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晚年照片）

馮至的德語文學譯介與研究

今年恰逢馮至逝世30周年，斯人雖已逝，而他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并沒有像他所鐘情的詩人杜甫在《夢李白二首，其二》中所言，遭遇“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近年來，上海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后推出的《馮至譯文全集》（2020）和馮至的《論里爾克》《論歌德》《論諾瓦利斯》（2022）以及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正在編輯、出版的更全的《馮至文集》就是明證。

馮至首先是一位詩人和作家，他于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詩集《昨日之歌》，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詩集《北游及其他》，記錄了他大學畢業后的哈爾濱教書生活。1930年赴德國留學，受到德語詩人里爾克、格奧爾格的影響。五年后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返回國內。馮至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期間，開始翻譯德國歌德專家俾德曼的《歌德年譜》，潛心研究歌德著作，撰寫歌德《浮士德》的研究論文。馮至受里爾克和歌德的影響，創作了27首十四行詩，取名為《十四行集》。這部薄薄的詩集凝聚了作者在學習西方詩人及其風格的基礎上，創造性地運用漢語寫作的成果，為中國新詩開拓了一個嶄新的領域。

馮至的小說與散文也均十分出色，小說的代表作有上世紀20年代的《蟬與晚秋》《仲尼之將喪》，40年代的《伍子胥》等；散文則有1943年編的《山水》集。

馮至同時也是一位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者，他的《論歌德》《自然與精神的類比——諾瓦利斯創作中的文體原則》《杜甫傳》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外國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馮至被德國漢學家羅爾夫·特勞采特爾稱為“學者型詩人和翻譯家”，他影響最深遠的譯作是里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后多次再版，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另外，他還與夫人姚可崑合作翻譯了歌德《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以及席勒、海涅、里爾克、布萊希特、尼采等眾多德語文學大師的作品，馮至漢譯的不少德語詩歌已經成為翻譯文學的經典，被收入國內多種中小學的語文教材。

馮至的主要著作曾經由多家出版社出版，他生前曾先后編輯過三種自選集，其中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馮至選集》是一部包括各種文類的綜合性文學選集，兩卷本的篇幅促使馮至將他大半生創作的精華盡收其中。馮至把這部自選集作為對他本人創作的一個總結、一個定本來選，所以不惟選擇精心得當、編排妥帖得體，而且作為“代序”的《詩文自選瑣記》也是深思熟慮的自我總結之作。

1992年，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出版的《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主要收錄了馮至先生的39篇研究文章，具體內容包括《杜甫和我們的時代》《論杜詩和它的遭遇》《紀念魯迅要擴大魯迅研究的領域》《〈浮士德〉海倫娜悲劇分析》《尼采對于將來的推測》等，體現了馮至一生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

1999年，韓耀成、范大燦等人，按文體分類，以寫作時間編序，邀請季羨林先生、汝信先生擔任顧問，馮至夫人姚可崑和綠原任主任委員，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2卷本的《馮至全集》，包括第一、二卷：詩歌；第三卷：散文小說；第四卷：雜文、文藝評論及其他；第五、六卷：學術著作；第七卷：譯詩；第八、九卷：譯文；第十卷：譯文、長篇小說；第十一卷：譯文；第十二卷，日記書信及年譜，幾乎囊括了馮至先生所有的作品。 然而，隨著國內外學術界對馮至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馮至在民國時代翻譯的若干未收入《馮至全集》的詩文，馮至博士論文的德文版，以及馮至先生協助北京大學德籍教授洪濤生翻譯成德文的南戲《琵琶記》也不該遺忘，這正是筆者收集、整理、出版馮至《論里爾克》《論歌德》《論諾瓦利斯》（以下簡稱《馮至三論》）的初衷。

作為《馮至三論》的主編，筆者通過更細致的文獻查閱、梳理、挖掘、校勘和補遺，再一次深刻體驗到了馮至德語文學的譯介與他研究水乳交融的關系，強烈意識到馮至等老一代學者外國文學的研究方法并未過時，這種治學之道實際上是我們深入闡述外國經典文學名著的一塊極為重要的基石。

