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英

我姐姐曾說，我們兄妹三人，哥哥楊憲益追求的是“自由”、她要的是“平等”、我要的是“博愛”。楊憲益要“自由”，因為小時被家里寵著等于也是被管著，好多事都由不得他。說我“博愛”，不知她是怎么琢磨的，也不知該當好話還是壞話，反正她的意思是指我愛交朋友，容易跟人走得近，女的、男的一大堆。至于說她要爭“平等”，主要還是因為我們是庶出，在大家庭里受歧視，要爭的是和正室所出的被一樣看待，平起平坐。基督教的“人人平等”，還有馬列的“階級平等”那些，都是后來接受的教育。

其實我比她更接受人人平等這一條。我從小比較懵懂，對正出庶出不敏感，也沒覺得因此被苛待，要說不平等，母親對我比對我哥我姐嚴厲得多，倒是我感覺最明顯的。我也不太在意上等人、下等人之類的界限。從小到老，周圍的人都說我“沒架子”，我一直是自卑的，哪來的“架子”？在天津時，雖說被當作小姐，但我從小就愛在仆人那兒玩，還吃他們的東西，母親因此就說我“賤”。她自己是窮苦出身，對下人也特別能同情，但上下的規矩還是有的。解放后講平等，沒有“下人”“仆人”這些詞了，幫傭的一般被稱作“保姆”“阿姨”。我的晚輩很長時間都喊我“小阿姨”的（就是“小姨”的意思），自從母親知道“阿姨”也指保姆之后，在家里就不讓這么喊了。

在舊式生活里，傭人都是“下人”，女傭人，年輕的叫“丫頭”，當面是直呼其名，比如“來鳳”“來喜”；年紀大的叫“老媽子”，當面叫“張媽”“陳媽”。記不起把幫著照顧孩子、照管家務的婦女叫作保姆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反正我自己家里開始用保姆時，已經沒有“丫頭”“老媽子”這一套了，——似乎那也是和大家庭生活聯在一起的，到四十年代，至少在城市里，都已經是小家庭。

我的小家庭生活應該從在昆明結婚時開始，但在1946年到南京以前，一直沒用過保姆。到南京后保姆是非找不可了，因為我哥在國立編譯館給我找了事做，得有人帶孩子。我們找的這個保姆是安徽含山人，叫王秀英，在南京幫傭也有段時間了。她是結過婚的，老家有丈夫——一般人家也不會放年輕姑娘到大城市來討生活。這保姆有個相好的，當時這樣的情況很普遍，據說男的里面，很多是干理發店這一行的。每個星期天，她都會去和相好的會面，也不避諱。有次會面回來，耳朵上多了一副金耳環，她很得意，炫耀說是那男的給她的。

愛炫耀的毛病害了她。她去菜場買菜，說不曉得買什么好，要趙瑞蕻跟她一起去。她也沒別的意思，就是想讓別人覺得主人對她好，而且主人一副書生模樣，看著體面。趙瑞蕻就傻乎乎地跟了她去，在菜場東張西望，兩眼一抹黑。保姆回老家也戴著金耳環，說是主家給的，后來在家里人的逼問下說出了實情。那個時候的鄉村哪能容這個？她被毒打了一頓，而后就被賣到山里去了。我知道這些，都是她小姑子告訴我的：她回老家是回去看看，說好的還要來。現在她來不了了，她小姑子來頂替她。我問小姑子，你哥嫂怎么讓你來了？起初她還不怎么說，后來時間一長，她和我熟了，就一五一十都告訴我了。

馬嫂與大王姨

我已經不記得當時怎么稱呼王秀英的了。畢竟她在我們家時間不長。做得長的是五十年代初到我們家的馬嫂——那時候似乎稱“阿姨”還不普遍。“馬”是夫姓，她姓鮑，叫鮑雪松。她的經歷，說起來也是個故事。

她的老家在蘇北，按1949年以后的成份劃分，應該是地主之類。她夫家也是地主——大地主。兩家的親事是早就訂下的，她比丈夫要大三歲。正趕上日本鬼子侵略，兵荒馬亂的，兩家商議后，她早早就進了門。那時他丈夫才十六七歲，還在上高中，什么也不懂。馬嫂跟我說，后來有了孩子，他自己就還是大孩子而已，不像她丈夫，倒更像她弟弟。有天他放學回來，買了包餅干給剛斷奶的小孩吃，她還想，他有點懂事了，知道喜歡孩子了。誰知沒多久就出事了。

