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乍暖還寒的三月，戲劇的春天已經悄然到來。被業內譽為“金牌制作人”的李東，已經早早開始了2023年多個項目的首演及巡演規劃。

和影視圈活躍的眾多明星制片人不同，在戲劇圈，制作人往往更習慣將自己隱身于導演、編劇等主創的背后。但即便如此，李東的能量仍通過一部部作品傳遞給了觀眾。

話劇《生死場》《趙氏孤兒》《紅玫瑰與白玫瑰》《四世同堂》《青蛇》《羅密歐與朱麗葉》《北京法源寺》《一句頂一萬句》《德齡與慈禧》《上甘嶺》、音樂劇《隱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夜半歌聲》、舞臺劇《戰馬》中文版、京劇連臺本戲《宰相劉羅鍋》、昆曲《1699·桃花扇》、越劇《寇流蘭與杜麗娘》、粵劇《廣府華彩》……歷數李東擔任制作人的作品，你會發現，盡管題材海納百川、融匯中西，但“主流”始終是他堅定的選擇。

“從我第一天當制作人起，就特別喜歡做主流戲劇。”作為中國國家話劇院的制作人，李東認為，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是衡量主流戲劇的三個硬指標。也正是因為堅守這樣的標準，讓他成為當代中國主流戲劇運作的領軍人物。

1.試水戲劇制作人

說起制作人這個職業，需要把時鐘撥回到1994年。當時，在中國戲劇市場相當低迷的情況下，中央實驗話劇院（中國國家話劇院前身）選擇和獨立制作人譚路璐合作，邀約江珊、史可兩位當紅明星打造了話劇《離婚了，就別再來找我》，創下三四十萬元的票房奇跡，甚至還賣出了站票，這也開創了中國當代戲劇制作人模式的先河。

“很多人都以為制作人是從民營公司開始的，其實恰恰是從我們國有院團開始的，因為那個時期大家都在尋求創作機制的改革，引入國外的制作人制度就成了劇院破解市場困局的一種嘗試。”而彼時的李東，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后，先是一頭扎進了廣告行業，后來進入中央實驗話劇院演出部，恰好趕上了制作人制度的試水。“說實話，當時沒有人真正系統性地研究過制作人，也不知道為什么要用制作人，制作人究竟能給劇目帶來什么，只能是邊干邊理解。”

1999年的一天，李東接到中央實驗話劇院趙有亮院長的電話，讓他去劇院見一位導演，談談新戲的合作。見面之后，李東樂了，原來這位即將調入劇院的導演，正是他去北京戲校拍畢業作業時認識的田沁鑫。當時，他對這個女孩最深刻的印象是“有毅力”：“老田特別喜歡電影，那會我的班主任是戴錦華，她為了聽戴老師的課，從南三環騎自行車到北三環的電影學院，筆記記得比我們還認真。”

就這樣，兩位老朋友再續前緣，開始排演話劇《生死場》。這部改編自蕭紅同名小說的作品集結了倪大紅、韓童生、張英、任程偉、李琳、馬書良、謝琳等一批出色的演員，在首演后更是引發了戲劇界、文學界以及普通觀眾四面八方的熱議。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精品劇目獎、中國藝術節大獎、中國曹禺戲劇文學獎劇本獎、文華大獎……幾乎所有的舞臺藝術類獎項都被《生死場》納入囊中。有專家評價，這部戲“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一年為中國當代戲劇舞臺畫上了一個完美結點”。而李東曾站在制作人的角度這樣定位《生死場》：“這部戲贏得了許多獎項以后，也為我們后來的創作爭取了更大的空間和通行證。在這部戲以后，我們再也沒有在排戲這件事上，去為獲獎努力過。”

從此，戲劇界無人不知田沁鑫。而李東也和田沁鑫就此“綁定”，真正走上了戲劇制作人的職業生涯，并先后獲得第七屆全國話劇文化獎·話劇金獅獎“經營管理獎”、第九屆中國話劇金獅獎“杰出制作人獎”、上海戲劇谷——壹戲劇大賞年度最佳制作人獎。他的代表作舞臺劇《戰馬》中文版還獲得英國“國際戲劇藝術獎”，李東也是這個獎項的首個亞洲獲獎者。

