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復旦大學郜元寶教授去年榮獲魯迅文學獎，他的“第一所小學”，如一陣春風，使我們想起遠去的童年與永恒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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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夏，未滿六周歲的我就跟著四姐上小學了。

這自然并非因為父母看我特別聰明，覺得應該像如今的神童神獸們那樣，應該盡早開發智力，否則白白浪費一塊好材料，輸在人生的起跑線上。

我敢說，當時任何一位農村家長都不會有此非分之想。小孩不管是否可造之才，將來當農民修地球是無疑的。上小學乃至中學，意義都不大。頂多識幾個字，會打算盤，將來“找關系”，興許能給生產隊做會計、倉庫保管員、駕駛手扶拖拉機，或者去大隊或公社的磚窯廠給燒窯的師傅當下手。

之所以叫我上學，不圖別的，主要是“管管水”，免得大人們披星戴月，在生產隊的田間地頭干活，半大小孩“犯猴”（頑皮），不慎溺死在門前屋后的大小水塘。這種悲劇每年都會發生好幾起，很不利于農業勞動力的良性增長，也有違歌里唱的“社員都是向陽花”“我是個——公社的——飼呀么飼養員哦呵喲”那種昂揚幸福的旋律。

總之，生產隊既然辦起了初級小學（一至二年級），只要老師點頭，差不多年齡的小孩都可以報名上學，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但我的很早上小學，還有另一層原因：大我四歲的四姐遲遲不肯下地干活，要求“念幾年書”。父母就給她一個條件：“念書”可以，必須領著我去學校。嚴格地說，四姐才是小學一年級正式學生，我只不過是“跟屁蟲”，帶有“旁聽”“編外”的性質。

初級小學就設在本自然村的陳老師家。那時還沒有大力推行計劃生育，正常每家每戶都子女眾多，但農村人口基數仍然很低，一個自然村也就稀稀拉拉十來戶人家，村與村之間往往間隔著大片空地。下雨落雪，大家都關起門來貓在家里，村頭地尾，頓時人蹤寂滅，天荒地老。說來慚愧，直到四五歲，我都沒敢跑遍整個村子。上小學前某個下午，獨自去嫁在本村的二姐家玩，也就相隔五六戶人家，回來時居然迷路了，哭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上小學，一開始必須由四姐領著。

陳老師是村東頭第一家，距離更遠。跟著四姐上學第一天，差不多就有出門遠行的感覺。

陳老師丈夫是退伍軍人，軍階不高，供職于“縣上”農資公司“吃公糧”，很少回家。在鄉下人眼里，他就是活神仙了。不知何故，回鄉勞動改造兩年。但他身材高挑挺拔，大背頭梳得一絲不茍，衣著考究，國字臉，劍眉倒豎，鼻直口方，嗓音洪亮，天生一副“國家干部”的坯子，誰敢“改造”他？陳老師本人屬代課教師，子女都是農村戶口（小兒子“史解放”跟我同班），但她家生活條件絕對好過左鄰右舍。土改照顧軍烈屬，又分到磚墻瓦頂的大房子，全村獨一份，有個帶窗戶的小間連著堂屋，平時基本空關。

這就成了我們自然村的第一所初級小學。

幼年患過小兒麻痹癥的陳老師腿腳不靈，剛又懷上第N胎，“三不知”偏頭痛，需臥床休息，或者頭上扎根頭巾。在自己家里教書，而且一二年級混合班就放在一間教室里，這對她和學生可謂兩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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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陳老師天性喜靜，小學生們總是鬧哄哄。矛盾很難解決。有時陳老師不舒服了，回臥室躺一會，就布置我們自己讀書——

“保持安靜，不許吵鬧！”

安靜不了多久，小小教室就開始“浮塘”（養鴨術語，形容鴨群上岸，爭先恐后，一片喧鬧）。陳老師少不了又要扎著頭巾，披著外套，氣憤憤沖進來，手拿一根充當教鞭的細竹枝猛烈敲擊教室的木門。這就又恢復了片刻寧靜。

