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讀九十八歲的江澄波先生新出版的《書船長載江南月——文學山房江澄波口述史》，其中有關鄭振鐸先生到蘇州救急“還魂紙”的經過，頗為珍貴，可以補充文化名家鄭振鐸的藏書史料，同時對于他當時到蘇州的詳情也是一個新的增加。書里有一節“鄭振鐸在蘇州”，其中提到一九五六年冬，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到蘇州考察工作，正好碰上了蘇州古舊書面臨被打成紙漿的危險。

《書船長載江南月》， 江澄波口述，韋力 張穎整理，古吳軒出版社2022年版

從鄭振鐸的年譜中可見，同年十月二十五日，鄭振鐸在《人民日報》發文呼吁，要在全國組織十個以上的“訪書工作團”，每組由一兩個干部帶隊，組織古舊書店的專家們去省里、市里分頭開展工作，主動去尋找好書。十一月四日下午，鄭振鐸冒著狂風直奔琉璃廠訪書買書，其中就得了《南峰雜著》，此為明代楊循吉著作。關于此書，江澄波口述史中則記錄：“我之前在西山東河鎮廢品收購站收到過一部楊循吉的著作，借此機會也給鄭先生看。這部書是明萬歷年間刊本，竹紙精印，有《菊花百詠》《廬陽客記》《齋中雜詠》《燈窗末藝》《攢眉集》《金山雜志》《都下贈僧詩》各一卷。其中既有楊氏的詩文集，又有他整理的地方小志。鄭先生出資收下，為之題名為《南峰雜著七種》，并寫了題跋。”

鄭振鐸題跋了什么呢？“南峰為明弘正間名士，不守繩墨，慣作諷喻語，曲子尤佳。今得其詩文等七種，迨是人間孤本。論述明代弘正時文學史者，得此乃可添若干新頁矣。”鄭振鐸說此書得于琉璃廠，但根據江澄波的口述，鄭先生此前出資收下他的同樣的南峰著作，不知是否兩部？總之，此書對于鄭振鐸的研究頗為重要，自喻為書中白眉。而江澄波則偶然聽到家里保姆回門時說起，老家東山鎮上有個廢品收購站，于是起了興頭，馬上沖過去，購買了一批明版書，《南峰雜著七種》正是其中的一部。說起來也是離奇的書緣。

十一月十八日，鄭振鐸從鎮江視察轉到蘇州，來到蘇州古舊書店，見到了江澄波。當時文學山房已經公私合營到古舊書店，江澄波則被安排在國營書店上班。他剛從吳縣甪直鎮收到了一批清代中期木刻印刷的道教文書，俗稱“給箓”，這種舊時用于道士做法事超度逝者亡靈的文書，通常都是彩色版畫。鄭振鐸深諳古版畫的用途，連說：“這些東西是隨著法事而焚化的，所以流傳下來極少。不比佛教是藏之名山而歷久保存。”此種說法也使江澄波覺得自己受到教益，畢竟他不是研究民俗文化的。

蘇州此行，鄭振鐸在當地領導安排下參觀了孔廟、玄妙觀，游覽了同里古鎮、天平山、靈巖山、網師園、拙政園、滄浪亭等，并去盆景大師、作家周瘦鵑小院參觀盆景，還在日記中寫下“甚佳，應設法幫助之（周家盆景）”。但他此行并沒有忽視參觀藏書，如在同里古鎮參觀私人藏書，可能是與范煙橋家族藏書有關，當時范煙橋為蘇州文化局局長，家族藏書極富。而在聽說蘇州成立破布廢紙生產合作社時，因為牽涉古書銷毀，引起鄭振鐸的格外重視。

根據江澄波的口述：“蘇州才解放的時候，賣書的多，買書的寥寥無幾。舊貨店收到書后，若有識貨的就保藏起來，不識貨的，就把書論斤賣掉，當作賣廢品一樣。我們做舊書生意的，能搶在書被化成紙漿之前救下一批總是好的，但每每想到還有自己沒見到的書淪為廢紙就很心痛。還好當時鄭振鐸先生奉中央之命，負責全國文物工作……當聽說有古舊書被送到破布廢紙生產合作社時，他立即給李蕓華市長和范煙橋局長去信，請他們及時處理。”

這件事在鄭振鐸的日記中也有記述：“（1956年12月1日）六時許起。為了‘破布廢紙生產合作社’事，寫一信給蘇州李市長及范煙橋局長，要其作處理，并打電話給江蘇文化局。”在此同時，鄭振鐸還記錄了“（下午），到神州造紙廠看造‘還魂紙’的經過”。什么是“還魂紙”呢？在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造竹紙》記載：“一時書文貴重，其廢紙洗去朱墨污穢，浸爛入槽再造，全省從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紙，耗亦不多。南方竹賤之國，不以為然，北方即寸條片角在地，隨手拾起再造，名曰還魂紙。”說白了就是為了趕造新紙，把一些古書拆開打漿作為原料，從而繼續使用造紙。但在這過程中，會因為不知古籍價值而毀掉一些珍貴善本，乃至孤本。

