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說尤其是白話小說高度繁榮，但除明末漸興的尚不成系統的評點形式外，小說批評領域并未出現像詩話、曲話、文話之類專門的“小說話”。然而，數量眾多的明人筆記卻載錄了不少小說資料，其學術價值值得治小說史者倍加珍視。

揭示傳奇文體的唐宋之別

明人筆記中的小說資料揭示了傳奇文體在唐宋間的演變。魯迅《唐宋傳奇集·序例》稱“傳奇命脈，至斯（宋）以絕”，意謂傳奇小說至宋已然衰絕，但并未對其成因展開具體細致的分析，明人筆記對此論之甚詳。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29《九流緒論下》云：“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后論次多實而彩艷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彼麖膭撟髦黧w出發，對唐宋傳奇不同的審美風貌把握得相當準確。唐傳奇被稱為“進士文學”，是因其作者大多為進士出身或參加過進士科考試的“文人才士”，而且他們又多具有詩人身份。因此，唐傳奇多具“詩筆”，想象奇幻、文辭華美、抒情性強，充分體現了唐傳奇作者沈既濟《任氏傳》所謂“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的創作動機。而宋傳奇作者多為“俚儒野老”，其作品崇實黜虛，以“議論”見長而乏于文采。

對于唐宋傳奇在藝術上的差異及成因，錢希言《獪園》的自敘論之更詳：唐人小說皆“文人才子”為之，他們“善用虛”“情深趣勝”，故其小說“率多藻思雅致，雋句英談”；而宋人小說則“悉出老生鄙儒之手”，他們“善用實”且“執理局方”，故其小說“惟事穿鑿議論”。

胡應麟、錢希言二人從創作主體差異的角度來分析唐宋小說截然不同的藝術風貌，極具啟發性。目前學界對唐宋傳奇的比較研究還遠遠不夠，這些小說資料的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深化對小說家文學觀念的認識

明人筆記提供的小說資料，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某些小說家的文學觀念及其對小說創作的影響。以瞿佑《剪燈新話》（以下簡稱《新話》）為例，王锜《寓圃雜記》卷5引述周鼎的觀點稱《新話》“非瞿宗吉所作”，而是出于楊維楨之手。都穆《聽雨紀談》沿襲此說，但又稱“今觀《新話》之文，不類廉夫”。郎瑛《七修類稿》卷23“詩文托名”條則稱《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后《秋香亭記》乃瞿宗吉撰也”，仍將《新話》著作權歸于楊維楨，但又認為只有《秋香亭記》出自瞿佑之手。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41《莊岳委談下》認為《新話》就是瞿佑所作，提出人們之所以將其歸于楊維楨名下，是因為楊氏“耽嗜聲色，故好事遂舉歸之”。明人筆記關于《新話》著作權的討論，為我們認識其審美特色提供了重要信息。

楊維楨與瞿佑及其叔祖瞿士衡同為云間詩社成員，他對瞿佑十分賞識。據瞿佑《歸田詩話》卷下“香奩八題”條，楊維楨曾因瞿佑“即席倚和”其《香奩八題》而對他大加贊賞，對其“春芳才情”加以鼓勵。楊維楨以《西湖竹枝歌》聞名，而瞿佑《剪燈新話·聯芳樓記》又通過小說人物蘭英、惠英“效其體，作蘇臺《竹枝曲》十章”，表明瞿佑深受楊維楨文學觀念的影響。楊維楨的詩以綺麗婉媚見長，《新話》以描寫青年男女愛情生活的“依紅偎翠”之作為主，便是瞿佑受楊維楨影響的結果，以至于人們誤將《新話》的著作權歸于楊維楨。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馀》提出，瞿佑“風情麗逸，見之詩篇者，往往有歌扇舞裙之興”，緊接著又稱其《新話》“粉飾閨情”，已認識到瞿佑詩歌與小說所體現的共同審美風格。這有助于我們認識《新話》藝術特征的成因。