說是小學，學生只有十來個，教員僅陳老師一人，包攬語文、算術、體育三門功課。她當然不會教我們任何體育項目，只是每天上下午放大家在她家門前的空地上隨便玩。全村沒有一塊手表，陳老師卻有一座三只腳的鬧鐘，可以拎在手上。體育課玩多久，由她“看時間”決定。碰到下雨天，就在教室和堂屋里玩（吾鄉方言叫“lie”）。

“lie”對應哪個漢字？請教過幾位“吳方言”專家，回答都不得要領。

我老家安徽省銅陵縣和平鄉（現與另外幾個鄉合并為“西聯鄉”）緊靠長江南岸，有一大一小兩片“圩區”，居民說話算不算“吳方言”？從歷朝歷代復雜的移民史來看，恐怕不能一概而論。就拿基本人稱代詞單數來說吧，“我”的發音介乎“愛”“牙”之間（靠舌根與后顎摩擦，只能用漢語拼音勉強標記為ai），“你”發ng音，都有些吳方言特點。但“他她它”一律發hei音（與英語“he”完全相同），據說只有山西某處才這樣說，跟“吳方言”相差十萬八千里。查黃山書社1993年版《銅陵縣志》，東晉義熙年間（公元405——418年）大批山西流民為逃避北方戰亂，進入銅陵縣境內。這是本地歷史上1950年之前最大的一次移民潮，“hei”音或許來源于山西？我問過山西的朋友Y君，一貫嚴謹的Y君大搖其頭，說山西各地方言千差萬別，“難說，難說，實在難說！”

方言問題太復雜，姑且按下不表。且說有一次，陳老師出門辦事，要我們熟讀剛教過的幾篇課文。但史解放一時興起，帶著同學們穿過堂屋，參觀他家內室。

村里其他人家都是土墻，草頂，一拖三間，中間堂屋，左右兩間臥室，屋前屋后隨便加個小間，就是廚房。有些人家干脆就在堂屋燒飯。相比之下，陳老師家實在太大了！光臥房兼儲藏室就好幾間，另有不少曲里拐彎的過道。有些過道還裝著十分稀罕的玻璃窗。曲徑通幽，光影交錯，很適合捉迷藏。

幾個膽大的還搬來梯子，爬上徽式木結構平房用隔板架出來的“二樓”。據說必須貓著腰匍匐前進，否則會碰到屋頂。從神秘的“二樓”爬出來，他們一個個滿身灰撲撲，很難撣干凈。我慶幸自己是乖孩子，身上干干凈凈，但看那幾個“神頭鬼臉”到處亂竄，又很羨慕。

正玩得不亦樂乎，陳老師包著頭巾回家了。一聲頓喝，十幾位“不乖”的同學陸續鉆出角角落落，回到做教室的那個小間，裝模作樣地朗讀起來——

“我愛北京天安門！”

“紅太陽光芒萬丈！”

“學習雷鋒好榜樣！”

“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

3

不知道史解放事后受到怎樣的懲戒，只記得陳老師當場罰我們大家挨個站到黑板前，背誦她出門前布置“熟讀”的幾篇課文。本來只要求熟讀，臨時改“背誦”（連“背誦”也是新詞），結果可想而知，絕大多數同學都“背”不全，包括年齡最大的四姐。

但陳老師并沒有為難我和四姐。“背”得差不多，就放回家去了。陳老師做過我父親的學生，一向比較照顧我們姐弟二人。

這就需要簡單說說我父親的情況了。

父親于1950年代初“高小”畢業，當了“國家（公辦）教師”，方圓十幾里（半個公社）都有他的學生。1958年前后，因為家里人口多，教師收入換不到足夠的“工分”來“分口糧”，又害怕被頻繁的運動所波及，就從學校“退職回家”（說好了可以隨時返回教學崗位），農閑時做泥瓦匠，農忙則下田地干活。

