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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國當代文學巨擘馬丁·艾米斯在其小說《倫敦原野》中，以反烏托邦的形式敘寫了后自然世界中的人類、自然以及城市的時代弊病，既是一種生態預警式震懾，也是一種發人深省的啟示。自然界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拯救全人類的命運必須建構生命共同體。艾米斯的后自然書寫展示了強烈的生命共同體意識，無疑對于當下生態文明建設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艾米斯；后自然；《倫敦原野》；生命共同體

0. 引言

20世紀后半葉以來，生態批評成為推動生態文明發展的重要理論范式。生態批評初期是以自然書寫為重心，隨后由平靜的荒野逐漸走向景觀城市，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進入21世紀以來，“從環境視角出發全面探索人類生活經驗的各個方面” (Adamson et al. , 2009: 6-7)，成為生態批評理論在當下的最新發展，一定程度上孕育了后自然文學。如果說 “自然文學是以文學的形式，喚起人類與生態環境和諧共存的意識，激勵人們去尋求一種高尚壯美的精神境界，同時敦促人們去采取一種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造福后人的新型生活方式” (程虹，2011：23)，那么后自然文學主題則與之截然不同，它以 “毒物話語” (toxic discourse) 為特征，通過瘟疫肆虐、核泄漏頻發、霧霾爆表等觸目驚心的末世圖景，預警繁華城市景觀背后的深層危機——人類集體家園的荒蕪和生存意義的喪失，旨在叩問現代性進程中共同體精神的缺失，呼吁人類擯棄人類中心主義，建構生命共同體，以期實現整個地球生命的共同福祉。英國當代文壇巨擘馬丁·艾米斯 (Martin Amis, 1949— ) 的經典之作《倫敦原野》(London Fields, 1989) 全面而又深刻地展現出后自然世界帶給人類的預警與啟示，為透視作者的生命共同體意識提供了絕佳樣本。

關注生態是艾米斯文學創作的核心議題，無論是在他的紀實作品還是虛構作品中，都不經意間流露出對生態環境惡化的深切憂思，這正源于他對后自然世界的細微體察。小說《倫敦原野》較為集中地書寫了愈演愈烈的生態環境危機。盡管這部作品并非原創，是對英國女作家繆里爾·斯帕克 (Muriel Spark, 1918—2006) 的短篇小說《司機的座駕》(The Driver’s Seat, 1970) 的改寫，但它突破固有的寫作模式，融入時代癥候和擔當精神，一經出版旋即進入新書暢銷榜。國內外學界對這部小說的研究集中在后現代敘事藝術實踐，僅將環境描寫視為小說情節推進的背景，鮮有學者論及小說中的生態內涵。艾米斯別出機杼地在虛構的倫敦郊區謀殺案中，穿插了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探討，既打破了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界限，又達到大眾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統一。更為重要的是，艾米斯借助元小說結構和雜糅風格，將故事內外的惡劣自然環境交織在一起，敘事者和虛構人物都飽嘗環境惡化影響的身心之痛。因此，毒物話語影響下的生存現狀成為故事內外的雙重焦點，構筑了小說名副其實的 “后自然” 特征，成為馬丁·艾米斯 “病癥敘寫” 的時代力作。

1. 人與自然之殤:

毒物話語下生存意義的喪失

“后自然” 這一概念最初出現在美國著名生態理論家比爾·麥克基本 (Bill McKibben) 的 “綠色圣經”——《自然的終結》(The End of Nature, 2006) 中，意指我們習慣認同的原始性自然已不復存在，環境污染成為籠罩時代進程的陰霾，心靈與自然之間的交融消失殆盡，自然的療傷功能也悄然逝去。后自然概念契合了生態文學批評家對現實的關注，美國學者辛西婭·黛特靈 (Cynthia Deitering) 將這一概念移植到文學界，并用 “后自然小說” 一詞，豐富和拓展了生態文學研究的新領域。她認為，這類小說以毒物話語為主要特征，“準確地表達出污染深刻地改變了人類對地球的經驗” (Deitering, 2000: 196)，是全球生態環境惡化的理論詮釋。事實上，毒物話語的研究源于蕾切爾·卡遜 (Rachel Carson) 的綠色經典之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書中就毒物對生態環境的毀滅性破壞進行了開辟性研究，這一發軔之作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環境運動的日益高漲，毒物話語開始進入文學批評領域，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

