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說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是西方首部詩學論著，那么在中國，公認能與之比肩的只有文章學巨著《文心雕龍》了。說《文心雕龍》是巨著，非指其37000余言的篇幅，而是指它的籠罩群言和體大思精。我曾認真讀過這部經典，從對于內容的思索漸而延伸為對作者劉勰的探究之興，也若干次去過與他相關的遺址考察。不能不說，劉勰的人生在古代文人中非常獨特。

劉勰的生卒年史無記載，范文瀾先生推斷其為465年出生，其卒年卻有三種說法，此處不表。劉勰的祖籍是山東莒縣，他一生跨越宋、齊、梁三朝。受“晉室南渡”影響，北方縉紳紛紛南下避禍，雖說山東距離事件始發地洛陽尚有相當距離，但干戈擾攘之下，劉勰的先祖也受到裹挾，不得不加入難民遷徙的隊伍，流落至京口（鎮江）定居。據王元化先生《劉勰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一文披露，劉勰生于庶族地主家庭，雖非豪門望族，倉廩倒還殷實。只是到了劉勰父親劉尚（曾任越騎校尉，屬職級較低的武官）時家道已敗落，劉勰繼又失怙，一下子滑入社會底層。南朝實行的是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講究門第出身，庶族和士族間可謂貴賤分明，正如《晉書》所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在這樣的社會生態中，即便你有璀璨的才華也難以得到嶄露頭角的平臺，以致世家豪門中人普遍“視寒素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之為伍”。

劉勰篤志好學，7歲時就憧憬將來能實現樹德立言、經世致用的人生志向，希圖“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但現實逼仄，到了弱冠之年，他因家貧而娶不起妻，又遭喪母之痛，陷入孑然無依、茫無歸所的人生低谷。為母守喪三年后，他作出一個關乎命運的重大決定：應建康（南京）定林寺住持僧祐之邀，進入佛門。是出家了嗎？答案是暫時沒有，因為他還在意世間的名譽，還希望實現平生愿望。佛門之所以收留他，當然是看重他的學識，可充任僧祐助手和校訂經卷、整理文獻方面的職事。那劉勰又想在佛門獲得什么呢？鑒于當時“崇佛”之風很盛，定林寺高僧云集、藏書極豐，進入佛門既有遍覽百家之書、接近高僧大德的便利條件，又有潛隱自修、著書立說所需的清凈環境，實為進退有據的棲身之所。

劉勰非常清楚，除了掌握謀飯之術，還須不斷完善自我。他積十余年之功，使自己達到“長于佛理”“博通經論”的專業程度，并完成了相關佛學經論如《出三藏記集》的分類編目工作。此著雖署僧祐之名，但經專家考證，其中不少章節出自劉勰筆下。

身處佛剎的劉勰所抱持的仍是儒家倫理觀念，他的《文心雕龍》事實上也體現了儒釋道三家合流的特點。在《滅惑論》中，他提到“孔釋教殊而道契”“梵、漢語隔而化通”“至道宗極，理歸乎一”，以三位一體的取向作為治學門徑。在《文心雕龍》的最后一篇文章《序志》中，劉勰說他曾夢見自己手捧丹漆禮器跟隨孔子南行，可見儒教仍占據其思想核心。不過在他的著述傾向上，卻出現了很大的變數：本打算以注釋儒學經典立言的他，經反復權衡后清醒地認識到，歷代孔門儒士學術成果豐贍，自己難有新的建樹，不如轉向文章之學：“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在定林寺的晨鐘暮鼓中，本著“師乎圣”“體乎經”的學術宗旨，他經過六七年苦心著述，終以精美恢宏、文采卓犖的駢體完成了《文心雕龍》。

二

不妨簡略介紹一下《文心雕龍》的成就：共50篇，涉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作家論，有極為豐富的美學內涵和學術價值。全書有21篇是論述文體（計34種）的，對每一種文體都做了細致精微的解析，開創了文體分類的先河。學者黃侃曾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并撰成《文心雕龍札記》，成為20世紀的學術經典之一。黃侃的老師章太炎也曾在日本講授過《文心雕龍》，今上海圖書館藏有章太炎的講演記錄稿，雖非完璧，亦足珍視。現當代學者郭紹虞稱《文心雕龍》為“條理清晰的文學批評之偉著”，方孝岳則贊其為“文學批評界唯一的大法典”。近四五十年來，出現了數千篇（本）研究《文心雕龍》的專著和論文。1983年，成立了“中國《文心雕龍》學會”，迄今國內、國際研討會開了數十次，故《文心雕龍》不僅屬于中國，也成為世界漢學界的一門顯學。

