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汪維輝：向大師學智慧 ——我讀趙元任

我們常常會覺得自己不夠聰明，甚至很愚蠢，那怎么辦呢？有一個辦法，就是向大師學智慧。趙元任先生（1892－1982）是公認的天才和大師，我通過讀他的書向他學智慧。

最先讀的是《語言問題》，那時候我剛從寧波師專中文科畢業，在奉化師范學校任教。大約是1980或者1981年，偶爾在書店里買到一本《語言問題》，當時并不知道作者趙元任是何許人，完全是誤打誤撞撞上的。但是一讀這本書，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這是一位什么樣的天才啊！短短七八行的《新版序》，透露出作者含蓄的自信：“這本書從一九六八年再版以來又十多年了。（汪按：此書初版于1959年）現在又有再印的計劃，總是還有點兒用處吧？……除此沒有很多修改的地方。不知道是因為原書沒有大毛病，還是因為我自己學問近年來沒長進的緣故？請讀者斷定吧。”接著看不長的《原序》，第一段就把人給逗樂了！作者講到這次演講總題《語言學跟跟語言學有關系的些問題》里頭的“跟跟”兩個字，報館的人打了三個電話來問是不是多了一個“跟”字，趙先生向他們解釋說，一個是大“跟”字，一個是小“跟”字，不能省掉一個，“結果第二天登出來居然登對了。可是有些報沒打三次電話的，還是登錯了。”第二段接著說：“我引這個例，表示這一系列的演講是講語言的，不是講文字的。盡管通行的文字里不用‘跟跟’，甚至連一個‘跟’都少見，可是北京口語里最常用的是‘跟’，所以就讓它去‘跟’去了。”大師的機智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我從此知道了北京話的連-介詞（江藍生先生用語）是說“跟”的。也是在這篇不到兩頁的《原序》里，趙先生向讀者交代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為保存原來講堂空氣起見，除了上述的刪除重復跟整理句法以外，一切仍是照舊。”也就是說，這書并不是先寫好講稿然后去做演講的，而是根據演講錄音“聽寫下來”的。對當時的我來說，這簡直是太新奇了！書還能這樣寫！所以讀這本書，就好像是聽著趙先生在跟你娓娓談天，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妙趣橫生，真理閃耀，許多深奧的語言學原理，在聽故事中就輕松愉快地領悟并掌握了。比如書中用一個趙氏改編版的德國老太婆的故事，說明了“一個一生只用過一種語言的人，往往分不出語言跟語言所代表的事物來”這個道理。（3－4頁）關于語言符號的任意性，我沒有見過比這個故事更恰當的例子了，讀過就不會忘記。這本書的內容和語言真是太有趣了，讀著讀著常常會笑出聲來。我孤陋寡聞，一直認為趙先生的《語言問題》是最好的語言學入門書，常常向學生推薦。其實即使不學語言學，讀讀這本書也是可樂而且益智的。

可以說，是《語言問題》在我初入語言學之門時幫我樹立了正確的語言觀，讓我大概知道了語言是怎么一回事，雖然其中有些內容我并沒有讀懂。幾十年來我養成一個習慣，碰到語言學上的疑難問題，總會想到先去看一看趙先生是怎么說的。比如，我后來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漢語詞匯史，關于詞匯，《語言問題》第四講《詞匯跟語法》是這么說的：

一個語言里頭最任意的部分就是它的詞匯。你知道了這個叫“貓”，沒法子知道那個叫“狗”;知道這么樣兒是“來”，沒法子知道那么樣兒叫“去”；知道那么樣兒叫“大”，沒法子知道這么樣兒叫“小”。固然有時候兒，有人說前高的元音比后低的元音，總代表小一點兒的東西，因為前高里頭的音色高頻率的聲音多，后低元音是低頻率的聲音多，比方“丁呤當啷”的“丁呤”代表的東西小一點兒，“當啷”代表的東西大一點兒，在英文drip是小滴，drop是大一點兒的滴。可是這也不盡然，有時候剛剛相反。我有時候騙沒有學過英文的小孩兒說：英文有兩個字，你猜哪個是“大”，哪個是“小”，一個是［b?g］,一個是［sm?：l］。這樣一說，小孩兒總是上我的當。你看，一個［?］，一個［?：］，用［?］音的是“大”，用［?：］的反而是“小”。所以知道了起頭兒幾個數目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還是沒法知道底下一個叫“十”。你如果要把一個語言描寫得完完全全的話，你得把全部詞匯整個的記錄下來，成為這個語言里的詞匯，這是描寫這個語言少不了的。

這段話把詞匯的“任意性”說透了，這是詞匯不同于語音和語法的地方，也是研究詞匯的困難所在。

自從《語言問題》開了個頭，我對趙元任先生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喜歡讀他的文章，但還是讀得不夠多。印象比較深的有《我的語言自傳》等。像《什么是正確的漢語？》和《談談漢語這個符號系統》（收入《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葉蜚聲譯，伍鐵平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當時讀后都啟發極大，有醍醐灌頂之感，而且此后再讀，還是常讀常新。