《十四行集》1942年初版書影

詩人翻譯家

馮至在中國德文學科史乃至外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是作為翻譯家的馮至尚有待學術界重新發現與深入研究。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馮至的翻譯作品與國內其它譯著等身的翻譯家翻譯的作品數量相比較為單薄；馮至翻譯的文學體裁主要集中在詩歌，兼顧部分散文作品，因此無法形成巨大的數量，馮至較少系統性地發表過翻譯理論和翻譯主張，他有關翻譯的論述散見于各種文章和譯序之中。

然而，馮至在翻譯領域的建樹仍然有許多獨到之處。作為翻譯家，他具有強烈的主體性意識，其翻譯目的性非常明確，選擇翻譯的作品都是歌德、里爾克、海涅等德語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詩人作家的作品。在他為數不多的翻譯論述《論現在的文學翻譯界》中，他特別指出了當時文學翻譯界的誤區：大量譯介歐美最暢銷的流行一時的作品，另一種就是19世紀初期的浪漫派的文學，尤其是浪漫派的詩。馮至進而分析了造成這種翻譯熱潮的原因，指出了大量翻譯這樣的作品，多半只是投合而助長了中國文人的風尚和習氣。馮至在比較了浪漫派作品與經典文學作品之后，呼吁用有限的翻譯力量翻譯更多經典的外國文學作品。他認為：“反過來看一看但丁、莎士比亞、歌德，那些文學界里的偉大建筑家，他們的作品如長城，如金字塔，巍然不動。給人一種穩重的固定的力量，永遠在教育人類，不管人類在怎樣的迅速地轉變。”馮至的這種判斷極為準確，例如歌德的名著《浮士德》，雖然目前國內已經出版了58種不同的譯本，但是由于這部皇皇巨著的深度和廣度，迄今仍然缺乏更全面、更深刻的《浮士德》全譯闡釋本。

馮至慎重地選擇自己翻譯的作品，不但充分體現了一個有思想的翻譯家在翻譯中強烈的主體性意識，而且充分表現了他十分看重待翻譯作品的質量和社會影響。

馮至年輕時代就開始了翻譯嘗試，他最早翻譯的作品是海涅與歌德的詩歌。據《馮至年譜》記載：馮至1923年入北大德文系本科，同年9月25日，他翻譯了海涅的《歸鄉集》第九首，刊于《文藝旬刊》第九期，這是馮至譯自德語的第一首詩歌：

臉兒偎著臉兒……

臉兒偎著臉兒，

淚珠兒就一起流，

懷兒密貼著懷兒，

懷兒里情火合奏!

若是洶洶的淚河

注入狂熱的情火，

若是我緊緊抱住你，

我死在愛的熱望里！

他的第一篇譯作雖顯稚嫩，但整首譯詩激情四溢，情感真摯；一般來說，詩人的底蘊，中外文的功底，對西方詩歌形式與內容的深刻理解，以及在外國詩歌漢譯的探索與創新意識是翻譯好外國詩歌的前提。馮至經過多年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實踐，具備了良好的翻譯西方詩歌的能力與基礎。因此他翻譯的外國詩歌，在學習與研究西方詩歌的形式與內容基礎上，旗幟鮮明地使用現代漢語，力圖體現西方詩歌別具一格的體裁，再現西方詩歌韻律美的同時，竭力追求準確表達與體現西方詩歌內在的思想境界與神韻，因此他眾多譯詩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為廣大讀者的喜愛。

馮至的主要翻譯成就集中在德語詩歌的漢譯上，葉雋概括了馮至作為譯者的精神史軌跡：“1920年代，海涅的愛情詩、荷爾德林；1930年代，尼采、里爾克；1940年代，歌德；1950年代，布萊希特、海涅的政治詩；1970年代，海涅《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這大概不僅能顯現馮至的譯詩興趣和軌跡，也能見出時代語境和詩人精神狀態的關系。”馮至翻譯的詩歌，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包括歌德詩歌21首，荷爾德林2首，海涅詩歌59首，尼采詩歌7首，格奧爾格1首，里爾克詩歌12首，布萊希特詩歌13首，其它詩歌2首，此外，還有他早年翻譯的其它國家詩人的詩作若干首。其中，馮至翻譯的海涅詩歌《乘著歌聲的翅膀》《羅累萊》《西里西亞的紡織工人》《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里爾克的《秋日》《豹》《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已經成為我國翻譯文學的經典。