但劉勰當年寫作《文心雕龍》后，雖自重其文，卻未被時流所識，更無推廣面世的渠道。在一個講出身、論血統的時代，誰會在乎一個庶民才子的著作呢？比其早出200余年、也是下層出身的才子左思，就曾悲嘆“世胄躡高位，英雄沉下僚”。不過，話又說回來，苦寒雖摧折人，同樣也能造就人。左思用十年時間寫就的《三都賦》一鳴驚人，竟至“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的地步。劉勰倒不像史上一些骨氣錚錚的才士那樣恥向權貴低頭，卻也抱定“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執拗，尤其為了推廣自己嘔心瀝血寫成的《文心雕龍》，不惜破釜沉舟甚至以命相搏。他所采取的方式是“攔轎”，攔的是當時文壇領袖、梁朝開國功臣沈約的轎。沈約出行時護衛極嚴，不講點技巧根本近不了他的身。劉勰經事先踩點，打聽到沈約出行的時間和路線，假扮成路邊商販，待沈約車騎臨近時，中外文學史上罕見的一幕出現了：劉勰快速沖到路中間，雙手托舉《文心雕龍》跪于沈約車馬前，賭的就是衛士們還來不及作出反應的一丁點兒時間差，若有絲毫閃失，即可能被當作刺客對待。每每想起這一幕，我的心情總是有點沉重，既為才華翩若驚鴻的劉勰感到悲哀，又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捏了一把汗，若非劉勰的孤注一擲，《文心雕龍》還能傳世嗎？

正所謂“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后文藝”，好在沈約是個識才、愛才之人，他接受了劉勰攔轎遞交的文稿后，將其置于案頭，每日看上幾篇。不想越看越入神，認為文章“深得文理”，對無名之輩劉勰不由刮目相看。有了沈約的加持，劉勰一夜成名，遂為士林所矚目。38歲的他，終于告別了沉潛多年的定林寺，踏上了夢寐以求的仕途。

三

劉勰邁入仕途之初，接觸到不少高層人物，但他所擔任的職務只是幕僚、隨從等，梁王室始終把他當秘書一樣使喚，并沒有賦予什么實權。偶有施展機會的只一次太末（今浙江龍游）令任上，他被認為“政有清績”，得到過上司的幾句好評。后來，他受臨川王蕭宏的器重，調任梁武帝之子、仁威將軍南康王蕭績的記室（負責撰寫章表文檄的官職），特別是兼任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后，仕途才有所轉機。昭明太子“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梁書·昭明太子傳》），最關鍵的是，和蕭統的相識使劉勰的文學才能再一次放出異彩。

那時，蕭統正在編中國第一部詩文總集《昭明文選》，矢口成誦、搦管成章且深通文理的劉勰自然成為協助他的不二人選。今人從《昭明文選》所選文章序列即可看出，其與《文心雕龍》的選文定篇有相合之處。而且這次合作也使得《文心雕龍》和《昭明文選》成為同時代誕生的文學雙璧，劉勰和蕭統的合作，更是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儲君和平民共事的范例。

劉勰一心想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然冥冥中似乎有種天意，非但未遂其愿，還愣是讓他繼續在文學領域發揮所長。我以為劉勰還算受到上天眷顧，文學構成了他一生的價值支撐。年輕時他入佛門而未出家，但經歷一番塵世間的上下擺渡后，他還是在暮年剃度為僧。究其一生行藏，出發地即為回歸地，鐘山定林寺的山門，也最終迎回了久違的浪子。

劉勰為什么出家？我以為有以下原因：首先，他年歲漸長，仕途無望，即便再努力也無法改變出身寒微所帶來的限制；其次，天監十七年，劉勰當年的佛學導師僧祐圓寂，他悲痛之余接到了梁武帝的詔命，要他回定林寺撰經。在梁武帝看來，這是賞賜寒門子弟的一種榮耀，但劉勰并不糊涂：這分明是沒把我當“梓材之士”看待呀！還有一個“可能原因”，是蕭統在30歲時死于一場溺水事故，這使劉勰一下子陷入無所依傍的境地。他所夢寐以求的“緯軍國、任棟梁”的人生理想也隨之破滅。事窮勢蹙之際，回到定林寺當和尚，似乎成了他的最佳選項。

有道是“攻玉于石，石盡而玉出；淘金于沙，沙盡而金露”，劉勰孤起于草澤，擺渡于世出世間，可謂早早完成了一生的名山事業。他以一介平民的寒微，穿越了種種不可能，終以息影潛蹤、淡泊自守的方式回到原點。想必他對自己的人生是抱有某種遺憾的，但他一定也未曾想到，他生命的禮花在《文心雕龍》中得以璀璨地綻放。倘若劉勰天上有知，又何憾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