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年前，我在寫《海上收藏世家》時，其中有一篇寫了葉恭綽，那時只是把他當作一位大收藏家，所記的也僅是他的收藏生涯，沒有能反映出他收藏高潮所處的那個北洋時代。在遺憾中卻留下了“葉恭綽與北洋時代”這樣一個題目，想了多年，真可謂“有此心，沒有此膽”，一直不敢動筆。

所謂“北洋時代”，即是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奕、奕劻、翁同龢、李鴻章聯名專折，奏議委任袁世凱訓練新軍，即小站練兵開始，中經1916年袁世凱稱帝去世后的軍閥混戰、國家分裂，到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結束了國家分裂的局面，北洋軍閥也壽終正寢。

光緒三十二年（1906），葉恭綽入郵傳部，幾經沉浮，1925年辭去段祺瑞執政府交通總長的職務，結束在北洋時代將近20年的宦海生涯。我想通過葉恭綽宦海沉浮的經歷，應該能夠看到北洋時代之一斑。

北洋時代是一個動亂時代，軍閥割據，各方勢力都想獨霸中國，國家分裂，在“文統”和“武統”爭論不休的情況下，發生了軍閥混戰。在中國歷史上，北洋時代是最黑暗的年代，這似乎已成定論。但我認為，中國歷史從鴉片戰爭開始轉型，北洋時代是這一歷史轉型期最激越、社會變化最迅速的年代。新文化運動思潮、國粹保守主義思潮、改良派思潮、馬克思主義思潮，風起云涌；民間團體黨派組織此起彼伏，又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各類學人從書齋走向社會，從幼稚走向成熟。這樣，諸多因素構成了北洋時代的特色：啟蒙、思考、爭鳴和覺醒。

在寫作的生涯中，我比較歡喜寫人物傳記。因為人物傳記是具體的，不只是他們的史料具體，而且他們的情感以及他們對那個時代的感受也是具體的，從人物的身上可以捕捉到歷史細節。通過對幾位人物的描繪，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時代的歷史畫卷。處在北洋這樣一個時代，可以說是與北洋時代相始終的葉恭綽，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呢？

冒鶴亭曾說：“葉某的腦子大概像一個貨倉，把各種貨物分類地存儲，要用時一樣樣地取出。”葉恭綽的個性和思想是矛盾而相容的，他自己也說：“我一方面在討論工業上技術問題，同時卻可以談談宗教、哲學；一方面研究一個公司要怎樣組織，同時又會想到音樂、書畫上的問題。”又說：“對于一切的事情來到面前，從來沒有忽略過絲毫，但從來沒有執滯過絲毫。只是盡心竭力去做，到不得已的時候，我卻會全盤割舍拋棄，一無留戀。”（《四十年求知的經過》）葉恭綽的學生、鐵路橋梁專家茅以升，對他知之甚深，對他的評論是：“他不肯超越舊道德的范圍來謀他個人的權位，他不肯輕試新潮流的武器來造他個人的勢力。”（《遐庵匯稿·序》）這些都表明了從官僚到士紳，葉恭綽始終都是一位知識豐富、半新半舊的人物。葉恭綽有不少朋友勸他作自傳，但由于他過于慎重與矜持，也有著正所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故而未作。他個人認為：“我個人的歷史雖說復雜，還不及我的思想復雜得厲害，思想是說不盡的。”（《四十年求知的經過》）

20世紀40年代末，葉恭綽的學生俞誠之等編著《葉遐庵先生年譜》，又經過葉氏親自審讀，雖有為尊者諱，但它是一部材料翔實而可信的著作，后來雖有幾種葉恭綽年譜、葉恭綽研究等著作，有詳有略，但都是以俞氏所著為依據。我在寫此傳記時，對葉氏的復雜經歷刪繁就簡，避開了許多事件枝節的敘述，而是從葉氏的札記閑文及葉氏朋友尺牘中，尋找他的思想。《上海圖書館藏葉恭綽友朋尺牘》甚全，在該館梁穎先生的相助之下，我對館藏尺牘粗略地瀏覽了一遍；此后該館編的《歷史文獻》又將其尺牘陸續刊載，為我提供了許多研讀的機會。這些尺牘不只是葉恭綽，而是那一代人的情感、思想記錄，我從中感受到時代的脈搏，可以作近代思想史而讀之。所以，在撰寫《葉恭綽傳》時就想有別于其他作者所寫的傳記，而是以葉恭綽與朋友往來信札為主干，組成了本書的結構。

從立功來說，葉恭綽政事學術文章彪顯，功德甚多，其中最為重大者則以交通建設為上。中國近代交通肇始于清末而發展于民國之初，葉恭綽于此時期經歷郵傳部書記員及交通部次長、總長，又掌管交通建設，運思極精，所經歷大事及艱辛更難以計數，特別是收復鐵路主權、提出鐵路之獨立，不屬任何一家軍閥所獨有。正是因為交通之便利使軍閥割據的局面很快結束。葉恭綽自言他并不懂鐵路建設，何以能取得這樣的成績？這些只有從他與同僚、下屬的通信中，才可看到他的“樹人之不可緩、求才若渴、舉賢如恐不及”的精神。古來的人立功多而不易立言，甚至功大的又多以文牘立言，言雖立而不傳。葉恭綽與朋友往來的尺牘，使我們看到他在立功的同時又立言，這恐怕是在他的公事文牘中看不到的。就如同走進森林，不但看到主干，而且看到枝葉，避免了在人物傳記寫作時容易犯的“一葉障目”的錯誤。