英國文學畫卷中的倫敦書寫，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其田園派風格，那一片美不勝收的景色曾引人心旌搖蕩，那一方寧靜盎然的人間天堂曾令人陶醉悠然，時至今日，它依然引導著英國民眾對倫敦美景的無限想象。然而，在艾米斯的《倫敦原野》中，這樣的田園理想銷聲匿跡，他借反烏托邦想象，描述的是一個與此田園境界截然相反的瀕危世界——典型的 “后現代倫敦景象” (楊金才，2009：60)，字里行間透露出一種凄涼的末世情結。小說的背景設置在上個世紀末的倫敦，這幅末世圖景涵蓋生態惡化、核污染以及隨之引發的人類文明的塌陷。小說的開端寫道：“倫敦成為化膿的、充滿瘟疫的、死寂一般的世界。” (Amis, 1989:2) 這一觸目驚心的后自然世界，直接導致的是人類生存意義的喪失，小說中的人物成為 “異化” 的畸形人，正如評論家所言：“艾米斯筆下的倫敦毫無天堂的蹤影，整個小說是一個充滿暴力的扭曲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天真、友愛，更沒有任何人類情感之體驗。” (Gores, 2009: 179) 艾米斯明顯繼承了艾略特的荒原思想，他以犀利的筆鋒，刻畫出當時都市生活中的生態惡化、精神頹廢、卑劣猥瑣及道德淪喪。小說雖然描寫倫敦，但映照的卻是整個世界的未來，以濃縮的形式透視了全球現代化進程導致的喪失自然的現狀，預示了人類 “田園理想的轟然塌陷” (Dominic, 2002: 203)。

整個小說的故事情節以一位初到倫敦的美國作家薩姆·楊的敘述為主，他荒誕離奇的敘述、令人匪夷所思的行為，表面上勾勒了一場倫敦郊區謀殺案，實則別具匠心地呈現出毒物籠罩下的后自然世界。核污染是毒物話語中的一個重要主題，這與當時的冷戰核競賽全球背景和核泄漏事件密不可分。為了獲取研制核能的原材料，本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結晶的鈾礦，被各國肆意開采用來發展核工業，他們不惜以毀壞山林、犧牲人類賴以生存的大自然為代價，造成自然終結、生態惡化。雖然 “在通常情況下，核危險看起來不同于其他類型的對生命形式和生態系統構成的威脅，可是事實上，核危害卻是生態危機的最核心的部分” (麥克基本，2002：63)。與此同時，在核試驗過程中，核污染和次生污染帶來的危害駭人聽聞。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妮古拉在談到比基尼 (bikini) 的詞源時，以平靜的口吻表達了對比基尼的憎恨，因為這一詞匯背后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比基尼一詞與馬紹爾群島的比基尼環礁有著潛在關聯，1946年到1958年期間，美國政府在那里聚集了最有天賦卻最殘忍的專家，進行了60多次核試驗，持續擴散的核輻射扼殺了這座無辜群島上原本欣欣向榮的生命世界，無一幸免。20世紀80年代，全球范圍內的核競賽愈演愈烈，各國都在竭力制造、儲藏核武器，核污染、核輻射和核泄漏事件多次被推到輿論中心，艾米斯在小說中對核污染的書寫正是對當時核軍備競賽的強有力批判。

