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適逢梁啟超誕辰150周年。凡是讀過任公文字的人，大概都不會覺得他是那么久遠的古人。正如胡適挽任公的聯所說：“文字收功，神州革命。”任公既是著作家，更是實踐家，而且他的著作和實踐能夠互為動力。從政治、經濟、外交的事功，到史學、法學、哲學、佛學、文學、社會學、圖書館學等諸多方面的撰述，無不表明梁啟超不僅是清季民初維新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也是近代中國學科體系和人文學術范式的主要創立者。

然而，相對而言，梁啟超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卻被他的政治事功或學術思想的高光遮蓋了。管見所及，好像還沒有一部著作專論梁啟超跟教育的關系。事實上，梁啟超在教育方面的活動相當豐富：他二十出頭就協助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學，光緒二十三年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流亡日本期間參與了橫濱大同學校事務；1920年接辦中國公學，繼而在清華、南開、東南、燕京等校講學，晚年擔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這些都是大家比較清楚的事實。學校教育之外，梁啟超還在女子教育、社會教育、道德教育等特殊領域有所建樹，他的子女則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典范。

再從教育思想來看，梁啟超堪稱近代新教育思潮的發動者。特別是他早年所撰《變法通議》（1896-1897）中的《論學校》諸篇，作為整個新教育運動發端的綱領，跟后來官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癸卯學制）中的諸多細節都有隱含的對應關系。梁啟超早期教育論中趨新求變的意義比較容易被理解。這些學校論主要集中在啟蒙教育階段，往往搬用歐美傳教士或日本教育家的論說，原創性不強，但在梁啟超一支銳筆和新興報章媒介的加持下，卻獲得了很大反響。而當教育規劃進入大學階段，梁啟超援引的資源就更為復雜了，其中的思想價值也更值得審視。

講到梁啟超大學論的發端，不能不提戊戌“百日維新”期間他為總理衙門代擬的《大學堂章程》。這部章程規劃的“大學堂”跟后來的北京大學既相關又不同。因為最初京師大學堂兼有統轄各省學堂的行政職能，同時又借鑒了當時南洋公學等新式學堂的分齋或分等體制，包含小學、中學、師范，附有編書局、藏書樓（圖書館）、博物院（博物館）、儀器院（實驗室）等機構，可以說是一所全學程的模范學校。在學堂功課部分，梁啟超和同時代的張之洞一樣提出了“中體西用”的原則，他把學問分成“溥〔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溥〔普〕通學者凡學生皆當通習也；專門學者每人各占一門也。”，并在這一框架下羅列學科門類。梁啟超自陳這樣的劃分是根據“泰西、日本通行學校功課之種別”。同時期，張之洞《勸學篇》論學制也有類似區分，今人容易將之理解成普通基礎教育和專科教育的區別。其實“普通學”和“專門學”在西文中并沒有對應詞，二者都是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西周（Nishi Amane 1829-1897）的發明。“普通”和“專門”一開始也并不指學科程度，而是區分知識的性質：道德、歷史、地理、文學為常人所通用，就屬普通學；格物、化學、法律等由專家研究，則屬專門學。在梁啟超所擬《大學堂章程》中，經學、理學、文學、諸子等中國舊學就只有普通學，沒有專門學。張之洞《勸學篇》講“中學守約”也是同樣的道理：“中學治身心”——對大多數人而言，傳統學問不是專門研究的對象，而是身心性命的歸宿。普通是“體”，專門是“用”，《大學堂章程》中的“普通學”類似今天所稱通識教育，“無論何種學生”都要在三年之內完成。

梁啟超《大學堂章程》功課部分的結構，來自一年以前的《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時務學堂“遠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采西人政治學院之意”，其課程規劃同樣分為“溥通”和“專門”兩部分，同時強調“專精”與“涉獵”之書并讀，設立“札記”“問格”“課卷”等過去書院常見的教學形式。只不過札記批答的內容變成了從《公羊》《孟子》發揮的民權革命論。時務學堂“讀書分月課程表”的思路還可追溯到甲午年梁啟超根據康有為《桂學答問》宗旨而作的《讀書分月課程》。這份課程規劃借用了元代朱子后學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的格式，卻將學程大為壓縮，將理學讀書功程改造成了六個月內速成“康學”的秘笈。到戊戌年《大學堂章程》，梁啟超只羅列門目，沒有具體的課程安排。但我們仍不妨推想，梁啟超早年的大學理想，除了西方和日本的模范，“普通學”部分很可能包含著一個理想化書院的原型。

