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歲的王蒙作為舞臺劇《活動變人形》的小說原作者，參與了2023上海·靜安現代戲劇谷的開幕大戲。

“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碼，這是非常珍貴的。”這是王蒙早年短篇名作《春之聲》的句子。擁有了春天，便保證了不會被虛度的一年。

這個春天，王蒙一如既往地繁忙：推出了新作《霞滿天》；接受邀約在魯迅文學院開講“春天第一課”……

白云蒼狗，他已經用誠實的、真摯的態度寫了70年，寫自己跌宕而又壯闊的經歷，各種嬉笑怒罵，快意而坦蕩。如今的他，如一條發源于高原的江河之水，一路奔騰而下，轉過多少險灘，終于匯入平靜的港灣。

人這一生該如何面對逆境，如何抵抗時間，王蒙給出的良方是——盡力去生活，盡力、盡情、盡興、盡一切可能，哪怕只是普普通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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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燃燒的文學人生，不過是瑣碎的日積月累”

離王蒙寫作《活動變人形》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更不要說，故事的場景設置在兵荒馬亂，價值體系分崩離析的20世紀40年代。然后這部奇麗而深刻的作品，一經搬上舞臺，再一次收獲了新一代觀眾（讀者）的共鳴。

出于對這部作品無可替代的感情，王蒙甚至為話劇版貢獻了自己的原聲，哼唱一首記憶中家鄉河北滄州的民謠：“……打壺酒，咱倆喝。喝醉了，打老婆。打死老婆怎么過？有錢的，再說個。沒錢的，背上鼓子唱秧歌。”

在王蒙記憶中與這首民歌一樣，一生揮之不去的，還有對于父母間糟糕的、一輩子難以和解的關系的痛惜。《活動變人形》起始于家庭問題，男主人公向往西方現代文明而不可得，一生掙扎而終無所獲。真實生活中，王蒙父親王錦弟出身于書香門第，家境富裕，青年時留學日本，愛新文化，喜歡和外國人結交，但他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神經質而情緒化，很快敗光了家產。母親、外婆、小姨三人對父親和生活束手無策，每日抱怨詛咒。家庭內的經濟矛盾、文化沖突、雙方親人的介入，如此種種都不僅僅是某一個時代的困惑。人性的善與惡，徒勞的掙扎，存在的荒謬撕扯著寫作者的內心。1985年，在北京門頭溝區永定鄉西峰寺，廟宇正殿邊緣角落的一間小土屋里，在大連“八七療養院”，一棟年久失修、門窗變形的小樓中，王蒙“流著血、撕裂著靈魂”開始寫這部小說。他幾乎足不出戶，那些句子不是寫出來的，幾乎是“吐”出來的。但小說不是簡單地重現童年記憶，它借代劇中人物的命運，反映了時代巨變中形形色色的諸多矛盾，揭示了民族性格中的痼疾，長期以來積淀的陳腐觀念，以及新舊觀念沖突。而那些深刻的提煉，玄妙的隱喻，奇異的想象又莫不是從真實的生活中升華出來的。

作品剛發表時，不少人認為自曝家丑，王蒙不孝，但王蒙慨然表示：“不論我個人背負著怎樣的罪孽，怎樣的羞恥和苦痛，我必須誠實和莊嚴地面對與說出。”

王蒙不相信命運，但命運感在他的一生都表現得如此強烈。原本優越的家庭環境一路衰敗，王蒙七八歲就看盡了人生冷暖，“我后來很小就參加了革命，很大程度也是為了逃離家庭帶給我的那種壓迫感，認為上一代太痛苦了，這個世界需要革命，需要改變”。

生活中，王蒙的父母斗了一輩子，1949年后，王蒙遵從父親的愿望，操辦了他們的離婚。孰料這也并未帶給兩位老人真正的釋懷和快樂，這種巨大的諷刺感讓王蒙更小心地經營著自己的生活，也造就了他外松內緊的個性。世人皆知王蒙有兩段圓滿的感情，越過山丘，站在89歲的山巒回望，王蒙感慨：“永遠不要看不起瑣碎的日常生活，其中包含著許多許多深刻的道理、有趣的知識和令人豁然貫通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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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可摧毀，文學不可摧毀”

有些人，生來就是為了不平靜地度過一生，燃盡一切去經歷。王蒙就是。

將自己童年的家庭生活寫進了《活動變人形》，又將自己“流放”新疆16年的所見所感結成了《這邊風景》，王蒙說：“我懂得概念的重要性，但我的作品從來不是從概念出發，而是絕對地從生活和感受出發。”

忙碌的4月，而王蒙已經迫不及待安排好5月的行程——回新疆。“到別處去，晚上總是睡不好，到新疆，頭一挨枕頭，就能睡著。”好多年了，除了去年，王蒙保持著每年去一次新疆的習慣。如同遠行的游子，一回去便被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鄉親寵愛著，便又被注滿了元氣。

1963年，王蒙賣掉了北京的家具，主動申請離開北京，踏上了西行列車。他先是在烏魯木齊，但是當時的領導認為王蒙政治身份不好，不能從事文藝工作，將他下放到伊寧縣農村巴彥岱勞動鍛煉。新疆的生活條件是艱苦的，但王蒙說：這是我生命中很美麗的部分。

