇性，記憶的呈現過程可能會告訴我們關于記憶主體更多的東西，比如他們的現在、他們的期待和否認，而不僅僅是實際發生過的事情”[59]。研究者應當改變過去那種純粹史學研究的目光，將研究視角從“冷”史實轉向“熱”記憶，即：從集體記憶和文化記憶的角度重新審視歷史當事人以及后來者的“左聯”社團記憶，對“左聯”盟員回憶錄、“左聯”紀念文章、“左聯”史以及“左聯”詞典等多種類型的歷史文本采取“互文性”分析和話語分析的方法，設法追蹤“左聯”意義生成的歷史軌跡，使“左聯”研究不再囿于“考據學的真實”，從而為當代中國人展現“有人棲居”的、屬于“我們”的“左聯”社團形象。以此種方式研究“左聯”，充分表明“歷史、文學和記憶在這里是一個聯系緊密的同盟”[60]。由于“文學寫作并非只有一個求真標準，文學價值受多種因素制約，如時代精神、社會心理、思想觀念、體例范式”[61]，重視“左聯”記憶研究的學術價值和時代意義，探索“左聯”記憶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將會促進我們對中國新文學史的認知和建構。

參考文獻：

[1][21][22][23]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編輯組.左聯回憶錄[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第1頁，第845頁，第839頁，第851頁。

[2][7]張廣海.左聯籌建與組織系統考論[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第1頁，第10頁。

[3]王錫榮.左翼文化運動的歷史影響——寫在“左聯”成立 90 周年之際[N].解放日報，2020-03-02.

[4][24][46][47][48][57]楊洪承.“人與事”中的文學社群：現代中國文學社團和作家群體文化生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246頁，第20頁，第28頁，第34頁，第44頁，第5頁。

[5][14][15][18][43][58]王錫榮. “左聯”與左翼文學運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10頁，第405頁，第228頁，第210頁，第271頁，第258頁。

[6][8]王錫榮.“左聯”研究的六個陷阱[N].文匯報·文匯讀書周報，2016-03-07.

[9]丁景唐.關于左聯研究的意見[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1）.

[10][13][英]茱莉亞·肖.記憶錯覺：記憶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感知、思維與心理[M].李辛，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第44頁，第135頁。

[11][日]高木光太郎.證言的心理學：相信記憶、懷疑記憶[M].片成男，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第15頁。

[12][澳大利亞]喬納森·福斯特.記憶[M].劉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第130-131頁。

[16]施旭.什么是話語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7，第44頁。

[17][45]王宏志.魯迅與“左聯”[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第120頁，第145頁。

[19]程振興.記憶的組織——論馮雪峰的魯迅回憶[J].魯迅研究月刊，2017（7）.

[20][53][60][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M].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第147頁，第62頁，第83頁。

[25][41][42]朱壽桐.中國現代社團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第2頁，第19頁，第47-48頁。

[26]顧金春.1930 年代中國現代作家群落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第85頁。

[27]杜運通，杜興梅.我們社：一個獨立而富有特色的文學社團[J].新文學史料，2007（1）.

[28]朱壽桐.論作為文學社團的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1（2）.

[29][30]周興華.茅盾文學批評的“矛盾”變奏[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第82頁，第86頁。

[31]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353-355頁。

[32]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后經典敘事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第111頁。

[33]張德明.論作為左翼詩歌抒情主體的“我們”[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5）.

[34][3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1頁，第94頁。

[36]龍柏林.集體記憶構建之當代變遷的哲學思考[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8（1）.

[37][38][39][40][51][55][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M].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第44頁，第46頁，第47頁，第51頁，第237頁，第91頁。

[44] 顧金春.1930 年代左聯與京派視閾中的鄉村差異[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

[49][59][德]阿斯特莉特·埃爾，[德]安斯加爾·紐寧.文化記憶研究指南[M].李恭忠，李霞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第415頁，第413頁。

[50]方維保.紅色意義的生成——20 世紀中國左翼文學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第13-14頁。

[52]周揚.繼承和發揚左翼文化運動的革命傳統——在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話[N].人民日報，1980-04-02.

[54]汪紀明.文學與政治之間：文學社團視野中的左聯及其成員[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第68頁。

[56]南帆.文學理論若干命題的內涵、聯系與延展[J].東南學術，2021（4）.

[61]劉忠.中國新文學史寫作的觀念悖論與實踐反思[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