除卻核污染導致的環境惡變，核武器的生產與研制過程更令人生畏，相比戰爭中的顯性傷亡、流血，這一過程對參與其中的技術人員的隱性傷害卻更殘酷，它扼殺人類生命又毀滅一切希望。因為核輻射的有害物質堆積在人體組織內部，“甚至進入到生殖細胞里，以至于破壞或者改變了決定未來形態的遺傳物質” (卡遜，1997：7)。小說中，隱性的核輻射傷害直接導致了薩姆·楊對生活的徹底絕望。他暫居倫敦從事文學創作，卻才思枯竭，身患癌癥20年之久，又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雖然艾米斯并未直接指出他患病的原因，但卻耐人尋味地寫出他的父親、弟弟皆因放射性元素導致的癌癥撒手人寰。他的父親是一位高性能炸藥和原子能工業放射性元素研究專家，從事放射性元素钚的提煉工作，钚元素是核工業的重要生產原料來源，是原子彈內核的重要組成部分，產生劇毒，其持久的放射性污染，不僅損傷遺傳因子，而且誘發各種惡性腫瘤，嚴重危害著人類的生命與健康。除卻對身體的損傷，核陰霾對于人類的精神傷害也在小說中被刻畫得淋漓盡致，潛在的核焦慮使得薩姆·楊的語言行為明顯具有精神分裂癥的特征，他視周圍的每一個人為無情的殺手、邪惡的化身，他自閉、瘋癲又耽于怪誕的幻象和錯覺，逃離現實生活，成為身心俱受核毒害的典型犧牲品。

毒物話語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工業污染。宇宙中各種不同形式的生命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通過錯綜復雜的有機生物鏈緊密聯系在一起，維持著生態平衡。然而，史無前例的工業化進程制造了形形色色的垃圾，“它們超出了人類自身的處理能力，也超出了大自然的降解能力” (田松，2016：34)，變身為各式各樣的毒素，參與到大自然間的物質循環之中，成為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小說中敘述者薩姆·楊語重心長地指出，“垃圾是倫敦的特色” (Amis, 1989: 34)。當消費時代來臨，消費控制著我們整個生活，垃圾也充斥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恰如評論家勞倫斯·布伊爾 (Laurence Buell) 所言，“垃圾已成為消費時代的象征” (2015：61)，除卻垃圾中的毒素輕易地進入土壤、水、空氣和食物鏈中，無法分解的化學劑滲入土壤，土壤本身根本無法吸收和溶解，勢必造成土壤酸化或被化學藥品侵蝕而變成廢土。清潔的水源也不例外，小說中妮古拉每天習慣性地打開水龍頭，“至少必須把水放掉十分鐘，它才嘗起來沒有醬油的味道” (Amis, 1989: 211)。空氣污染更是小說中的每個人物由表及里感受到的痛楚。艾米斯不僅描繪了污染對人類的影響，他筆鋒一轉，將讀者的注意力切換到一只顫巍巍、病懨懨的松鼠身上。無疑，自然中每個生命的遭遇都是對目前人類生存狀況的預警。被污染的土地、水源、空氣和病入膏肓的松鼠，正是未來被卷進瘟疫、海嘯、洪災中的人類世界的真實寫照，它們在用生命預演著人類不久之后的未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艾米斯通過對后自然世界的摹寫，清晰地展現出核污染、工業污染對人與自然的巨大危害，毒物話語下自然對人類的特殊意義已經不復存在，更為可怕的是，如若沒有自然的支撐，人類就無法擁有精神上的支撐，所以，無論是文中因美國核試驗影響而身患癌癥，在倫敦尋求精神慰藉的作家，還是因環境惡化而深度焦慮的普通民眾，他們代表的都是因環境問題而躁動不安的現代人對自然的渴望與追求，以撐起生存的意義、實現生命的價值。

2. 城市景觀之思:

擴張的城市與消失的自然

一直以來，城市被界定為現代文明的產物，與自然世界形成對立。因此，在文學創作中，城市書寫與自然書寫壁壘分明。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城市與自然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潛在關聯：一方面，城市文明不可避免地與自然形成競爭，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對自然的征服，成為征服自然的強勢話語；另一方面，城市是物質世界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與自然之間并非一種絕對的對立關系，而是一種 “亦此亦彼” 式的復雜關系。后自然小說顛覆了以自然為中心的書寫模式，打破了城市與自然對立的二元范式，開始探索城市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的確，與自然迥然不同，城市是消費之所，并非生產之源，當城市開始大規模擴張，購物中心平地而起，五彩斑斕的景觀世界背后是急速消失的自然，不僅如此，城市恣意消費的結果更令人唏噓，垃圾傾倒場呈幾何級數增長，而與城市擴張和消費如影隨形的是自然被掠奪、侵占、吞噬。曾令人嘆為觀止的壯麗自然如今面目全非，曾經喚起靈感、撫平創傷的秀麗山川，如今成為滿目瘡痍的破碎河山。自然界的改變速度與人類對咄咄逼近的環境壓力的回應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自然與城市對立實質上反映了現代大都市和工業化生活方式的危機。

