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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復興，既要靠經濟科技等硬實力，也要靠文化學術等軟實力。在知識不斷更新、研究路徑與時代語境發生很大變化的當今學術界，夏鼐所堅持和提倡的實事求是、謹嚴謙遜的為學與為人風格，仍值得后學認真恪守。研讀《書信集》，輔之以《夏鼐日記》《夏鼐文集》《夏鼐傳稿》，可以深切感悟考古大家夏鼐的學問人生，把握中國近代考古學發展的脈搏。這對當今的學科建設、學風建設、人才培養等工作，均有重要參考價值。

夏鼐（1910—1985）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的一座巍峨豐碑。此前出版的《夏鼐日記》（十卷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及《夏鼐文集》（五卷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成為后學了解夏鼐生平經歷、學術業績和思想特點的重要參考資料。比起“日記”“文集”，“書信”則自具特點，因其書寫心境、寫作對象、言說范圍均與“日記”“文集”有所不同。新近出版的《夏鼐書信集》（王世民、湯超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簡稱《書信集》），則為我們進一步多方位地了解夏鼐的學問人生，提供了諸多重要材料。

立志以“建設一科學的考古學”為己任

夏鼐的求學經歷，可謂幾經轉折。高中階段，他曾幻想將來做一名工程師，畢業時本擬填報交通大學工科，但因患沙眼病未能報考。1930年9月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一年后又轉入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在清華歷史學系，他熱衷研究中國近代史并發表了多篇研究成果，因1934年10月考取公費留學考古門，而后轉入考古學領域，并于1935年8月從上海乘郵輪遠赴英國留學。

按規定，夏鼐出國留學前，須在國內預備實習一年，當時清華大學指定傅斯年和李濟擔任夏鼐出國留學的指導老師。不過，出國留學初期，究竟是專攻中國考古學，還是先讀西洋或近東考古學，究竟在倫敦大學哪個學院注冊，甚或就近到其他大學就讀，夏鼐并未立刻做出決定。1935年10月8日，他致信傅斯年、李濟，咨詢留學專業抉擇等問題，并提到“我想一方面學習技術及工具的學科，同時對于古代社會又想得一相當的概觀”。他還根據抵達倫敦一個多月的參觀情況，指出不列顛博物院、維多利亞及艾伯特博物館所藏中國器物“審定時代，頗多錯誤”，并感慨“中國的考古學，真是一片未開墾的沃土，我只希望將來能做園丁之一員，拿起鋤頭，將荒土整成花園”。雖然此時夏鼐并未明確自己的研究方向，但他已初步流露出為中國的考古事業作貢獻的愿望。

經過一番考慮，夏鼐決定先在倫敦大學科陶爾德藝術研究所注冊，師從葉慈（Yetts）學習“中國考古與藝術史”，日后如何深造再做安排。但沒過多久，他即感到在科陶爾德藝術研究所學習，收獲甚微。1936年4月11日，他致函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陳請延長留學年限一年、轉學埃及考古學系。夏鼐認為，來英留學的目的是接受考古學的訓練及智識，因此他抵英后所學者，“多為田野工作之技術”，但“發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標本后如何研究，尚未暇顧及”，“故進一步觀其如何就各種古物，依其形制，以探求其發展過程，如何探求其相鄰文化交互影響之跡，以古物以證古史，以建設一科學的考古學。凡此種種研究方法，并非聽講空論原則，即可學得，而必須有具體之實物及實例，始能領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國后應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國之古物。故欲達此目的，必須先對于其歷史、宗教、文字，一切皆有相當知識”。此信長達5000余言，是《書信集》中字數最多的一封，可見此信在夏鼐心中的獨特分量。

雖身在國外留學，夏鼐仍十分關心國內考古界情形。1936年7月10日，他致信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友人李光宇，詢問山東城子崖、安陽殷墟、寶雞斗雞臺等處的最新發掘情況，并提出“一個以文明古國自命的國家，不能不有考古一科”，“否則人家研究中國考古學，只好讀日人的樂浪報告，俄人的蒙古報告，英、德、法人的新疆報告，豈非丟臉”，“如有什么考古界的新消息，請時常示知。現下雖專攻埃及學，返國后還是弄中國考古學的，決不能與中國考古學絕緣”。考慮到當時國內外考古學界的發展水平和時局背景，夏鼐此言充滿“競賽”之意。可以說，他心系祖國，已將發展中國的考古事業視為自己一生的學術追求。