“既然選定了這條路，就踏踏實實干。”在李東看來，“金牌制作人”的標簽背后，并不是因為他有什么成功的秘訣，而是一部戲接著一部戲的堅持，是一次又一次的練兵，甚至是對失敗的不斷總結，“說到底都是時間的饋贈”。

話劇《生死場》劇照 攝影 李晏

2.偏愛改編經典

經過30年的發展，戲劇市場不斷開放，制作人制度幾乎已經成為各大院團和演出公司的“標配”。“制作人其實就是一個項目的總負責人，從制作到推廣到運營，都由這個人來負責，而制作人最重要的素質就是對作品的判斷和選擇能力。”李東認為，“制作人本身是一個高度復合型崗位，但其中最重要是選題。選題指的不僅僅是劇本，還需要你掌握創作和市場的平衡點。同時，制作人還需要有高度的資源整合能力和溝通能力。”

從《生死場》開始，無論是和田沁鑫導演合作《紅玫瑰與白玫瑰》《四世同堂》《青蛇》《北京法源寺》，還是和査明哲導演合作《青春禁忌游戲》《青春萬歲》，抑或與牟森導演合作《一句頂一萬句》《紅高粱家族》《夜半歌聲》，乃至與英國國家劇院聯合制作的舞臺劇《戰馬》中文版，李東擔任制作人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文學或影視經典改編。

“我是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畢業的，文學對我做制作人來講是影響比較大的。這些經典的文學作品，已經是經過時間的檢驗和洗禮后沉淀下來的，本身就有了一定的高度。而對戲劇人來說，實際是在文學的基礎上去提煉。”李東毫不諱言自己對改編經典的偏愛，但他也深知，改編是一把雙刃劍，一旦做不好，就變成狗尾續貂，肯定會被觀眾罵。在他看來，無論怎么把經典打散、拼接、改造，一定要抓住原著的精神內核，這是決定改編成敗與否的關鍵。

如果說導演的職責是把握作品的藝術品質，那么，如何讓主流戲劇與市場相協調，則是李東作為制作人一直在思考的。2010年，李東以一部《四世同堂》，首開話劇大陸制作、臺灣首演之先河。該劇根據老舍同名小說改編，由田沁鑫導演，雷恪生、黃磊、朱媛媛、辛柏青、秦海璐、陶虹、殷桃等主演，并以如此星光熠熠的強大陣容連續在9大城市巡演2個月，締造了又一個舞臺神話。

其實，三卷本長篇小說《四世同堂》作為老舍“從事寫作以來最長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書”，規模龐大、結構復雜、人物繁多，問世以來一直被話劇界敬而遠之。雖然改編難度顯而易見，但這也激起了李東的挑戰欲：“這個改編的門檻一旦越過去以后，你就把別人擋在外面了。”除了身為北京人對老舍文字的特殊情感，他也坦言，制作《四世同堂》還有更重要的考量，就是希望能通過做一部戲來向《茶館》致敬，同時也是想在這個過程中探索京味兒戲在創作上更多的可能性。

籌備三年、斥資千萬元打造的話劇《四世同堂》，以新現實主義風格的“新京味”和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家國情懷，征服了海峽兩岸、大江南北的無數觀眾，巡演所到之處無不引起熱烈反響。更讓李東驕傲的是，迄今為止，《四世同堂》仍是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出場次最多的原創劇目。“如果說當初這部戲靠明星云集吸引了觀眾，那么現在更證明了經典的力量，這部戲演了將近400場，演員換了好幾撥，票房仍然特別好。”

“國有院團掌握著最好的資源，為什么一度排出來的作品沒人看？這是必須破解的命題。我做《四世同堂》完全是一次有意識地實踐，主流戲劇的指標它全達到了。”通過這部戲，李東再一次證明了自己對主流戲劇的判斷：“主流和市場肯定是不矛盾的。”