王蒙的學習能力，特別是語言能力極強。在后來擔任文化部部長期間，他多次展示了自己的英語、德語、日語。因此，在新疆16年，他能熟練地用維吾爾語交流甚至寫作這件事，也顯得順理成章。那些年，他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維吾爾諺語就是“男子漢應該經歷四方”。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王蒙沒有任何機會發表文章，但他依然拿著紙與筆，津津有味地記錄維吾爾族人用鐵锨的三種套路、牛是怎樣被殺的、一次別有風味的宴請與彈唱、小丫頭們的友誼……1978年，王蒙基本寫完了自己想寫的，次年，這疊手稿隨著王蒙從新疆到北京，而后，在數次搬遷中不知所終。直到2012年，一次偶然的機會，王蒙的兒子王山發現了這些珍貴的手稿。塵封將近40載之后，“不悔少作”的王蒙幾乎沒有作大修改地將《這邊風景》結集出版，只是在每個章節后設計“小說人語”，忠實點評自己當年的局限和想法。這本書后來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王蒙在前言里寫道：“我找到了，我發現了：那個過往的歲月，過往的王蒙，過往的鄉村和朋友……本質上仍然是那親切得令人落淚的生活……是瑣細得切膚的百姓的日子，是美麗得令人癡迷的土地，是活潑得熱騰騰的男女。”

生活本身是不可摧毀的，作家忠于的是生活，忠于的是人的善良、人的美好，“我們應該相信什么問題都有解開的那一天，今天你無法辦的事明天就會有辦法，宇宙有辦法，光陰有辦法，歷史有辦法。相信時間，時間對善良有利，對智慧和光明有利，對狹隘不利。”

人生，就是這樣。看似沒有答案，其實處處都可以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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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明年我將衰老，今天仍然青春萬歲”

王蒙的忘年交，作家艾克拜爾·米吉提認為王蒙是個具有鷹的氣質的人——他的迅疾，他的機警，他的敏銳，他的自信。為人處世，王蒙身上一直有一種難得的松弛和坦蕩。以一件小事佐證，20世紀80年代中期，王蒙擔任文化部部長時，批準了開放舞廳，有人反對，說去舞廳跳舞的沒有好人。王蒙回答“那正好可以一網打盡！”盡管寫作曾帶給他磨礪和流離，他依然認定，自己一輩子只想好好寫小說。1986年，出任文化部部長時，他提出“我只能做3年”，并且說到做到。三年任期期滿卸任后，知交莫言寫了首打油詩書贈老友：“漫道當今無大師，請看矍鑠王南皮，跳出官場魚入海，筆掃千軍如卷席。”而又有了大把時間寫作的王蒙則自詡為愛“撒著歡兒”寫作的“隔壁老王”。

1992年，經邵燕祥介紹，王蒙給本報《夜光杯》投來了第一篇稿件《天街夜吼》，自此與當時副刊部負責人嚴建平、與中國報紙歷史最悠久的綜合性副刊《夜光杯》結下了友誼，至今，王蒙仍保持著自己當年的承諾：每年歲末與《夜光杯》的讀者分享“年度小結”。接下來的十多年，散文、評論之外，王蒙還寫了一批微型小說，“王氏段子”陸續發表在《夜光杯》和其他一些媒體上，所有小故事的主人公都叫老王，老王呆氣又精明，豁達而幽默，王蒙說：“我個人覺得書里那位老王比我本人這個老王更可愛。”

2016年，《夜光杯》創刊70周年時，王蒙特意寫了一篇《我為什么喜歡<夜光杯>》：因為這個杯雖有夜光，但是比較柔和，沒有戾氣，只有和氣；沒有高調，只有常溫；沒有看不懂的新詞怪詞，只有平常話；沒有故意較勁，只有隨遇而安與自由處置；沒有作秀作態，只有凡人生活日常；沒有與人為惡，只有與人為善。

若以人以群分的道理回味起來，似乎王蒙喜歡《夜光杯》的理由，也正是自己的為人準則。

這些年，王蒙出版了《精進：極簡論語》《原則：極簡孟子》《得到：極簡老子》和《個性：極簡莊子》，將自己畢生讀經史的感悟分享給年輕人。他最擅長觸類旁通的提點，早年，他在舊金山漁人碼頭看到一家商店的大招牌：“One is all”——“一即一切”，大為贊嘆。他還津津有味地將波斯詩人莪默·迦謨的一首魯拜體詩譯成中文的“五絕”：“無事須尋歡，有生莫斷腸，遣懷書共酒，何問壽與殤。”直譯是：“空閑時候要多讀快樂的書，不要讓憂郁的青草在心中生長，飲酒吧，讓我們開懷痛飲，哪怕是死亡的陰影漸漸靠近。”

電話采訪完當天晚上，王蒙從微信里分享了當日的步數：8674步。顯然比一般坐辦公室的年輕人多不少。他有著這個年紀老人的睿智、通透，同時依然有著年輕人的好強和好奇心。

前一陣，89歲的王蒙上了“兵馬俑老師”的直播間，重讀了自己70年前的代表作《青春萬歲》的序詩：“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們編織你們，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瓔珞，編織你們。”讀罷，老王的眼睛濕潤了。

“請用座機打給我，因為我耳朵現在不太好……”接受自然規律，但能學習的他還在學，有興趣的文章也還在寫，因為就算“明年我將衰老，今天仍然青春萬歲”。

這封寫給世界的情書，王蒙還要深情地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