城市與自然之間的復雜關系首先體現在艾米斯精心設計的題目上。小說提綱挈領式的題目 “倫敦原野” 看似簡單，卻暗含著深刻蘊意。“倫敦” 與 “原野” 兩者之間并無任何直接聯系，“倫敦” 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國際都市，是人類文明史上的輝煌成果之一，“原野” 代表的是原始的自然世界，兩者之間的強烈反差引發讀者深度思考。象征文明的倫敦都市與象征自然的原野被生硬地并置在一起，構成一個極致的悖論，看似無意義，實質上直接暗示出小說中的重要主題，與作者在文本中反復強調倫敦已無原野前后呼應。城市與自然的關系這一線索明斷暗續、渾然一體，隱含的是城市文明的發展勢必抹去自然的地位，整部小說的悲愴基調油然而生，滲透著作者對失去自然的無奈慨嘆與尋歸自然的強烈渴望。艾米斯曾這樣解釋選擇這個題目的原因，“它在字里行間流淌、喘息，甚至是試圖展現自己” (Amis, 1989: viii)，由此可見，“倫敦原野” 并不是實際場所，而是一種象征意義，是作者潛心布置、細化、濃縮在文本中的主題。倫敦大學學院教授約翰·薩瑟蘭 (John Sutherland) 也指出，這個題目暗示著 “工業化的倫敦毀掉了原野” (Amis, 1989: 4)。因此 “倫敦原野” 這個題目無論在哪個層面上，都潛在地傳達出作者對倫敦現代化進程的深刻反思，體現出作者對原始自然的留戀，對倫敦現代都市文明的拷問。

其次，小說中虛實相交的手法進一步彰顯了作者對城市與自然關系的探索。小說的文本世界雖然是作家的虛構，卻是作家內心世界的外在表征。位于倫敦東部的哈克尼區是現實中的倫敦原野，當艾米斯著手創作《倫敦原野》這部小說時，這是他當時每天上班的必經之路。倫敦原野 “這個地方可以追溯到16世紀，那時候整個地區都是原始生態牧場” (Richard, 2012: 255)。倫敦當時正在經歷 “紳士化” 進程，格式化的建筑取代了多樣化的自然，倫敦原野被改造成一個公園，內有現代化的棒球場，附近則被混凝土構建筑、擁擠不堪的交通樞紐和酒店等城市景觀代替。倫敦原野的今非昔比是倫敦紳士化進程的典型縮影，整個英國的紳士化進程絕不僅僅局限于倫敦原野這一區域，艾米斯借薩姆·楊表達出頗具啟示性的洞見，將倫敦比喻為 “下水道” “酒館” 和 “一片死寂的沉睡之城”，形象地刻畫出后自然籠罩下倫敦失去生機活力、欠缺景致的真實狀況，喪失自然的城市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不再是人類棲居的理想之所，這也正是薩姆·楊對舊時倫敦原野無限眷戀的重要原因。

倫敦的整體環境每況愈下，當薩姆·楊漫步在倫敦的街道上，映入眼簾的要么是拆遷又重建的道路，要么是停滿車的公共街道，廢棄的電話亭被充當為臨時小便池或者非法交易場所。人類犧牲大片原野換取的是充滿毒物的現代化設施：充滿乙烯基的機場、高速公路、膠囊酒店以及大型商場等。城市的面貌日新月異，而繁華城市背后是自然的缺失。城市發展過程中使用的混凝土、鋼鐵、路面的硬化等建筑原材料，城市運轉過程中使用的各種能源，無一不是源于對大自然的掠奪。頗具反諷的是我們失去自然的同時獲得的并非舒適與愜意，相反，生活環境卻愈發惡劣，水泥澆筑的高樓大廈遍布于城市，后自然世界不可避免地改變著我們對真實自然世界的感知，回歸自然成為人類遙不可及的彼岸。