　話劇《四世同堂》劇照攝影 李晏

3.做戲的使命感和樂趣

作為制作人，李東談起話來始終是思路清晰、語速飛快，曾有人評價他“滿腦子裝的是表格和數據”。但這樣一個嚴謹理性的人，有時也會在選擇項目時被“莫名其妙的機緣”擊中，突然就有了某種使命感，“我做昆曲《1699·桃花扇》就是這樣。”

2005年，剛剛完成體制改革的江蘇演藝集團，邀請李東去談合作。“那時候恰好看完白先勇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北京的演出，挺震撼的，還現場買了白先勇的書。”在去南京的飛機上，李東一口氣看完了那本書，感到心里的某種東西被點燃了。“昆曲的薪火相傳，其實就源于一個個善念。在古代，可能是某個員外養了個班子，留下了火種；而現在，白先勇就是把那點星火圍攏起來的人。”

當時，江蘇演藝集團想過做話劇、歌劇、舞劇，唯獨沒想過做昆曲，因為改革就要走市場，沒人敢往戲曲領域想。李東卻判斷，這項目能成。“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傳統文化的復興必然到來。我和老田一商量，想到了《桃花扇》，正好是發生在南京的故事。”

2005年5月18日，就在昆曲列入世界非遺項目五周年那天，《1699·桃花扇》在江蘇省昆劇院召開了發布會。李東還請來余光中先生擔任該劇的文學顧問，“他是南京人，抗戰時期在大學讀過《桃花扇》，感觸很深。”

后來，《1699·桃花扇》在北京保利劇院的首演非常成功，被譽為“華麗轉身”的“流動博物館”，極盡昆曲之美。但讓李東念念不忘的，還是當時在江蘇昆劇院排練的那段日子。“昆劇院在原江寧府學舊址，老田排戲的時候，面前擺著茶，頭上就是曾國藩題字的匾額，外面下著雪，朝天宮的蠟梅都開了，一群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小伙子情投意合。這個畫面大概就是我們排戲最幸福的時刻。”

“現在來看，《1699·桃花扇》的創排就是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一旦我們找到了轉化方法，傳統文化就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富礦。”李東把自己對傳統文化的理解投入到京劇連臺本戲《宰相劉羅鍋》、京劇《關圣》、粵劇《廣府華彩》、越劇《寇流蘭與杜麗娘》等項目中，讓古老的藝術再一次感動當代觀眾。

在李東的職業生涯中，很多好戲都是在這樣的“使命感”驅使下誕生的——

為了學習英國戲劇先進的創作方式、制作方式和運營方式，他去英國國家劇院“上了三年學”，終于在2015年把當代世界舞臺最有影響力的舞臺劇之一《戰馬》引進中國市場，為行業樹立了新的標桿；

因為想嘗試把紅色經典題材進行具有當代審美的轉化，他為話劇《上甘嶺》搭建了國內戲劇的最強陣容，并請來電影《八佰》《我和我的祖國》的特效團隊，試驗性地將爆破技術搬上了話劇舞臺，營造出如同親臨戰場般的震撼效果；

有時候這種“使命感”更加純粹簡單，比如制作《德齡與慈禧》，他的初心就是幫盧燕老師圓一個再度飾演慈禧的心愿。92歲的盧燕，當紅的鄭云龍，實力派的濮存昕、江珊和黃慧慈，金牌編劇何冀平，品質擔當的香港話劇團和天津人藝……這樣的黃金班底，使得《德齡與慈禧》成為近年話劇市場的封神之作。