風云激蕩，葉恭綽時而在朝，時而在野，無論在朝或在野，他都是古代文化遺產的守護者。勘察大同石窟、攔截敦煌經卷、支持西北科學考察、對流沙墜簡的保護與研究，似乎都和新文化運動的潮流有些相抵觸，從他的文章詩詞中也看不出他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葉恭綽和新文化運動的推手蔡元培，相識于南北和談時期，他們又都帶著很深的傳統文化烙印走向共和。從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們在許多事情上共同合作，一脈相通。從整個文化發展史來看，張揚新文化和守護傳統文化并不矛盾，兩者互為補充，相輔相成。

葉恭綽說他的經歷復雜，遠不如他的思想復雜。他所說的經歷復雜也就是他在朝為官的那個階段，時而在職，時而被免職；時而復職，時而又被免職，需要他四面周旋，八方應酬，復雜得的確令人眼花繚亂。但他始終以傳統道德與操守為底線，合則留，不合則去，進退自如，毫不留戀官位。經歷雖然復雜，思想不甚復雜。但是對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與取向、宗教哲學信仰之探索、經濟困境中的艱辛，以致到生命垂危之際以后事相托于朋友，經歷比為官時要簡單，但思想經歷比為官時要復雜。對這個探索生命真諦的復雜心理，也只有從他與眾多朋友往來的信札中讀得出來。探索葉恭綽對生命的態度及對生命價值的認識，正是我為他立傳的目的，企盼與其他作家寫的傳記有所不同。

葉恭綽是一位收藏家，如果說他的生活以收藏為軸，他的生命就是以這根軸為中心而轉動。可以這樣說，如果他不是從事文化保護及收藏，他就僅僅是北洋時代的官僚，最多只是過眼煙云的歷史人物。

但是，從一開始他就不以收藏為自娛自樂，而是以守護傳承者的責任在肩，開展學術研究。這是有別于其他收藏家的。他對一些藏品的研究，可以持續多年，逐步深入地揭示藏品的內涵。從眾多的題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認識的復雜性。以《鳳池精舍圖》卷而論，他把自己在蘇州的居所名之曰“鳳池精舍”，在請吳湖帆作圖時，此園已荒蕪。在吳湖帆作此圖前三年的時間里，他曾數次致信吳湖帆作此圖，圖成后他不只是自己題跋，而且請眾多好友題跋。他尤感不足，仍然念念不忘地作題。從題跋中，談形與神、名與實之哲學。我們能從中感受到他對故園的戀情，并看到他由此圖拓展開去的對吳中文化的研究。

北宋燕文貴的《山水卷》本是傅增湘的收藏，葉恭綽于1925年得之于傅增湘或顏世清，是他的早期收藏之一。葉恭綽由此旁及燕文貴的《溪山樓觀圖》《武夷山色圖卷》等作品及幾幅宋畫，并對它們進行了研究。這使我想到書畫鑒定大家謝稚柳研究燕文貴僅存的四幅圖及李成的《茂林遠岫圖》所進行的研究，并編著了《李成燕文貴合集》。

葉恭綽的研究和一般鑒定專家的研究有些不同。葉恭綽的藏品中有多幅佛像畫，他把收藏和研究、信仰、人生融合在一起。葉恭綽收藏了不少僧人的作品及佛像，但他不信佛，不是佛門弟子，而是從佛學中尋找另一種精神世界。塵世給他帶來許多煩惱，他想從佛學所提倡的精神世界求得寄托。

1968年8月6日，葉恭綽病逝，享年88歲。他愛交友，一生都在與朋友交游，即使是宦游生活19年，也沒有遠離朋友，而多是文化界的布衣之交。

正是因為他的交游之廣，所以才能留下數以千計的友朋信札。披覽讀之，感到其中閃爍著“和為貴”的精神。“和為貴”是中華文化之內核，歷史早已證明即使是國家的政治生活也是以和為貴。斗則傷，斗則亂，斗則敗，何況朋友之間？葉恭綽與朋友交游，潔身自持，求同存異，與許多人終生為友，不背不棄。葉恭綽從青年到暮年都以白蓮自喻。1934年去儀征顧園，開鑿舊池，親手種下白蓮；1958年吳湖帆又畫白蓮為他78歲壽日祝祈，對花寫照。從《五彩結同心》到《見心蓮》，可以看到葉恭綽對民族、對社會、對朋友都是以肝膽相照。

整理舊稿，書香少年、北洋官僚、收藏家，葉恭綽的一個個紳士的背影總是浮現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