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46年秋，胡適委托南京中央大學甘肅籍學生馬騄程，寒假回鄉省親時，能否幫他帶一部張鴻汀所著的《隴右金石錄》。當胡適收到該書后，大喜，后又當面將該書推薦給國學圖書館館長兼國史館纂修柳詒徵先生。柳看后，也頗喜歡，于是又托馬騄程也給國學圖書館代購一部。

那么這部書的作者張鴻汀又是何許人也？ 張鴻汀（1890—1950），名維，號鴻汀，甘肅省臨洮縣人，21歲時以拔貢赴京朝考，授清廷學部書記官，自此從政，服官凡四十載，后任甘肅省參議會議長。

縱觀張鴻汀一生，雖身居高位，但仍以學術研究為己任，學識淵博，著作等身。顧頡剛先生曾評價他：“以一人之身，六十之年，當擾攘之世，而有如此之卷帙，許大之志愿，可謂豪杰之士。觀其所出版者，皆切實不茍，精力貫注……予游西北，所接讀書人不多，乃有此博雅之才，洵出人意外矣。”

張鴻汀先生博覽群書，對于詩詞創作、修志研史、金石著述無不精通。其哲嗣張令瑄先生生前曾對筆者說起：“我家老大人（指張鴻汀）待人寬厚仁和，每日自限必須讀書150頁，如當天公務忙、事物繁，未讀到150頁，則第二天一定補之。所以總給人以手不釋卷的印象。”張鴻汀曾在《抒懷詩》中也寫道：“我生無所好，所好惟讀書。兀兀窮日夜，終年苦不足。上希馬與班，下亦希方吳。”張鴻汀自命書齋為“還讀我書樓”，僅從名稱上看，就張揚著一種摒棄其他一些蠅營狗茍的瑣碎事物，秉承著古人所說的“讀卷好書增見識，省些閑事養精神”的治學態度。據張令瑄撰文回憶，還讀我書樓藏書達萬卷之多，四周墻壁張懸有林則徐、林琴南、章太炎、張大千等名人的書畫。抗戰期間，往來于甘肅蘭州的民國政要于右任、薩鎮冰、邵力子、張治中，和學者向達、夏鼐、梅貽寶、常書鴻，以及九世班禪大師、喜饒嘉措大師、包爾漢等人皆前往拜訪。

張鴻汀雖著作等身，且身居高位，但他還有古道熱腸的一面，正如其哲嗣張令瑄所說其“待人寬厚仁和”。故今暫不談張鴻汀治學，僅談其一二則軼事，即可窺其于親朋、于公益之事的熱忱，彰顯一代學人的風范。

救助故人之后

1931年初夏時節，張鴻汀收到一封來自湖南岳陽的信函，打開一看，原來是一位叫陳原瑞芝的婦人寫給他的，信的內容是：

鴻汀先生大鑒：昔年亡夫三洲宦游隴上，識拔先生于眾人之中，師弟情深，往來親密，歷廿余年如一日。而先生器識宏遠，青云直上，亡夫每對客暢談莫不引以 自豪。此瑞芝在側所習聞也。民十四西北軍入甘，亡夫以政見不合辭，遂祈服。不料南旋以后匪患頻仍，到處趨避，困頓舟車，竟因此病故北平。前歲冬間始克運回安葬，草草蕆事。岳陽近年以來，天災匪禍無歲不有，而筱三勢力孤弱，不善治家，以致所遺薄產，變賣殆盡，再過一、二年衣食亦恐將不保。回憶亡夫一生長厚，為官廉正，而結果如此，可為寒心。多情如先生當亦為之扼腕也。瑞芝前者留學滬上藝術專校，意在求得一技之長，以維個人生活，而家運迍邅，不得不中途輟學。刻下寄住岳城，一籌莫展，伏思先生慷慨尚義，必不忍見亡夫家庭破落，而有以周濟之。至于人窮舊債，則非瑞芝所愿為也。環境壓迫，遠道求援，區區苦衷，尚希原宥。敬頌勛綏，并候回玉。

陳原 瑞芝 肅啟

六、十四

寫信者原瑞芝的丈夫陳三洲，為湖南岳陽人，曾在甘肅宦游，得以結識張鴻汀。后來陳三洲因與西北軍在甘的主政者政見不合而辭職，陳三洲后病故于北平。原氏因此沒了經濟來源，生活陷入困窘。張鴻汀接到這封信后，當即寄去200塊大洋。然而對于張鴻汀的慷慨幫助，陳家卻是誅求無厭，仍不斷來函索要，不久張鴻汀又寄去200元。沒過多久，陳三洲的兒子陳筱珊又來函向張鴻汀要錢。信是這樣寫的：

鴻汀老兄惠鑒：前奉航函，敬悉種切，并承兩次郵匯貳佰元，當即遵命，如數轉交原庶母收訖。推愛屋烏，同深感荷。李毅仁處，我公復函弟已見過，渠云擬再復信尊處矣。鼎兒已于上月十三結婚，雖了向平之愿，而一切費用開銷，待呼將伯，愛我如公，能否再為接濟五陸百元用解困急？ 倘蒙金諾，則感荷隆情，匪言可喻。肅復奉懇，敬請勛安。

世小弟陳宗謀拜啟

“陳宗謀”即陳筱珊，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原瑞芝并不是陳筱珊的親母，因陳筱珊稱原瑞芝為“庶母”，原瑞芝應是陳三洲的妾。在陳家人眼里，張鴻汀就像他們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同時又是一棵大樹，有了這棵大樹還愁沒陰涼嗎？ 所以陳家接二連三地向張鴻汀求援。不久后，張鴻汀又收到了陳筱珊信中提到的李毅仁來信。李毅仁與陳三洲同為湖南岳陽同鄉，并有師生之誼。李毅仁在信中告訴了陳家家道中落的原委：