《什么是正確的漢語？》告訴我們語言是變化的，對待變化應持開放的態度，語言的正確與否其實是取決于使用場合是否得體——“什么是正確的語言，這要看什么場合適宜于說什么話和說話人（或寫作者）是什么身分。”其中談到當時的人們如何學寫文言文：“至于遣詞造句、文法、體裁，唯一可以接受的辦法就是照著古代作家去做。”這句簡單的話說出了文言成為一種死語言之后歷代作家是如何學會寫文言文的——“照著古代作家去做”，也就是模仿，模仿就難免會有誤仿，這是研究文言發展史的一個大題目。

《談談漢語這個符號系統》依照對符號的基本要求，分析了漢語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在八個方面的優缺點：

1.簡單和優美。漢語是簡單的，也是美的。漢語的文字系統當然是很不簡單的，可是它在優美性尺度上的等級是高的。

2.通訊性能。漢語除了語調之外還使用聲調，聲調是使漢語特別適宜于物理通訊的要素之一。不利于通訊的消極因素是方言的分歧。

3.便于產生、傳遞和復制。漢語以聲調作為載體和音節輔音尾子貧乏都有利于傳遞。在復制方面，漢語適應現代技術的程度不低于平均水平。漢字不容易學，復制、打字、排字所需的設備和程序都比字母文字系統復雜，這是缺點；但是一旦學會，它的豐富的花樣有助于辨認，這比多次復現同一些少量的要素來得優越。

4.大小適當。漢語聲調的使用使得同樣復雜程度的單位占比較短的時間；漢語的詞簡短；漢字的優點是雙向度，能夠節省篇幅，加快閱讀速度。

5.節省數目。表示一定數量的信息，符號復合體的大小是和所用符號的花樣多少成反比的。漢字的優點是靠漢字的數量很多而獲得的。漢語的音比較多，所以詞長就比較短。

6.符號復合體的結構跟對象的結構有關聯。總的說來，漢語在是否有足夠的結構容量來象征事物間的關系這一點上，和其他著名的語言并無區別。但是在復雜結構方面漢語多了一個弱點，因為所有的修飾語都必須放在被修飾語的前面。符號的關聯問題，漢字嚴重得多，漢字是語素文字而不是音位文字。

7.辨別符號的能力和作業同義詞（譯按：作業同義詞［operational synonyms］指便于在非正式場合使用的復雜稱謂的簡稱、縮略等形式）的適宜程度。漢語語素和文字單位的單音節性對于在各種條件下使用符號式作業同義詞，有一定好處。漢語中的簡稱和縮略詞總是給出語素而不是給出音位，或者從文字上說，總是給出字而不是字母。漢語里的縮略詞都屬于Cal Tech（加州理工學院）的類型，同樣數目的片斷提供的信息比較多，因此也更適宜于記憶、交談和推斷。

8.普遍性。漢語已經具備了被一個極其巨大的社會使用的初步優點。漢語是一種語言，不是幾種語言，不但從文字上看是這樣，因為應用一種文字來書寫，從語言上看也是這樣：因為在漢語的各方言中有一批共同的詞匯單位，有大致統一的語法結構和有整套整套關系密切的音系。因此，漢語就其普遍性而言，跟世界各種語言相比，得分是很高的，它可以和西方古代的拉丁語的地位相比，甚至高出拉丁語。

趙先生站在世界語言和文字的高度俯瞰漢語，開出的這一份成績單可以使我們對漢語和漢字的優缺點有比較準確清晰的認識。其中也隨處閃爍著大師的智慧，僅舉一例：

眾所周知，在漢語里，古代的許多區分由于歷史上的磨損而消失，結果出現大量的同音字。……現代方言通過各種途徑作了自我調整，使口頭交際保持必須讓人聽懂的水平，前面提到的勸孝文就是例子。

這清楚地說明了依靠“耳治”的自然語言是有自我調節機制的。

趙先生的文章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語言高度口語化，談學術問題如同聊天，正如吳宗濟先生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序》里所說：“趙先生對語言科學的造詣，對邊緣學科的貫通，在他的著述中，無論討論什么問題，乃至枯燥難懂的情節，都能用自然口語，如話家常；對現象的比喻，也能信手拈來，都成妙諦。”用大白話把深奧的道理輕松自如地說得一清二楚，這是一種大智慧。第二個特點是喜歡舉例，這些例子很多都是趙先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生動有趣，用來說明道理，沒有比這更有效的方法了，讓人由衷地欽佩趙先生觀察的敏銳和思考的深入。比如《談談漢語這個符號系統》在談論語言符號是否便于傳遞時舉的一個有趣的例子：