他們那一片是新四軍與日偽交界的地方，丈夫的哥哥參加了新四軍。有天日本人得了消息來抓人，他哥哥不在，他被當作他哥給抓走，弄死了。馬家在當地待不下去，整個家族都逃難到了南京，住在成賢街那一帶，有個大雜院，后來就叫“馬家大院”。丈夫死時，馬嫂才二十來歲，年紀輕輕守寡，馬家看她，或是她看自己，都已是馬家的人，她沒想過改嫁，只想著把小孩撫養大。

馬家到了南京，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卻要各自去討活路。馬嫂因為娘家就是大戶，做姑娘時是念過書的，初中畢業，在當時的女性里也算有文化了，但是一個女性，在南京要找到像樣的工作，哪有那么容易？不得已，她就擺起了煙攤。后來經人介紹，她到我們家做了保姆。那時我們住在板倉新村，房子挺大，她女兒馬珮瑩也過來一起住。

那是解放初期，我挺興奮的，“天亮了”嘛。抗美援朝時捐錢捐物，我不僅自己捐，也動員馬嫂捐。她手里有七個大洋，是過去在馬家分得的，最難的時候也沒舍得用，我就給她出主意：捐到報社去，讓馬珮瑩寫一封信一起寄去，也是一種鍛煉嘛。馬嫂因為自己的遭遇，特別恨日本鬼子，日本是“帝國主義”，美國也是“帝國主義”嘛，她就很積極。馬珮瑩在信里寫了父親的慘死和對日本鬼子的仇恨。結果這事《新華日報》報道了，馬珮瑩的信也登了出來，當作是勞動人民覺悟高的一個例證——連保姆都積極捐獻，小學生都懂得保家衛國的道理。

馬珮瑩在學校里受表揚，馬嫂也覺得挺光榮的。誰知“文革”時這事又被掀出來，這一回成了壞事了。造反派斗她，地主成份嘛，因為登過報，容易翻出舊事，順著捐的七個大洋，追問她手里究竟還有多少，她說，就是七塊，全捐了。造反派不信，說她一定有隱瞞。所以街道上斗她斗得很厲害。

那時馬嫂已經不在我們家做了。她離開我們家，說起來也有意思，有一個原因，是她和大王姨的矛盾。大王姨就是我說過的來鳳（在天津時母親的丫頭）丈夫王慶祥的結發妻子。來鳳和她相處得挺好，姐妹相稱。解放后問題來了，新社會一夫一妻才合法，他們這戶口怎么報呢？后來就把大王姨的戶口落到了我們家。

1956年到1957年趙瑞蕻和我受高教部委派在東德教書，帶著趙蘅、趙蘇一塊去的，趙苡因為已在讀中學，留在了國內。那一年，大王姨就住在陶谷新村我們家，和馬嫂一塊兒帶趙苡。兩個保姆帶一個小孩，聽起來挺闊氣，其實不是，我是沒有多少主仆意識的，大王姨可以算半個親戚，陶谷新村房子大，她住過來也是幫著照應點，再說戶口也在這邊。

我們家原來是馬嫂管家的，錢都交給她，她有文化嘛，賬一筆一筆的，記得清清楚楚。但是大王姨在時誰當家就說不清了。大王姨和我家早就認識，而且看到過楊家當年的排場的，總以為她才知道該怎么做，馬嫂也沒法跟王姨說，只有寫信告訴我，說家里的事情不好弄。

等我們從東德回來，馬嫂就離開了，說王姨加上她們母女都在我家，我們的負擔太重了。離開以后我們一直有來往，有心事也說出來，我真的覺得我們和親姐妹差不多。她離開我們家后學過打字，還學過裁縫，我把縫紉機送給了她，不過她覺得不能做一輩子裁縫，最后還是選擇在街道小廠里做折書頁的活。

她能干、肯干，又有文化，過一陣就成了組長，生活也還過得去，一直到“文革”。她的地主出身被揭出來，斗個不休。在家里她和女婿關系不好，女婿是無錫的，工人出身，省歌舞團的，和馬珮瑩有兩個孩子。后來發現是同性戀。馬嫂不能接受，這些事她都跟我說，我能怎么說？只能勸她，看在孩子的份上，忍著吧。那女婿對她也很不好，家里什么事都讓她做，又讓她睡在廚房里，她一氣之下就住到妹妹那兒去了。她妹夫是肉聯廠的書記，家里條件是不錯的。大概是八幾年，她生病住院，誤診，稀里糊涂就過去了。說起來，她這一輩子，真是不容易。