流亡日本時期，梁啟超認定教育“重在蒙學校、小學校、中學校”，對大學關注不多。再度與“大學”深入接觸，已經是二十年以后歐游歸來之際。1920年梁啟超和門人張東蓀等接辦中國公學，一開始就有改大學的動議。隨后蔣方震給張東蓀寫信討論此事，卻主張不要掛大學招牌。蔣方震指出當時大學名目已經淪為一種窠臼：“總之中國公學如其要擴充，早稻田、慶應都不足法，白鹿洞、詁經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價值也。”張東蓀在回信里不同意完全用書院教法，卻也說要“調和近世大學與古代講學舍而具其微”。蔣、張對書院體制的推崇或接納，跟一戰以后國內教育觀念的變化有很大關系。其時在杜威實驗主義和道爾頓制、自由講座制等英美新教育模式影響下，清末以來新學制步趨的那種德國式或日本式的集團主義學校體制逐漸松動，教師主導下進行班級集體講授的“赫爾巴特式教授法”也開始遭到質疑。在這一背景下，梁啟超、胡適、吳宓等相繼把目光投向傳統書院，并從中塑造出以宋代理學書院和清代經古書院（詁經精舍、學海堂、南菁書院、龍門書院等）兩個典范類型。

1920年代梁啟超致力于講學、辦學和學術著述，與大學多有交涉。1927年初夏，梁啟超與研究院諸生同游北海，發表談話，可視為他大學論述的晚年定論。在這篇《北海談話記》中，任公回顧了時務學堂以來的教學經驗，區分了書本子的學問和做人的學問，主張在大學的“新機關”中參合“舊精神”；也順帶批評了新式大學功課太多，急功近利，馳騖于片段的知識，卻少有人相信“道德的存在”等弊病。

在梁啟超這篇談話里，還有一大段對近代以來功利思潮崛起的回溯，以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三個晚清人物為軸，講述了一條道德退化的路線。他所羨慕的，是曾國藩、胡林翼、江忠源、羅澤南“一般書呆子，居然被他們做了這樣偉大的事業，而后來咸豐以后風氣，居然被他們改變了，造成了他們做書呆子時候的理想道德社會了”。可惜到李鴻章以下，道德本位成了功名本位，袁世凱更是富貴本位，最終釀成了民初的亂局。梁啟超對李鴻章、袁世凱、孫中山等人物的評價未必公允。他要表達對于曾國藩一輩“道德團體”的向往，引了曾氏的古文名篇《原才》來說明如何從改造少數人入手鼓舞一世之風氣。其實我們知道，《原才》是曾國藩京官時期的少作，當時與他砥礪理學、日課互質的唐鑒、倭仁、劉蓉、邵懿辰等人，跟后來太平天國戰爭中崛起的胡林翼、江忠源、羅澤南等“中興名臣”并不屬于一個圈子。梁啟超有意模糊其中界限，目的就是要凸顯道德的力量，將道德修養作為成就事功、風俗的一個要素。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對曾國藩的推崇非但由來已久，而且歷久不變。早在1902年，他就有意要為曾國藩作傳；民國以后更編集《曾文正公嘉言鈔》，還曾為蔡鍔輯《曾胡治兵語錄》作序。在《北海談話記》中，梁啟超提及時務學堂師生唐才常、蔡鍔與湖南新軍將領黃澤生關系密切，而黃澤生正是胡林翼的再傳弟子。提及這段軼事，也有將時務學堂直到國學研究院的講學風氣上溯曾、胡的用意。

以一戰后歐游為界，研究者通常會把梁啟超的生涯分為從政與講學兩段，而在這種區分背后，還往往包含著梁氏學術宗旨從趨新轉向念舊的判斷。更不用說任公自己也喜歡塑造本人“為學無恒”“流質多變”“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戰”的形象。但從他的大學論述乃至整個教育論述來看，還是有很多貫穿始終的關切，比如書院教學的傳統、理學讀書的功程、道德意識的凸顯。這些關切不是到了晚年講學或者受到西方教育新論啟發的時候才冒出來的，而是在他教學生涯的起點之處就已經決定了。要對這個問題有深刻的理解，就得更細致地考索晚清嶺南的教學風氣，以及道咸以降時局影響下書院教法的轉變。萬木草堂或時務學堂也許并不是特例。

（陸胤，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學傳統的古今轉型、晚清文學及相關學術思想史和近世文教與讀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