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日有緣，筆者于無意中入藏了一件“小名頭”的墨筆書札，朱幼蘭致書“正有道兄”，寫在兩片隨意裁切的白宣紙上，而且紙上還有破損修補的痕跡。寫信者朱幼蘭是豐子愷的摯友，并不著名，但參與《護生畫集》的詩文創作，雖然我以前曾在寫豐子愷的文章中數次提到他，可是對他的書法畢竟關注不多。再加該信札的出讓者也非我熟悉的朋友，所以我起初對此品相不佳的書札也有疑慮，后一想，朱幼蘭居士的哲嗣、年已耄耋的朱顯因先生，與我同為豐子愷研究會成員，平日也時有通問，何不請教一下朱先生？于是我將信札的圖片發給朱先生鑒定。朱先生看后確認“是父親的手跡”，而且還告訴我受信者叫“李正有”，他以前見過，是上海市佛教協會安養部的負責同志。我聞之就放心地將此札入藏了。

正有道兄：

新年好。

柴鵬飛居士進安養部事已落實。柴居士定月之六日進部，他非常感激。

應國鈞居士友人邢妙德，今年七十余歲，原上海儲蓄銀行淮海路支行經理，佛教徒，皈依明暘法師。無妻無子女，現在借宿其弟家，擬進安養部，務請大力支持，滿其愿望為盼。祝安！

弟幼叩

八七、二、二。

復示請寄思南路65號應國鈞居士。自備電話311989

朱幼蘭這封信寫于一九八七年，這也是上海市佛教協會安養部成立之年。據朱顯因先生轉告，佛協安養部當時地處宛平南路近斜土路，是專為佛教界年老的居士、孤老歸養送終之所，相當于如今之養老院。我查了一下，當時的安養部原址為宛平南路四百六十五號，即今之上海市第一社會福利院所在地。朱幼蘭青少年時因受母親的影響，十七歲即皈依于印光法師。身為居士，他長期熱心于佛教事業，晚年曾擔任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寫此信時應就是擔任副會長期間。此信也顯示了他當年悉心關照并極力推薦幾位孤老居士入安養部之情。

如果沒有豐子愷，或沒有豐子愷的傳世名作《護生畫集》，那么很有可能，朱幼蘭的名字也像信中提及的幾位居士一樣“無從查考”了。然而就是因為《護生畫集》，有了弘一法師和豐子愷這樣的大師在前，朱幼蘭即使不太著名，但他的名字將注定要隨著名著一并流傳永遠了。有關《護生畫集》的故事我曾經寫過，這一被譽為“近代佛教藝術的佳構”，是豐子愷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里，與諸位先賢大師精心合作的一部代表名著。《護生畫集》共六集，繪有四百五十幅圖，每一幅圖均有書法配詩，其第一、第二集由弘一法師書寫，弘一法師圓寂后，第三、第五集的書寫者先后為葉恭綽和虞愚教授，第四、第六集的書法作者就是朱幼蘭。

朱幼蘭居士擅漢隸與魏楷。可能受印光法師的影響，他的楷書多取徑于《泰山金剛經》，或也參學《鄭文公碑》，然常以圓筆作楷，樸茂秀潤，《護生畫集》第四集的題詩即用此體。豐子愷于一九六〇年完成了護生第四集畫稿，決定請朱幼蘭為之配詩，曾專門寫信給居于新加坡的廣洽法師：“‘護生詩文’八十篇，已決定請朱幼蘭居士書寫，此君自幼素食，信念甚堅，而書法又工，至為適當也。”從此，有關朱幼蘭的信息包括他與廣洽法師的往還，常在豐子愷與廣洽之間的信中提及。那時朱幼蘭居住在瑞金南路紹興路的金谷邨，而豐子愷居于長樂邨，兩處步行僅十來分鐘的距離，甚為方便，豐子愷的信中也常有朱幼蘭居士“時來閑談”句。而廣洽法師自豐先生介紹后，也同樣視朱幼蘭居士為佛界摯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廣洽法師深知國內之艱難，時常有錢物接濟豐子愷，有時他也會分作兩份，囑另一份轉送朱幼蘭居士。如一次寄贈手表，一塊送豐子愷的幼女豐一吟，另一塊則送朱幼蘭的公子朱顯因。后廣洽法師到上海時，還登門拜訪了朱幼蘭。受父親的影響，朱顯因十九歲時，也就是在一九六五年皈依了廣洽法師。

這里尚須說明一下的是，朱幼蘭早年即崇敬印光和弘一兩位法師，雖然他十七歲時就皈依了印光法師，但總覺自己年少學淺，不配有如此高的輩分。后有一次在佛學講堂上見過弘一法師的背影，但未及時趨前請教問候，為失之交臂而遺憾終生。自五十年代與豐子愷訂交后，盡管豐子愷是弘一法師的弟子，而弘一又曾拜印光為師，按理朱幼蘭已是豐子愷的師輩，但朱幼蘭仰慕豐子愷的才學，故他不顧原先輩分之高低，反而視豐先生為師，并甘以弟子身份，與豐先生交往長達二十年。

豐子愷與朱幼蘭的故事，最為感人的就是《護生畫集》第六集的創作時期。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豐子愷身體逐漸衰弱，他自感時日無多，然應諾先師百歲冥壽創作百幅護生畫的任務尚未完成，所以他必須提前畫好。在那風雨如晦的特殊時期，他白天開會挨批，晚上則挑燈秘密創作，其時家中的書籍被抄或被毀，缺乏參考畫材，幸得朱幼蘭從自己家中塵封的舊書篋中翻出一冊民國石印本《動物鑒》，豐先生見之非常欣喜，言有此借鑒則畫稿題材不愁了。待第六集《護生畫集》完成，豐子愷將畫稿交給朱幼蘭秘藏時說：“繪《護生畫集》是擔著很大風險的，為報師恩，為踐前約，也就在所不計了！”他本還想繼續讓朱幼蘭配詩，但又怕連累他，故只得暫且擱下。朱幼蘭聞之，當即表示身為佛學門下，愿與先生共擔風險，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其情可感，其志可嘆。我想起朱幼蘭在畫集中曾題過一句引宋人的詩，曰“瓶花落盡無人管，留得殘枝葉自生”，文化的傳承，雖然歷盡劫難，然而只要有一絲余脈留存，它終究還會重生，并且枝繁葉茂的。如今的《護生畫集》，少說也有十數種版本，讀者何止百萬，深受大家喜愛。除了弘一法師以外，能獲得兩度為其配詩題字殊榮的，就唯有朱幼蘭了。

為《護生畫集》第六集題字，朱幼蘭一改第四集中的魏楷書風，而全部采用了漢隸。他的隸書宗曹全碑，風致秀逸，圓融淵雅，與其楷書可謂各具神采。我曾與朱顯因先生探討，說令尊法書，楷隸兼工，為何這一通書札上卻看不出當年寫《護生畫集》時的風采？朱先生解釋說，父親晚年作書，受豐子愷先生影響，平時寫的字常參以豐公行草書的筆法。我恍然若悟，書法的正式創作，與書信的尺牘體有很大差別，寫信時的隨意、急就，意到筆不到，或筆到意不到，往往都會呈現不一樣的狀態。書者“匆匆不暇草書”，后人為了鑒賞甄別，卻因之耗去了很多時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