馮至翻譯的詩歌保留了外國詩歌豐富多彩的外在形式和韻律美，在翻譯中特別注重運用譯者獨有的個性化語匯，最大限度地再現外國詩歌的魅力。馮至的詩歌翻譯，同時也為他學習和借鑒西方詩歌藝術形式和創作技巧基礎、創作新詩提供了幫助。顧彬指出：“在他的《昨日之歌》（1927）和《北游及其它》（1929）中，他在德國敘事謠曲的影響下創作了漢語的類似之作。”此外，顧彬還分析了馮至創作的詩歌《蛇》的形式與內容，論證了馮至在新詩創作中對德語詩歌形式與內容的借鑒。

馮至最喜歡的詩人是里爾克與歌德，從馮至翻譯里爾克的過程中，可以體驗到他與里爾克精神和氣質的密切關系。顧彬認為馮至深受歌德、里爾克和雅斯貝爾斯的影響。馮至在留學德國期間，聽過雅斯貝爾斯的課，他的博士論文答辯，雅斯貝爾斯也曾參加。“以上三位的影響在戰爭時期，也就是當他1936至1946年期間在昆明西南聯大教授德語時多方顯示出來。比較鮮為人知的是他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伍子胥》（1944）。馮至在這里借助于吹笛人伍子胥的傳奇形象描畫了詩的力量。他是在1942年閱讀了卞之琳翻譯的里爾克的散文詩《騎手克里斯托弗·里爾克的愛與死之歌》（1899）后受啟發而作的。”馮至1942年出版的《十四行集》，可以從多處發現馮至在思想、精神和藝術表現形式上與上述三人的思想脈絡的契合。

馮至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就翻譯了歌德的《箜篌引》《迷娘》，而他對歌德的翻譯與研究，主要集中在1940年代。他翻譯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三幕的片段《哀弗里昂》，譯注彼得曼的《歌德年譜》，以及撰寫有關《浮士德》的研究論文，都能明顯地看出馮至的文學翻譯與他的學術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在馮至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位學者型詩人的學術研究路徑與方法：翻譯系外國文學研究之本，正是有針對性的翻譯實踐推進和強化了他的學術研究。

馮至翻譯了為數不少的德語作家的各種文學體裁的作品，涉及歌德、荷爾德林、海涅、尼采、格奧爾格、里爾克、布萊希特等人的詩歌；作品包括里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海涅的《哈爾茨山游記》、捷克作家魏斯科普夫的短篇小說《遠方的歌聲》等；另外他還與姚可崑合譯了歌德的長篇小說 《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與范大燦合譯了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等等。

馮至作為翻譯家，以極為嚴格的態度審視自己的譯作，他能夠虛心聽取同行的批評意見，不斷地改進譯文。馮至發表的幾乎每部翻譯作品，都經歷了不斷修訂和改進的過程。在他身上也可見出，一個醉心于翻譯的翻譯家對自己譯作的較真態度，翻譯作品永遠沒有定本。在他每部翻譯作品的前言、序言以及不少回復友人的書信中，都提及了他對自己譯作的看法。例如，在他《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的《重印前言》中就提及友人楊業治、舒雨、綠原等人在譯稿的修訂與完善方面的幫助。他還感謝楊業治在對比原文與譯文的基礎上，發現了他譯文中的若干錯誤，使他能夠再次修訂譯文。又如，馮至早在1942年就翻譯完了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但是他并不滿意自己的譯稿，一直壓在箱底沒有拿出來。后來馮至學生范大燦打算幫助修訂。馮至在中譯本序言中做了如下說明：“范大燦同志研究文藝理論，尤關心德國文學古典時期的美學。他聽說我有這部陳舊的譯稿，一再向我問及。最后，我在1982年懷著一種有丑不能不獻的心情，把譯稿找出來交給他，請他審校。他收到譯稿后，細心校閱，做了不少合理的改動，并附加了詳盡的提要和注解，這用去了他一年內大部分的業余時間。”這些都彰顯了一位閱歷豐富的翻譯家對待翻譯作品的豁達與嚴格，也體現了譯者對自己譯作高度負責的態度。