城市在后自然環境下的悲慘遭遇，折射的是艾米斯對于城市與自然互動關系的深度思考。城市擴張的背后是自然世界的驟然減少、生態環境的急速惡化，而生態災難的始作俑者，是人類對現代化進程中環境危害的集體無意識。當人們借發展之由加快都市化進程、忘乎所以地狂歡于五彩斑斕的城市，理所當然地消費城市，人們淡忘了城市是建立在對自然的毀滅之上，城市運轉與消費源于對自然的無限掠奪。城市與自然的割裂葬送的是城市文明，倘若人類為了發展城市而不尊重自然甚至毀滅自然，那么人類勢必失去自然對城市源源不斷的供給。如果不解決生態環境議題就指望解決城市發展問題，這絕對是不切實際的幻象。對城市與自然之間互動關系的關注，能夠增進人們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作者也在后自然文學中融入了救贖自然和城市發展的理想路徑。

3. 救贖之道:

構建生命共同體

毋庸置疑，《倫敦原野》為整個人類世界奏響了一曲生態悲歌：酸雨、霧霾、潔凈水源消失、全球變暖、臭氧層破壞等環境惡化，而這一切改變的不只是自然，人類、動物和其他生命都逃脫不掉注定的悲劇。后自然世界下的現實是一種預警：人類目前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最終葬送的是包括人類自身在內的整個自然界。然而，后自然世界現實對于人類又是一種深刻的啟示：人類與自然界是互相依存、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 “人類不是獨立于自然和不同于自然的，自然不是沒有內在價值的” (Theresa, 2013: 47)。生命共同體的建構需要人類對自然的情感傾注，人類必須將自然視為具有主體性的存在，善待和愛惜生命，才會敬畏自然，因為自然正像人類一樣也有生命，整個地球上的存在物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生命共同體。在這個互相依存的共同體內，任何一種生命存在的變化都會影響其他生命存在，生命共同體之間息息相關的聯系構成了人類世代繁衍和賴以生存的根基。

艾米斯對共同體的情感首先投射在星球層面，“地球的行為就像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 (斯普瑞特奈克，2001：47)，她有生命，也會積勞成疾，只因人類對她愈發麻木的情感。小說中薩姆·楊在生命垂危之時，道出了他長久以來的思考，“愛之死導致整個星球不可思議地突然衰老。如果將整個星球的壽命想象成一只伸展的手臂：只需對著中指輕輕一剪就抹掉了人類的歷史。人類存在的時間的確很短。然而我們卻讓地球滿鬢白發。看似她擁有永久的青春，其實不然，她瞬間衰老，如癮君子，像無蠟的蠟燭。上帝啊，你最近見過她嗎？過去我們從未意識到地球母親也有生命，正在老去，也會消亡。過去我們忽略它活生生的歷史，但是現在我們互相依存、休戚相關” (Amis, 1989: 215)。這是作者對于人類中心主義的強烈譴責，在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 人類將倫理原則、博愛精神僅局限于人類世界，排斥了與自然世界的關系，人類的價值和經驗認知成為世界發展的圭臬，忽略了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存在，導致了她必然的反生態內涵。由此，人們慢慢滌除了對自然的 “敬畏”，自然成為他者，以至于近代以來，“自然不再是一個有機體，而是一架機器：一架按其字面本來意義上的機器，一個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設計好放在一起，并被驅動著朝一個明確目標去的物體各部分的排列” (柯林伍德，2006：6)。人們并沒有意識到自然、宇宙和星球都是生命，毫無節制地對自然開發必定覆水難收，因為 “物質不變，能量守恒，資本的增值，歸根結底要整體地球的生態為之付出代價” (田松，2016：211)。彰顯人類的自我價值不是征服、蹂躪自然，而在于對地球的責任與守護。