漢語音節的輔音尾子貧乏，是這方面的一個有利因素。有一次在北京西站站臺上，我聽到一個說英語的人向著遠處的一個人大聲招呼“Duff！Duff！”，可是得不到反應。當時我真想幫他呼喊成“Duffoo！Duffoo！”直到今天，我還是不能確定對方的名字是Duff，Duth，還是Duss。

有些例子看似隨意舉出，其實包含著深刻的智慧，比如《什么是正確的漢語？》說：

在翻譯外語詞的時候，外語里有甲、乙兩個意義的詞可能等于漢語里只有甲義的詞，當外語詞用于乙義的時候，這個漢語詞也會用來表示它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乙義。這如果是學生的練習，判它錯就完了。但如果這種譯法經常見諸出版物，達到足夠的程度，那么漢語的詞就將獲得新的意義。例如“微妙”這個詞通常只表示delicate的“精致”“靈敏”等的意思（譯按：其實這些意義在今天已經很少使用了，可見這個詞的演變超過了作者保留的語感），用于社會或政治形勢就講不通，但是由于英語的delicate還有這種用法，所以現在我們在報上也看到“微妙”用于這個引申的意義。同樣，“支持”（support）也引申到政治上，這是這個詞原先的語義范圍里面所沒有的。我自己在談到“支持”某個候選人的時候，還是用“擁護”這個詞。diehards譯為“死硬派”，這里的hard被誤譯成“硬”（跟“軟”相對），而沒有譯作“難”（跟“易”相對）。正確的譯法應該是“難死派”。但是，我怕“死硬派”這個說法真的難以死亡呢。

這種現象就是后來朱冠明教授撰寫長文所討論的“移植”。（朱冠明《移植：佛經翻譯影響漢語詞匯的一種方式》，《語言學論叢》第37輯，商務印書館2008年）

趙先生對語言事實始終保持著一種近乎癡迷的興趣，一生都在樂搜博采各種語例（沈家煊先生說：“趙元任對語言現象永遠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心和興趣。”），這一點也對我影響深刻。這方面可以舉《中國話的文法》為例。

依我的理解，現代語言學的基本精神就是研究自然口語及其演變。趙先生的現代漢語語法巨著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1952年李榮編譯本《北京口語語法》，系據1948年《國語入門》的語法部分編譯，后擴展為本書；呂叔湘節譯本《漢語口語語法》，丁邦新譯本《中國話的文法》）最能體現這種精神。趙先生在中譯本《中國話的文法》的序里說：

書里的例句都盡量采用了日常生活中曾經說過的，或者能夠說的句子。有時引用特別體裁的例子，像文言、白話文或者方言，都加以注明。

在這部書里，趙先生對這種研究旨趣有許多精辟的論述，這里摘引一部分：

不過文法意義跟真實意義還是有關聯，因為語言的種種語式到底是從日常生活應用中發展出來的。

中國話是什么？——所謂中國話，像本書的題目所用的，是指二十世紀中葉在不拘形式的場合里所說的北京話，有一點體裁隨便的意味。

本書探討的主要體裁是日常用語。

本書既然要對中文的一種重要體裁作切實的研究，就要盡可能地描寫真正的口語。

在“1.2.2 引例的出處”里趙先生提到了下面幾類：

（1）自創例——這些多半是我個人以語言學者跟發音人的雙重身份所造出來的短例子。不過我……所以不能像道地北京人的發音那么絕對可靠。因此對于我認為可疑的例子都請別的北京人查對過。

（2）“中國文法實例”——這些是我多年來聽到而隨時記下來的跟文法有關的對話。這一類資料大都是北京話以外甚至官話以外的方言。

（3）國語會話留聲片跟錄音帶——……這些資料都是隨說隨錄，沒有經過預先練習……真正隨意的對話，是一面想，一面說，甚至常常只說而不想。

關于第一種材料，朱德熙先生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對象是什么？》一文里說：

因為趙先生兼有語言學家的洞察力和作為“活材料”對北京話的敏感，再加上他的嚴謹的治學態度，《中國話的文法》這部書里的例句確實都是地道的北京話。盡管如此，書里也還有個別的例子看得出是受了吳語的干擾。（例如所舉XXY重疊式的例子里有“壁壁直”［呂譯本109頁］，又“高興不高興出去野餐去？”“你什么事不高興他了？”［呂譯本326頁］“大家吃飯的前頭，你別吃點心。”［丁邦新譯本64頁］）

朱先生指出的問題的確存在，可見即使是趙元任先生這樣的世界級大師，也難免有“千慮一失”的時候。我們向大師學智慧，但是不應該迷信大師。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里說：“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我認為趙先生的“立言”是可以不朽的，一代一代的人都將從中學到知識和智慧。

這篇文章擬好了題目，也有了大致的思路，剛開了個頭，恰好讀到沈家煊先生在“紀念趙元任先生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致辭（“實驗語言學”公眾號2022年12月5日推送），題目是《大家來讀趙元任》，文章最后號召“大家一起來讀趙元任，讀懂趙元任”。真可謂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