周阿姨

馬嫂后面，周阿姨是“文革”中到我們家的。她念過小學，是個基督徒。當時我“靠邊”，要去句容農場；趙瑞蕻在溧陽那邊，雖然不算“靠邊”，回家比較自由，但也常常不在家。趙蘇還小，趙苡的小孩小春又放在我這邊，家里實在要有人照應，地理系的王穎就給我介紹了周阿姨。

周阿姨幫過我們家一個大忙。當時造反派抄家，我們那棟樓有好幾家都被抄了。有天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們不知從哪聽來的，說我們很有錢，是資產階級。好些人家，保姆也被挑唆著起來“革命”，陳瘦竹、陳嘉家的保姆就都造反了，有她們里應外合，抄家只有抄得更徹底。周阿姨沒站在造反派一邊，她為我們說話，她把抄家的人攔在門口，跟他們說：他家哪有錢？什么都沒有！——他們有錢沒錢，我還不知道？！

造反派還是進了家門，翻箱倒柜的，衣服什么的翻得一地。在柜子里找到了一個子彈殼，是趙蘇從哪兒揀來的，他們像發現了罪證似的，問是怎么回事，周阿姨劈手奪過了就往口袋里一揣，說是小孩玩的。如果造反派拿去，又有得折騰了，追查是少不了的。

她還幫我遞過信。那一陣我在南師雖然被批，但因不是大人物，管得還不算緊。有一天我回家，晚上去看《龍江頌》。這事被造反派知道了，他們很氣憤：被批的人，還能讓她那么逍遙？就派人把我抓回南師，關在北樓里（原來越南留學生住的地方）。趙蘇懂事了，騎自行車給我送饅頭。我感冒發燒，吃不下，晚上房間里好多蚊子，幾乎一夜沒睡。第二天早上周阿姨來，我悄悄寫了個紙條夾在饅頭里，讓她帶回去交給南大中文系的包忠文，讓他轉告趙瑞蕻，我要被發配到句容農場去了，不然下落都不知嘛。周阿姨幫我送到了。

這些事都是有點風險的。幸虧造反派不知她是基督徒，要是知道，又不知會是怎么樣。我知道，是因她告訴過我，平時說話也會說到“上帝”。有一次她說頭天晚上做了個夢，夢見上帝了，上帝對她說拿人東西是有罪的，而后就把一只鍋蓋還給我，是鐵鍋上木頭做的那種，她拿回家去了。她說不該拿，向我認錯。其實她順走的東西不止這一樣，那一陣家里家外都亂，她對我們家不錯，把小春照看得很好，我也就不說破了。只是不知“上帝”怎么特別托夢跟她說到鍋蓋。

后來南大鬧血吸蟲病，大家都去檢查，查出她有。再加上有一次她丈夫喝醉了酒跑來鬧，說趙瑞蕻和她關系不正常，話說得很難聽。趙瑞蕻有時會從溧陽回來住幾天，我在句容，這不就孤男寡女了嗎？還有一條，趙瑞蕻跟在她后面去過菜場，這其實是他好的地方，不大在乎什么主人、傭人的。

當然是沒那回事，可她丈夫是不可理喻的。我跟周阿姨說不能用她了，她很生氣，說我對你們家那么忠心，怎么說辭我就要辭？氣不過，她又到南師、南大去告我，說我欺壓勞動人民。南師那邊直接把她批了一通，說楊苡對你那么好，怎么可以那么說？！南大這邊是包忠文接待的她，說了一通和稀泥的話：不做就不做嘛，勞動人民不跟他們一般見識。最后她還是走了。以后她和我們家還有聯系，來看過我，小春是她帶大的，她對我們家還是有感情的，我也念她的好。

*本篇為楊苡先生口述，余斌先生筆錄整理而成。

楊苡（1919—2023），原名楊靜如，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讀于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聯大外文系、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曾任職南京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南京師范學院外語系。著有《青青者憶》《雪泥集》等，譯有《呼嘯山莊》《天真與經驗之歌》《兄妹譯詩》（與楊憲益合集）等書。所譯《呼嘯山莊》系最流行的中譯本之一。2019年獲第七屆南京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2022年獲柔剛詩歌獎“特別榮譽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