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章太炎先生的嫡孫章念馳先生將自己收藏的最后一批珍貴文物，捐贈給了余杭市章太炎故居。這不是這位老人的第一次捐贈。在章太炎身后，留下了大批珍貴的手稿、信札、書法、圖書、碑帖，其中不乏國家一級、二級文物。這批重要的歷史遺產，經由章念馳與章氏后人的數次捐贈，保存在杭州章太炎紀念館和余杭章太炎故居兩地。在這批新捐贈的文物中，有一幅章太炎先生手書的大字——“子其艱貞”，格外引人矚目。

初見這四個字，便讓人震撼不已。章太炎長于篆書，但很少有榜書之作，這幅字卻是例外。每字在一百三十厘米左右，運筆厚重，結體端嚴，齊整的篆書中蘊含雄放之勢，頗有淵渟岳峙之感。就文字而言，這四個字亦有些難認——前三字為《說文》籀文的寫法，“貞”則為周代金文的寫法。章太炎是“小學”巨擘，善用古字，對此自然信手拈來。他選用筆畫繁復的字形，一則便于榜書結體，二則更為古雅美觀，但對今人來說，卻難免有些陌生。

何謂“子其艱貞”？它典出《周易·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明夷是艱難中的一卦，其象“離下坤上”，離卦喻指太陽，坤卦喻指大地，太陽沉落在大地之下，正是漫漫長夜的開始，也就是所謂“晦其明也”。暗夜之中，君子的立身之道在于“能正其志”。貞者，正也；貞者，定也。守正不移、堅定無悔，體現出艱難困苦中的堅剛操守。中國古人多以“明夷”指稱憂患之際，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便是典型之例。《周易·系辭》中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患是一種深沉的責任，一種自覺的擔當，“艱貞”正是憂患精神的體現。

“艱貞”是在憂患中堅守正道，“子其”中的“子”指的又是誰呢？是章太炎的夫子自道？還是對后人的勸勉期待？我們認為，二者當兼而有之。章太炎在《自訂年譜》中說：

余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于憂患者多。自三十九歲亡命日本，提獎光復，未嘗廢學。東國佛藏易致，購得讀之，其思益深。始治小學音韻，遍覽清世大師箸纂，猶謂未至。久乃專讀大徐原本，日翻數葉，至十余周。以《說解》正文比校，疑義冰釋。先后成《小學答問》《新方言》《文始》三書，又為《國故論衡》《齊物論釋》《訄書》亦多所修治矣。

這段自述可謂章太炎的學術總結。在他看來，自己治學雖得益于樸學傳承、師友探討，但“憂患”始終是學術思想的根本動力。憂患有大小之別，自大處而言，風雨飄搖、苦難交加的中國近代史，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憂患；自小處而言，七被追捕、三入牢獄的革命生涯，是章太炎自身的憂患。他的學術研究與思想探求，在國家和個人共同的“艱”難之際，展現出堅“貞”守正的錚錚風骨。

章太炎的學術以“小學”為根基。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容易陷入饾饤瑣屑，清末以來，繁瑣的考據之風日盛一日。章太炎的“小學”則一反其道，注重語言文字體系與科學學理的建構，正如黃侃所言，這是一種“系統條理”的學術境界。在《小學答問》《新方言》《文始》這“小學三書”中，章太炎建構起貫穿漢語漢字源流演變的語言文字統系，這讓他的“小學”超邁前人，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語言文字之學的奠基。

在“小學”背后，更是章太炎深沉博大的文化憂思，讓語言文字具有了革命性的精神內涵。在1906年的《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中，他大聲疾呼，“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語言文字是“國粹”的根基，深入理解漢語漢字的統系與優美，自然能激發“愛國保種的力量”。想要滅國亡種，也先要改易其語文。因此，面對《新世紀》雜志鼓吹以“萬國新語”取代漢語的觀點，章太炎與之展開激烈論戰：“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為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為奴虜而不復也。夫國于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在“小學”的深湛研究中，蘊含著對中國文化的責任與深情。