在我國翻譯事業發展與繁榮的歷史背景下，詩人和學者型翻譯家馮至的翻譯思想、翻譯詩學、翻譯作品尚有待人們進行更深入和細致的梳理與研究，馮至的翻譯作品也有待學界在出發語與目標語的對比與研讀上做出更客觀與公正的評析。因此，研究馮至翻譯思想的前提首先是認真收集與梳理馮至所留下的寶貴的翻譯遺產。馮至的全部翻譯作品，按所翻譯的作家編排，可以分為歌德、席勒、諾瓦利斯、海涅、里爾克、布萊希特和魏斯科普夫等多人的作品。這些譯作大多散見于十二卷本的《馮至全集》內，以及多種不同的馮至譯文集中，還有部分作品散見于民國時代的報刊，尚未收錄到任何一本馮至譯文集中。由于版權所限，《馮至三論》收錄的范圍主要集中在馮至部分未刊譯稿上，包括馮至翻譯與撰寫的里爾克、歌德、諾瓦利斯的譯文、論文，其中，馮至的博士論文（德文原版），經筆者多方收集，悉心整理，仔細校勘，力圖向讀者呈現翻譯家馮至豐富多彩的一面。

《馮至文集》

《馮至三論》

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德國大文豪歌德對馮至一生都產生過重大影響，馮至對這兩位德語作家的相關論述與翻譯，散見于《馮至全集》的不同分卷；馮至留德期間所做的博士論文研究對象是德國早期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為了便于讀者更全面了解馮至對里爾克、歌德、諾瓦利斯的翻譯、研究與接受的成果，補充未收入《馮至全集》的馮至參與的其它作品如《琵琶記》德譯本，筆者收集、整理、校勘了三卷本馮至《論里爾克》《論歌德》《論諾瓦利斯》：

《論里爾克》，譯文部分以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馮至選集》第二卷中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為底本，此為馮至親自編。德文部分參照德國1929年島嶼出版社出版的初版以及最近由法國作家讓-米歇爾·莫普（Jean-Michel Maulpoix）撰寫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評注本。

《論歌德》以民國時代出版的《歌德論述》為底本，參考馮至后來修訂的《論歌德》，收錄馮至畢生有關歌德的研究文章以及相關論文16篇，以及馮至有關歌德生平傳記的翻譯與著述，并給出了《歌德論述》和后來修訂的《論歌德》的異文。其中馮至譯注的俾德曼的《歌德年譜》，由于譯者當時患病，只譯注到1808年，編者這次依照原著補譯了未完成的部分。

《論諾瓦利斯》收錄馮至在德國海德堡大學所做的德文博士論文以及李永平和黃明嘉兩位先生合譯的漢譯，并附有陳銓當年在《清華學報》發表的有關這篇博士論文的書評。

馮至有三部學術代表作，分別為《自然與精神的類比——諾瓦利斯創作中的文體原則》（1935）、《歌德論述》（1948，1982年經馮至先生修訂補充為《論歌德》），《杜甫傳》（1952初版）。《馮至三論》收錄了前兩種。尤其是馮至的博士論文開中國學者研究德國早期浪漫派作家諾瓦利斯之先河，由于長期沒有從德文翻譯成中文，曾鮮為人知。1999年，李永平、黃明嘉合譯的譯本面世，才引起了學界，尤其是哲學界、文藝理論界、比較文學界的重視。

馮至之所以成為一代文學宗師，與他通過大量的翻譯實踐汲取西方文學中的寶貴養料密不可分，他的文學翻譯與研究是相輔相成的。馮至通過有意識的翻譯實踐發現和選擇研究對象和研究主題，從而強化和加深了他對文學作品本質特征的理解和闡釋，這種治學之道在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領域依然值得年輕學子學習與借鑒。

馮至翻譯荷爾德林詩《給運命女神》手稿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