“做戲其實是很不省心的，每個戲都會遇到方方面面的困難，過程會很煎熬。但做戲又是一個創造性的過程，很有挑戰，也很有意思。”盡管走上制作人這條職業道路最初是劇院的安排，但李東在這么多年的工作中也找到了其中的樂趣。“每部戲都讓我有機會走進一個全新的領域，通過一部新戲好像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我的人生更豐富了。”為了做話劇《明——明朝那些事兒》，他在那段時間就專心研究明史；做《1699·桃花扇》的時候，他親自跑到木瀆古鎮走訪蘇繡老藝人，確保劇中200套價值百萬元的戲裝全部采用手繡；接下來做諜戰題材，他又開始研究摩斯密碼和那個年代的特工生活……正是這樣一次次帶著好奇的探索，為他20多年的職業生涯不斷充電。

　話劇《紅高粱家族》劇照攝影 孟椿

4.戲劇不再高不可攀

李東制作的作品不僅部部都是大IP、名導演，和他合作的明星也可以列出一長串。辛柏青、袁泉、陶虹、徐崢、秦海璐、張豐毅、雷恪生、黃磊、奚美娟、黃宏……李東選擇演員的原則只有兩條：一是會演戲；二是符合角色設定。

在他看來，明星話劇應該是一個正向的概念，也是主流戲劇的標配。“大制作需要用明星來吸引觀眾，但明星也是柄雙刃劍。”根據他的經驗，戲劇演員可以演影視劇，但純影視演員如果沒有經過戲劇訓練，是絕對上不了舞臺的。“比如我們選擇鄭云龍，雖然他是因為綜藝火了，但他本身是很好的音樂劇演員，在舞臺上是游刃有余的。”

聊到和明星的合作，讓他印象最深的還是20年前和辛柏青、袁泉、朱媛媛、陶虹一起排《狂飆》的日子。“那會兒大家排戲真能拿出時間來，兩個月里天天在一起，一點點把戲磨出來，那種創作過程是特別奢侈也特別享受的。當時大家還坐著火車臥鋪去南方巡演，一路上有笑有鬧，特別好玩兒。”近十年，李東能明顯感覺到一種浮躁之氣，拍影視、錄綜藝，再加上帶貨，弄得每個人時間都特別緊張。“但我覺得現在又有一種回潮，可能這就是物極必反吧。”

更大的變化發生在創作主體和戲劇形態的改變上。“現在從事戲劇的機構特別豐富，既有傳統國有院團，也有民營公司，還有獨立藝術家。一些劇院也從單純的演出場地開始往藝術中心方向發展，介入到劇目的孵化和創作中去。”李東注意到，當下的華語戲劇還有一個重要趨勢，“它以各種形態出現，不僅是在劇場里，也以‘新空間’的形式深入到我們的生活中，甚至以戲劇節的形式和休閑旅游結合在一起。這給年輕創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讓戲劇不再高不可攀。”

由于推出了包括《上甘嶺》在內的眾多紅色經典話劇，李東對運營紅色經典IP有著自己的理解。“一部好戲的標準，首先要看‘三性’——藝術性、思想性和觀賞性，再就是‘三精’——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在他看來，當把這些標準放到一部原創紅色經典戲劇時，得解決好三方面問題：首先是選取題材；然后是如何從一個題材切入，找到一個適合舞臺劇去表達的話題；最后也是最主要一點是完成當代審美的轉化。“面對紅色經典這座藝術富礦，你要讓今天的觀眾愛看，就必須有當代審美的轉化。”李東認為，越是在業態多元發展的時代，越是要堅守戲劇的藝術性。“娛樂化的作品是商業戲劇的一支，這沒毛病；但反過來，戲劇對思想的啟示、對心靈的撫慰，不能沒有。一個健全的市場應該是分層的、豐富的。”

過去一年，李東經常在前門地區溜達，鉆胡同、訪會館，琢磨著能不能為“演藝之都”的建設貢獻點制作人的智慧。“北京的藝術資源是極其豐富的，現在可能需要做出一個切口不大、影響力獨特的項目，給行業帶來一種示范效應。”他透露，自己正在和北京天橋藝術中心合作，將在劇場里的一處新空間打造一部給孩子們的沉浸式演出，“這將是中軸線延長線上，一個新空間新業態的新創作，會非常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