英國是近代考古學的搖籃，夏鼐在此接受了系統的專業訓練，積累了豐富的室內外工作經驗。他對中國考古學的未來發展充滿期待，成竹在胸，準備歸國后貢獻自己的力量。1942年10月，夏鼐居鄉探親期間，曾致信李濟表明，待自己博士論文撰寫完畢后，“此后余生即可用全力從事于中國考古學”。所謂科學的考古學，體現在田野發掘、室內研究、人才培養、國際交流等諸多方面。就此后的學術發展而言，中國考古學在這幾個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均離不開夏鼐的辛勤耕耘和引航掌舵。

田野發掘與室內研究并重

《書信集》上編收錄1935—1949年書信，除了夏鼐留學時期的書信外，主要涉及他從事西北考察工作和擔任中研院史語所代理所長一年的書信。西北考察時期的書信，可與《夏鼐西北考察日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相參照，生動反映了夏鼐西北考察的艱苦經歷和重要貢獻。代理所務一年的書信（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除了反映夏鼐的辦事能力和遠見卓識，還體現了他對室內研究工作的重視。這一年，由于夏鼐購存較多數量紙張，又派人到上海坐催，使得是年成為史語所1949年以前出版書刊最多的一年，出版物除了《中國考古學報》第2、3、4冊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多本，還包括其他多部研究著作。

《書信集》中編收錄1950—1985年的書信，即從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任副所長、所長，到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考古所名譽所長時期，體現了夏鼐對新中國考古工作的卓越貢獻。其中，輝縣發掘、豫西調查、長沙發掘時期的書信，則彰顯出他的田野工作既注重把握全局，又不遺漏細節。1950年10月8日，夏鼐率領考察團前往輝縣（當時隸屬平原省，后屬河南省），進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發掘。10月22日，他致信鄭振鐸、梁思永，強調此處“非擴大工作，無法獲相當之收獲”。10月25日，夏鼐開始在輝縣固圍村發掘戰國大墓，用工最多時達400多人，“這恐是遠東考古發掘規模最大的工作之一”。12月底，琉璃閣車馬坑掘至底部，他采取將石膏液灌入空穴的辦法，首次成功剔除出古代木車的全形，這在田野考古技術上尤具劃時代意義。1951年4月，夏鼐率領考古所河南省調查發掘團赴開封、鄭州參觀考察，后赴廣武鎮，調查青臺、點軍臺、秦王寨遺址，并決定發掘點軍臺遺址。4月29日，他致信梁思永，提到“此次選擇點軍臺遺址之原因”在于：其一，“離城較近，不必另找工作站”；其二，“遺址表面遺物，且似乎代表不同之時代”；其三，“此為此次新發現之遺址，前人未曾做過”。夏鼐分析，“此雖為一隆起之低崗，頗希望能如后崗，有不同之地層，足以解決一部分問題”。夏鼐選擇發掘地點十分慎重，并期望能夠通過發掘解決一些關鍵問題。

1955年10月18日，夏鼐在洛陽為參加黃河三門峽水庫區考古調查人員，作“考古調查的目標和方法”的報告。報告稿后刊載于《考古通訊》1956年第1期。安志敏后來發表《關于考古調查工作的一些經驗和體會》（《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2期）一文，引用了夏鼐文章中關于調查工作時如何采集陶片標本的觀點。1958年3月，夏鼐致信《文物參考資料》編輯部，指出安志敏的引文“斬去了下半截”，“便好像我的意思只取不同陶質的陶片各一兩片便夠了”。實則夏鼐的意思是，“不同的器形（表現于口緣、底部、耳部等）和不同紋飾的陶片，都要采取代表。至于那些平素無紋的腹部殘片，也應該依陶質的不同而選擇一兩片為代表”。他始終以為，“如果不限于陶質，而兼及器形和紋飾，每種都取一兩片是足夠作為代表的。至于各種的數量大致多少（即它們的比例如何），在調查記錄中說明一下便可以了”。夏鼐的這封信，是對他有關田野考古論述的重要補充。

《書信集》中編末尾收錄夏鼐1974至1985年致張光直的46封書信。夏鼐在信中不僅指出了考古研究的很多前瞻性課題，還提出了一些精辟見解。1978年4月5日，他致信張光直，談及“許多報告（包括簡報）中所共同具有的一些問題”，涉及“分類、分式的標準”“器物分類的標準和目的”和“類型系統”。他強調，“每一類器物下的分式問題，現下報告編寫者常常偏于分得過細。一式中應該包括好幾種相近似的器形；作者可以多發表一些不同的器形，但不必每個器形都叫做一個式”，“有些特征不是本質的，不能作為恢復古代生活之用，也不能作為與其他遺址其他文化的器物類型相比較之用，但是卻可以作為分期的標準化石”。夏鼐這些關于器物分型分式的觀點，是他關于室內研究的重要論斷，且與當時有些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值得后來研究者重視。

