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十九世紀

在這里，十九世紀從四面八方攫住了我。這與建筑毫無關系；加利福尼亞州的城市仍然是營地，只是帶頂的四輪馬車和帳篷已經被房子取代。難以永恒存在的房子；其上的石膏賦予它們欺騙性的石墻外觀，然而它們由木材建造而成，這在西海岸很低廉，更防地震。房子是加利福尼亞狂熱地進行摧毀和新建的目標，憑借著某種精靈魔法般的速度，一小群船員戴著色彩明亮的頭盔架起了腳手架，蓋上了屋頂。所以，幾乎看不到一座古老的紀念碑，一座大約七十年老的磚頭建造的工廠，或者類似于那些西部地區的木頭門面，并且豎著拴馬樁。

我不喜歡十九世紀，盡管它富于才智。即使當我身陷自己時代的可怕事件，既是一名大木偶劇場的觀眾也是演員，我一直認為我不會想要生活在那時，而更喜歡已經降臨在我身上的東西。這個世紀產生了大量以前從未見過的詞匯，學會了使用詞語掩蓋人類根本的二元性，并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分泌所謂的文化是一種人的屬性，就像一條蠶吐出從自己體內分泌出的絲線；然而，由于每個人也擁有一個身體，他的生理功能無休止地奚落著社會交往和精神慣例的變化不定的規則。我可能搞錯了，但我在我們更遙遠的祖先身上感覺到，對待這些奇怪安排時擁有一種本能的、幾乎非自覺的仁慈。正是他們同意這些慣例，似乎證明他們接受了這些慣例，并以懷疑的態度運用它們。最崇高的想入非非伴隨著異口同聲的稱贊，粗野的捧腹大笑的稱贊。布道文章、神學著作、十四行詩，均以高貴的人為性背叛了自身，因為它們與不太莊重的知識共存，此種知識通過低劣的幽默表達出來。沉靜的、無憂無慮的文學結束于十八世紀——從那時起，不再有任何真正的、無仇恨的色情文學，它其實只在表面上具有微弱的意義。

十九世紀是一個精神的世紀。一種崇高的音調具有強制性，一旦那種音調響起，它就升起了那些同樣崇高的新的音調，它們反抗樂器起初所調準的那些音調。精神推翻了慣例，但誰只要打破慣例就會在每個行動中創造出新的慣例——在風暴和壓力中獲勝，然后變得絕對，變得過于嚴厲而不允許懷疑的微笑貶低它們。可敬的德國教授在夜總會里全然陷入了哲學的狂歡。詩人折磨著自己的肉體，這肉體囚禁了那些無邊無際的精神。政治家在講臺上訴說著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誼。飄逸的田園二重奏在牧師住宅吟唱；窗口寧靜的書籍與花朵在這個世界中保護了一座充滿詩意幻想的海島。

從波蘭到法國，再到美國

在特定國家的歷史存在中可以觀察到某種永久不變的特征——我們可以稱之為通過變化而獲得的持續性原則，通過持續性而獲得變化原則。在西歐，持續性如此強烈，以至于十九世紀的結構似乎保持不變。那些選擇殘酷的生存斗爭作為主題的作家——巴爾扎克、狄更斯、左拉——今天也許和他們涌現出來的時候一樣不怎么過時。馬克·吐溫或厄普頓·辛克萊筆下的美國不再存在，但法國，在相當程度上，仍然是巴爾扎克筆下的法國；然而，即使在十九世紀，歐美資本主義也不盡相同。在美國，人與人的暴力沖突發生在表面，在公開場合。在歐洲，暴力變得形式化，與幾個世紀以來神圣化的階級分裂相結合；它被內化，變得根深蒂固或被烤融到內部，如果人們可以使用這樣的表達。美國的資本主義建立在大膽、機智、慷慨、浪費之上，歐洲的資本主義建立在一個強大的激情——吝嗇之上。這些模式仍然存在，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成功地創造了一個龐大而嶄新的經濟領域，適應了那些我們越接近二十一世紀時就變得越來越明顯的需求：大學、研究機構、實驗室構成的領域，給它們投資了數十億美元。西歐沒有產生任何類似的東西，在這里，教育一直是為少量精英所獨占的東西。在美國，私人資本的揮霍使得開端成為可能；在下一階段，加入了來自稅收的資金。在歐洲，資本的吝嗇有效地阻止了為這一新領域奠定基礎，并且，政府財政是否能夠克服日益擴大的差距是令人懷疑的。

我在西歐生活的所有年月里，甚至沒有收到一份來自任何知識傳播機構的聘用通知。的確如此，我的領域，斯拉夫文學，和異國有關。然而，在一片至少有一半被斯拉夫人民占據的大陸上，人們竟然如此認為，我們可以從這樣的事實中得出各種各樣的結論。我在法國的許多年里，我遇到的所有真正的聰明人物都是歐洲同盟主義者。他們相信，只有少量強國的政治和經濟統一才可以與美國和俄羅斯構成任何形式的平衡力量。他們遇到的阻力，導致他們的計劃實施得非常緩慢、三心二意，此種阻力在我看來，是由同樣的狹隘精神造成的，這種狹隘精神拒絕承認我的資質，認為它是多余的，只是因為我是一個從柵欄另一邊新來的人。

《舊金山海灣景象》 [波蘭]切斯瓦夫·米沃什/著 胡桑/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