結合時代思潮考察小說文本生成

明人筆記中的小說資料啟示我們，應將小說文本生成置于特定時代文化思潮中加以考察。例如，關于《西游記》的主旨，有游戲說、宗教說等觀點，而謝肇淛《五雜組》卷15“事部三”云：“《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于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他認為《西游記》絕非簡單的游戲之作，亦非單純演繹宗教觀念，而是一部具有時代文化內涵的哲理小說，它寄寓了陽明心學主旨即所謂“求放心之喻”。就《西游記》的情節內容來看，“心猿”屢屢出現在諸如“五行山下定心猿”之類回目中，孫悟空與白龍馬“心猿意馬”的角色設置也大有深意。作者實際上是以唐僧師徒的取經過程來隱喻陽明心學修心養性以致良知的過程。小說主人公孫悟空先是大鬧天宮，接著被壓于五行山下，繼而走上漫長的取經之路，最后修成正果，隱喻了陽明心學“放心→定心→修心→致良知”的全過程。

再如，許自昌《樗齋漫錄》卷6謂馮夢龍“酷嗜李氏之學，奉為蓍蔡”，馮夢龍《古今譚概》“天后時三疏”條也表達了對泰州學派李贄的尊崇之情，謂“宜卓老稱為圣主也”。由此可以確認，正因馮夢龍秉承了泰州學派“百姓日用即道”之說，才提倡“情教”，主張并踐行適俗、尚真、導愚的小說觀，將描寫重點轉向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

記錄小說傳播中的作偽、刪節現象

小說既是精神產品又是文化商品，明人筆記揭示了小說傳播過程中頻繁出現的作偽和刪節現象。錢希言《戲瑕》卷3“贗籍”云：“比來盛行溫陵李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晝者，刻畫摹仿，次弟勒成，托于溫陵之名以行?！睘檎袕谱x者，書坊主在刊刻小說時往往偽托名人評點，李贄因在晚明聲名最盛而成為書坊主最喜歡偽托的對象，許多小說評點本以“李卓吾先生批評”之名刊行。

葉晝與書坊主關系密切，像《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李卓吾先生批點西游記》等皆托“李卓吾”之名由書坊刊行。對于小說作偽現象，盛于斯《休庵影語》“西游記誤”條云：“余最恨今世齷齪豎儒，不揣己陋，欲附作者之林，將自家土苴糞壤，輒托一二名公以行世?！毕窭钯棥㈥惱^儒、鐘惺等“名公”都是書坊主喜歡偽托的對象。

作為文化商品，小說文本形態在傳播過程中往往會發生變化，如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41《莊岳委談下》云：“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為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余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錢希言《戲瑕》卷1論及《水滸傳》時也稱“今坊間刻本”“奇文悉被鏟剃”。這表明，以牟利為目的的書坊主為節省成本而隨意刪節小說文本，他們是促成小說文本形態發生變化的重要因素。

反映明人小說觀的復雜性

明人筆記中的小說資料還反映了明人小說觀的復雜性、矛盾性。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36《二酉綴遺中》肯定“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的奇幻之美，但對同樣出于“幻設”的《剪燈新話》《剪燈余話》卻持否定態度。而胡應麟的歷史小說觀排斥虛構，其《少室山房筆叢》卷41《莊岳委談下》指責《三國演義》中關羽秉燭達旦這一情節于史無征，顯然混淆了史書與小說的界限，沒有意識到添枝加葉、張冠李戴的虛構現象在小說創作中是必要且合理的。

明人小說觀的復雜性、矛盾性在小說家身上也有體現，如馮夢龍《古今小說序》謂“史統散而小說興”，強調虛構之于小說的重要性，因此其“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為人稱道。然而，馮夢龍在編創《新列國志》時卻本諸《左傳》《史記》等史書，固守實錄小說觀，導致該小說在藝術上大為遜色。無疑，不能正確處理虛實關系，是明代歷史演義小說數量眾多而佳構寥寥的重要原因。

當然，明人筆記中小說資料的學術價值并不限于以上幾個方面。屠本畯《山林經濟籍》、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薛岡《天爵堂筆馀》等提供了《金瓶梅》在晚明文人中傳播的珍貴資料，并言及“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這對于判斷其成書時間及作者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郎瑛《七修類稿》卷25“宋江原數”條詳列宋江等36人姓名，是考察水滸故事在民間流傳情況的重要資料。明人筆記還是話本小說取材的淵藪，如《型世言》第2回、第5回分別取材于《戒庵老人漫筆》卷7“王孝子”、《菽園雜記》卷3“洪武中京城一校尉”，這有助于探究明人筆記與話本小說之間的淵源關系。綜上所述，明人筆記載錄的小說資料具有重要學術價值，有待我們進一步激活其蘊含的豐富文學信息。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明筆記整理與研究”（17ZDA25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