當時蘇州成立了一個“蘇州破布廢紙生產合作社”，向社會各界收購各種破布、廢紙用于造紙工業。由此不少人家為了生計，或是迫于形勢，不得不出售家中的祖傳藏書。鄭振鐸常年行走在收藏古籍的行當之中，明白這種情況下將會對珍貴古籍造成必然的損失。早在同年（1956）的九月三日，他就在《人民日報》的“漫步書林”專欄上撰文呼吁，必須從廢紙堆里搶救有價值的古籍，其中提及“南京趙世暹先生曾從論擔稱斤的舊書里，獲得了宋刻本的《金石錄》三十卷的全書”，而他自己也是從廢紙堆里收到了珍貴明版書《列國志傳》。鄭振鐸急切呼吁：“好好地、大力地杜絕這樣的糟蹋、毀壞文獻和科學研究的資料的事繼續進展下去”“努力地防止把古書作為廢紙，作為造紙漿的原料”。

在給蘇州政府人員致信后，鄭振鐸于次日正好接待了來上海探訪的親友，于是馬上去松江，說松江文化局收到大批線裝書，一定要趕去看看有沒有珍貴的書。后來又一路去了杭州，參觀了華豐造紙廠。當時不少古書都被送到大的造紙廠等待打漿。回到上海后，鄭振鐸還與前來工作的全國供銷總社的廢紙收購處、輕工業部的造紙廠等人員談話，一再談及了他保護珍貴古籍和文獻的觀點。

話說蘇州文化局局長范煙橋接到鄭振鐸的信后，及時去市里反映問題。范煙橋家族藏書甚富，被譽為“小天一閣”，他本人也是一位作家，對于古籍格外珍視。在他的申請和工作下，從廢紙堆里搶救了一批有價值的古籍。其中就有一套《縉紳錄》，是出自姑蘇望族潘家滂喜齋，潘家出過狀元、探花，后代多有藏書。江澄波記得很清楚，這套書記錄的都是古代做官的人的檔案，籍貫、官階、住址等，上自一品大員，下至地方知府，都有著錄。這部書是江先生在潘家處理佛堂時發現的，于是趕緊寫信給上海合眾圖書館的顧廷龍先生。但由于該圖書館屬于幾個讀書人合資，經費不足，顧廷龍出價較低，潘家人未能出售。最終，這套書在鄭振鐸的過問下，由蘇州文管會出資收購。鄭振鐸深知潘家人的藏書質量，而且潘世恩又是四朝元老，這套《縉紳錄》年代跨度大，極其富有文獻價值。如今江澄波再憶舊事，仍然覺得有點遺憾，不知道此書在被文管會收購后發生了什么，“只是可能中間有什么變故，據說現在蘇州博物館里并沒有這部書”。這套書到底下落如何，仍是江老先生的一個惦念。

由此，不妨再看看鄭振鐸先生于一九五七年偶得《乾隆縉（搢）紳全書》時的興奮之情：

前見滂喜齋潘氏有康熙縉紳錄，詫為罕見，跋之者頗多。三年前予于杭州得崇禎縉紳錄則當為今知的最早的一部了。頃（2月20日）于琉璃廠邃雅齋復見乾隆戊戌（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七七八年）的縉紳全函，雖時代較晚，而內容包羅甚廣。于輿圖外，每府均注出要缺、中缺、簡缺，以及風俗、學校、土產和養廉銀數。每縣更有地丁銀數、雜稅銀數、谷倉石數和辦公銀錢。是大好的清代中葉的經濟史料也，不僅僅記載職官姓氏而已。因亟收之。與崇禎一部并庋于架上，時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日色大佳，漸透春意，久郁的情懷也殊是暢適……

看來鄭振鐸當時收藏這部書，也是受了蘇州出現的《縉紳錄》的影響，而且與明末的《縉紳錄》合璧庋藏，可謂絕佳的傳承有序。

關于鄭振鐸對古舊書業的關注，江澄波還提及了在一九五六年全行業公私合營之際，鄭振鐸召開的“全國八省市對于古舊書改造工作座談會”，并以文化部名義發出的“關于對私營古書業改造必須慎重進行”的電示。須知在當時的環境下，這樣一句話，對于像文學山房這樣的幾代人苦心經營的私營古舊書店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