尊師三洲觀察逝世以后，其家庭狀況日趨衰落，筱三（珊）夫婦沉于嗜好，萎靡不振，岳城房屋兩所無形化去，田產亦變賣殆盡，所有古董字畫運漢出售，又皆被人騙去。鼎生今已弱冠，任其在家賭博耍狗，毫不管教。三老清白傳家而有此等后人，誠可太息。

從李毅仁的信中，我們得知，陳家之所以這樣，完全是咎由自取。因為陳筱珊夫婦皆染上了鴉片煙癮，而他們的兒子陳鼎生又在家賭博耍狗。岳陽的兩所房產和田地皆變賣殆盡，原來家藏的一些古董字畫運到武漢，又都被人騙去。

張鴻汀前后匯去的六百元錢被陳筱珊據為己有，并未給其庶母原瑞芝分文。接著李毅仁又在信中對原瑞芝這樣評價描述：“原夫人性情浪漫，以前在滬求學，以及在省在岳，其行為固屬可鄙，但手中存款數千元早被三老用去。”從這句話可以看出李毅仁對原瑞芝充滿了鄙視，稱其性情浪漫。

在得知實情后，張鴻汀并未置之不理，而是本著仁義寬厚的胸懷又寄去了兩百元。這次接到匯款后，陳筱珊回信稱已與原瑞芝分家，“邀請戶族到場，公平分析，各書字據，均無異議”。但張鴻汀寄給他的兩百元仍未給原瑞芝，“屢承關注，寄款貳佰元，本應轉付交渠，則恐日后尊處更忝麻煩，弟意俟其行止決定，再為付給，質之高明，以為然否？”這當然是陳筱珊的托辭，明眼人一眼就會看出，他絕對不會給后母這二百元。

錦上添花者大有人在，但雪中送炭者卻為鮮見。張鴻汀能夠對僅共事幾年的同僚后人進行接連救濟，實屬難能可貴。但是這種救濟不知什么時候才是頭。正如李毅仁給張鴻汀信中所寫的：“我公古道照人，殷勤念舊，極所欽佩，如能為筱三（珊）謀一小事，俾得時常就教趨入正軌，此乃上策。若僅以金錢接濟，恐非善后之道。”最后張鴻汀是否給陳筱珊謀得個小差事，就不得而知了。

力爭莽權歸屬

1925年秋天，在甘肅定西巉口鎮，一個放羊的孩子發現一只蹦跳的松鼠鉆進崖坎上的一個土洞里，他為了捉住這只松鼠而順著洞往下挖，發現了一些不明金屬物體，這就是國寶級文物——新莽權衡。當時破土而出的新莽權衡包括五權、一衡、一鉤和一丈，共8件。后來這8件銅器被運到省城蘭州，被古董商人馬實齋僅以廢銅的價格，用60塊銀元廉價買走，后以240塊銀元轉賣給古玩商人張壽亭。北京古玩商朱柏華又以140塊銀元將銅衡和9斤銅權買入，隨后以5100塊銀元轉賣給北京琉璃廠尊古齋古玩鋪。而其余6件，由時任甘肅省建設廳廳長楊慕時先生用800塊銀元買下，后轉交蘭州民眾教育館收存。1932年，蘭州民眾教育館收存的6件文物，除最大最重的石權外，其余5件悉數被盜。第二年7月，在天津市英租界源豐永珠寶店發現了正欲運往國外的5件文物后被及時追回，妥善保存于北京團城。此后不久，先前尊古齋古玩鋪所購得的兩件權衡，也由故宮博物院按原價贖回。1934年春，中國學術協會在團城舉辦了“西北文物展覽”，新莽權衡首次公之于世，反響嘩然。

當時張鴻汀擔任甘肅省政府委員，他為了編纂《甘肅新通志》，正赴北京、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山西、陜西等地查訪資料。當他從報紙上看到新莽權衡展出的盛況后，覺得莽權出土于甘肅，主權應屬甘肅，應由甘肅省保存。于是他給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廳長的朱紹良寫信，希望能將新莽權衡運回甘肅。朱紹良接信后，也積極運作，并給張鴻汀寫了回信，內容如下：

鴻汀委員仁兄臺鑒：接誦來函，備悉一切。查莽權，前由故宮博物院呈請政府撥歸該院保存。當經電呈行政院聲明主權屬甘，請飭發還，旋準教部函達，準行政院秘書處函保存莽權問題，奉諭交部向有關各方妥商呈復，囑查照見復等因，復經函復。該權原系甘肅出土，又系以巨金購獲，主權屬甘，自應發還甘省，俾成完璧。各在案，迄今日久，尚未準函復，除俟該部函復至日再行函告，以便交涉外，茲將復教部函稿抄送一份，希即亮察。至馬院長在京并未晤面，并及專此布復，順頌旅祺。

弟朱紹良啟七月廿三日

新莽權衡最終也未能回到甘肅，反而離甘肅漸行漸遠。新中國成立前夕，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藝術珍品和稀世文物被運往臺灣，其中5件（三權一鉤一丈）也隨這批珍貴的文物于1949年運到臺灣，現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此外，被盜劫余的存放于蘭州民眾教育館的最重的一件石權，于1959年國慶十周年之際送往北京歷史博物館陳列，后與另一衡一權一起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2011年5月，分藏于大陸和臺灣的元代黃公望所繪的《剩山圖》與《富春山居圖》合璧展出，引起了兩岸的關注。但不知兩岸分藏的莽權何時也合璧展出？ 也許為時不會很久，讓我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