章太炎的思想以“玄學”致廣大。在《齊物論釋》《國故論衡》《菿漢微言》等著作中，他將莊學、唯識學、華嚴學統合為一，建立起以“自在平等”為主旨的哲學體系。齊物哲學素來難解，但倘進入章太炎哲學的深處，也能看到其中鮮明的憂患意識。他化用《系辭》之語，概括《齊物論》的思想特點，“作論者，其有憂患乎？”齊物哲學的憂患是雙重意義上的，一方面是對列強侵略下中國現代命運的憂患，通過對“文明論”的徹底反思，走向民族的自由獨立。一方面是對全人類的被壓迫、束縛的歷史命運的憂思。“茍專以滅度眾生為念，而忘中涂恫怨之情，何翅河清之難俟，陵谷遷變之不可豫期，雖抱大悲，猶未適于民意。夫齊物者以百姓心為心，故究極在此，而樂行在彼。”在章太炎看來，無論多么高妙精深的哲學思考，如果忘卻了人類當下的苦難——“中涂恫怨之情”，終究不是第一義的。因此，齊物哲學的真諦考索與俗諦關懷密不可分，都指向了“以百姓心為心”，指向了形而上意義上的自由平等的價值建立。在章太炎的哲學思考中蘊含濃郁的悲憫之心，這種悲憫關乎中國的現代命運，也關乎人類根本性的存在處境。

無論“小學”還是哲學，憂患意識都是章太炎學術思想的內在動力。這種憂患是民族性的，也是普遍性的，讓他的思想世界具有了全面的現實關切。正因如此，“子其艱貞”可以理解為章太炎一生學術思想的總結。縱覽其生平，從清末革命到日寇侵華，他始終生活在動蕩而憂患的時代，但正是這樣的“艱”難歷史，為他的學術思想賦予了堅“貞”不渝的底色。

當然，“子其艱貞”也是章太炎對后來者的期許。這一期許既是學術上的，也是人格上的。1935年，抗日戰爭即將全面爆發，章太炎反復提倡《春秋》大義：“自有《春秋》，吾國民族之精神乃固，雖亡國有屢，而終能光復舊物，還我河山。此一點愛國心，蟠天際地，旁礴郁積，隱然為一國之主宰。”在經學講習中激發磅礴的愛國之心，這正是國家憂患中最根本的守正之道。1936年，章太炎溘然長逝，在遺囑中說道：“凡人總以立身為貴，學問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貴而驕矜，因貧困而屈節。……入官尤須清慎。若異族入主，務須潔身。”叮囑后人的首要之事，便是一旦國家不幸，“異族入主”，必當潔身自持。也許，“子其艱貞”這幅晚年巨書，正是他留給后人的期許與囑托。

令人敬佩的是，在章念馳先生身上我們也看到了這份“艱貞”氣象。雖為名人之后，但在特殊的時代中，這個身份并不輕松。在他的回憶文章中，記錄了年少時讀書的艱難，也記下了傳承、弘揚章太炎學術的重擔——無論是對章太炎文獻的編纂，還是對章太炎研究的推進，章念馳先生都是這一領域中的重要學者。這份成就并非源自“出身”加持，更源自他一生孜孜不倦的努力。作為章氏后人，他不求名利，無私捐獻，充分詮釋了章太炎《遺囑》中“立身為貴”一語。在最近的這次捐贈中，他提出了“以捐助研”的新理念，通過余杭政府設立獎金，支持《章太炎研究》集刊及相關學術會議，推動“章學”的不斷發展。他特別強調，希望自己的捐贈不僅是在故居“藏”起來，更能為廣大學者研究所用，更可謂苦心孤詣。

章太炎的學術思想代代相傳，“艱貞”的人文精神亦傳承不已。我們雖遠離了“艱”的時代，但如何在順境中自我貞定？這也是對當代學人的新考驗。無論如何，堅持學術的求真與廣大，把握學術背后的時代關切與歷史責任，擺脫功利和私欲對學術公心的干擾，都是“子其艱貞”帶給我們的啟迪。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國文字整理與規范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