為了進一步闡明生命共同體構想，艾米斯通過小說敘述者的回憶，將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一個 “復魅” 的自然，清晰地展現出來。“我閉上眼睛或者睜開眼睛，我都能看到那片公園和那斜坡上的鐵路。那里的植物是濕潤的、無害的，那里的天空明凈湛藍，那種場景真像是一本兒童讀物中描述的天然美景。郵遞員帕特叔叔駕著他的郵車：郵遞員和他那黑白相間的小花貓。這一切都在歷史之外，牧師、未婚女子、公園、花園……, 還有遠方那起伏的峰巒疊嶂” (Amis, 1989: 350)。顯然，這樣的美麗圖景延續了自然文學的主旨，將讀者帶入原始自然的畫面，它并未與世隔絕，而是情景與心靈交融，是作者想象中的生命共同體的語言表征，它以田野為參照物，寥寥數筆揭示出整個生態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在這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圖景中，人類、動植物、山川、河流等都融為一體，共同棲居于生態圈這個大家庭中，大自然向人類饋贈所有，人間的友愛灑向自然萬物，人類融入遠遠超越自身的博大自然世界，人與自然界這種無處不在的互動正是生命共同體存在的前提。這是對 “復魅” 自然的闡釋，是地球上生命之間相互作用、共生共榮的外在表征，它們構筑成一個欣欣向榮的地球生命共同體。這幅圖景使作者的生態整體觀、生命共同體精神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詮釋。

不言而喻，在《倫敦原野》中，艾米斯通過 “后自然” 世界與 “復魅” 的自然的鮮明對比，與小說的題目遙相呼應，彰顯出作者寫作背后的原因與意圖。這一幅虛構的后自然世界，是對人類喪失生態家園的絕境的寫照，是人與周圍自然界破壞性斷裂引發的必然苦果。艾米斯通過痛切心扉的后自然世界，激發人類對現代文明進程的深刻反思。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生態系統本身，而在于人類狹隘的倫理觀深陷歧途。長期禁錮西方哲學界的二元對立思想規定了人與自然的主客體關系，近代機械論世界觀又視自然為毫無生命的物質世界，同時，恰遇西方工業革命的浪潮，這一切都順理成章地促成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猖獗，并且人類在這一誤區中愈陷愈深。要還原一個 “復魅” 的自然，首先必須堅決抵制人類中心主義， 建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整體觀。生態整體觀的具體體現則是生態的主體間性思想，也是建構地球生命共同體精神之所在。因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命運彼此息息相關，如果人類只將生存問題縮小在自身層面，與土地、水、空氣和植物等自然環境無關，人類社會將不可能持續發展。只有恢復人與自然豐富多樣的真實聯系，建立一種人與其他生命之間平等互愛的道德倫理觀，才能實現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共存共榮。

4. 結語

雖然相對小說中的情感倫理、家庭倫理等顯性主題，小說中的環境描寫隱含的生態倫理確實屬于隱性主題，但這也正是作者對人類環境無意識的一種鞭撻。潛隱的環境污染書寫恰如毒物對人類自身和生存環境隱蔽的、但卻絕對足以致命的危害，最易在人類享受物質文明帶來的極大誘惑時，由于集體無意識而被忽視和忘卻。《倫敦原野》是一部生態預警之作，它表面上書寫后自然世界，深層意義上審視的是文明與自然的悖論，探尋我們與自然相處的理想方式，“我們不得不尋找一個新的、理解我們的自然的方式，理解與我們所存在的這個自然界和其他物種之間的關系” (Spretnak, 1991: 2)。艾米斯在后自然世界中，窺見的不只是毒性、廢物、水污染、惡劣的空氣、霧霾、物種瀕臨滅絕以及人類精神世界的塌陷，他同時呈現給讀者的是，自然界是一個互相聯系的有機整體，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并非 “我與它” 式的關系，相反是 “我和你” 式平等的關系，拯救自然必須抵制人類中心主義，以一種生命共同體精神來實現地球生命圈的共生同榮，從而開啟自然由 “祛魅” 向 “復魅” 轉變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