但我們那兒幾乎沒有農閑。臨江“小圩”是旱地，適合種植棉花、玉米、小麥、芝麻、黃豆、花生、紅薯等多種經濟作物。有些低洼處還被勤勞的“社員”們改造成水田。為防止長江決堤而修建的“大圩埂”以內則全是水田。除少量“自留地”給“社員”們種菜，其余一律種雙季稻。因此，吾鄉農民一年四季都很忙碌，就算寒冬臘月，也經常被集體動員起來“興修農田水利”，特別是堅持十幾年在冬季開挖整治與東邊另一個公社相鄰的“順安河”。文弱書生的父親就這樣被改造成了標準的農民，既贏得村民們的敬重，也收獲不少憐憫和嘆息。到七十年代末，我讀五年級下學期了，父親才以“民辦教師”身份重執教鞭。無奈因年齡和其他種種“困難條件”，最終也未能“轉正”。

父親那一代“民辦教師”的命運，基本都寫在劉醒龍小說《鳳凰琴》里了，不必贅述。單說陳老師那天大動肝火，四姐和我靠著父親這層關系才躲過一劫。另外十幾位同學最后是否“背”出來，不得而知，反正都在晚飯之后才回家。回家也不許吃飯，還要繼續接受父母們的訓斥。有幾位第二天到學校，臉上明顯帶著受過皮肉之苦的痕跡。

陳老師這么一“立威”，大家都開始怕她了。但四姐不久退學，并非因為怕陳老師。家里太缺少勞動力（嚴格地說太缺乏只能靠勞動力才能掙來的“工分”和“口糧”），她必須中途輟學，下地干活了。

我們一家八口，除年邁的祖母、母親、我、小妹，每天下地干活的有四個（父親、兩個很早就做了“壯勞力”的哥哥以及后來加入的四姐），“勞力”數量居全村之冠。母親操持家務，逢到“開河”“抗洪”“抗旱”“雙搶”，也必須下田地干重活。但一年下來，“工分”仍然不能換來足夠的“口糧”。雖然模模糊糊知道個人和集體均須上繳數量可觀的“公糧”，但每年青黃不接，我還是無師自通地得出結論：都是因為家里“勞力”太少，我也應該早日成為“勞力”，這樣就不會餓肚子了。

或許因為我一向身體較弱，或許因為我家“勞力”并不少，甚至已經搶了別人家的“工分”，所以直到上初中之后，生產隊才允許我在寒暑假參加集體勞動，拿“壯勞力”四分之一的“工分”。盡管我偶爾也逃學，但始終未曾脫離學校，是全家一直“念書”的人，難免要被視為“吃干飯的”，尤其在陸續離開學校而成為“勞力”或“壯勞力”的昔日同學們眼里，幾乎就屬于可鄙的異類了。

四姐退學，我落了單，不僅必須獨自扛著平時由四姐扛的板凳上學（陳老師家坐凳不夠），還必須接過四姐打了無數補丁的一只花布書包，每天斜挎在肩，既吃力，又害臊。

更有甚者，不知道是大人疏忽，還是實在窮得缺針少線，我和鄰居“學慶你”在小學三年級從陳老師家轉到大隊“完小”之前，一直穿開襠褲（冬天也是開襠的棉褲），經常被同學們當作笑料。往返學校的路上，還有不懷好意的大人將開襠褲掀起來，笑嘻嘻地拿手撥弄。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于是堅決要求退學，卻又不好意思說出理由。就這樣委委屈屈，勉勉強強，“別別膿膿”（老大不情愿），總算在陳老師家讀完了最初兩年的小學。

這個階段學到了什么？完全記不起來了。最鮮明恒久的印象，只有在陳老師家門前“上體育課”（“瞎lie”），史解放帶我們參觀他們家內室，以及陳老師的嚴厲，她的包頭巾，她的動輒敲擊門板的竹枝教鞭，還有那些誰也不能令她滿意的“背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