學識淵博 謹嚴謙遜

夏鼐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對考古學的多個分支領域均有深入研究，成果豐富。除了考古學領域的學者，他與其他學科領域的學者也有密切聯系。《書信集》中編的部分書信，以及下編收錄1951—1985年夏鼐致其他方面人士的書信，涉及語言學、科技史、歷史地理、中外關系等多門學科，集中體現了夏鼐學識淵博、一絲不茍、謹嚴謙遜的大家風范。

夏鼐是一位性格執著堅定的學者，他秉持求真、務實的治學態度，多次不顧情面地指出師友論著中存在的問題。他曾于1953年11月12日、1962年3月20日、1972年11月28日，三次致信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分別指出郭沫若《關于晚周帛畫的考察》《李德裕在海南島上》《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當中的疏漏之處，并于1965年多次致信郭沫若，提供有關中國文字起源問題的考古材料。1979年10月至1984年11月，他又多次致信譚其驤，探討南海七洲洋問題，并強調“欲求學術繁榮，非百家爭鳴不可，更非破除禁區不可”。他當時和譚其驤的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但“已充分享受了嚶鳴之樂”，并對歷史真相的探索“至少較前推進了一步”。1983年5月至1984年5月，他還就扶桑國與美洲發現問題，給從未謀面的羅榮渠寫信，指出其論著中的不嚴謹甚至錯誤之處。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于1964年12月13日，致函商務印書館《辭源》編輯部，指出《辭源》修訂本第1冊樣書在修訂方針、體例方面的不當之處，以及內容方面的8處錯誤，涉及天文學、地理學等多方面知識，可見他讀書心細，且善于發現問題。

1953年江蘇宜興西晉周處墓被發掘后，關于“西晉有鋁”的問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為避免以訛傳訛，1972年12月至1983年5月，夏鼐多次致信科普文藝和報告文學作家葉永烈，強調應客觀、科學地分析問題、得出結論。他提到，“晉代如果已知冶煉金屬鋁，這須要強有力的證據才可肯定。我仍維持原來的看法，這有重大后世混入嫌疑的小塊鋁片，決不能作為肯定的物證”。后來的科技檢測結果，更證實了夏鼐的觀點。困擾人們20余年的西晉已有金屬鋁的問題，至此宣告結束。綜觀《書信集》，其中多處提到研究和討論問題應當“實事求是”。夏鼐與師友的類似書信，無不告訴大家，科學研究是老老實實地做學問，既不能望文生義，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夸大其詞，必須嚴肅認真，謹慎對待。胡喬木曾贊譽夏鼐是“考古學嚴謹學風的主要締造者”，絕非虛言。

即便早已聞名于海內外學術界，夏鼐仍時刻秉持謙遜的風格。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他相繼榮膺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等六個國家最高學術機構榮譽稱號。1984年5月3日，他接到美國國家科學院外事秘書發來的賀電，獲知被推選為該院外籍院士時，還曾收到張光直來信祝賀。5月24日，他復信張光直，謙虛地指出“實則自知學識谫陋，殊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今后當努力鉆研，庶幾不辜負各方之希望”。值得一提的是，《晉陽學刊》編輯部曾多次致信夏鼐，約寫傳略。夏鼐從1980年至1985年至少4次致函該編輯部，婉拒撰寫自傳，理由是生平“沒有什么治學經驗或方法”值得介紹。一代學術大師如此謙遜，令后學更加崇敬。

民族復興，既要靠經濟科技等硬實力，也要靠文化學術等軟實力。在知識不斷更新、研究路徑與時代語境發生很大變化的當今學術界，夏鼐所堅持和提倡的實事求是、謹嚴謙遜的為學與為人風格，仍值得后學認真恪守。研讀《書信集》，輔之以《夏鼐日記》《夏鼐文集》《夏鼐傳稿》（王世民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可以深切感悟考古大家夏鼐的學問人生，把握中國近代考古學發展的脈搏。這對當今的學科建設、學風建設、人才培養等工作，均有重要參考價值。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岳麓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