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日本當代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死訊由日本媒體爆出，事實上，大江于3月3日便已過世。

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日本文學研究分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邱雅芬教授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大江的葬禮采取了“家族葬”形式。“這是一種事先不對外公開的小范圍告別葬禮，葬禮結束后才廣而告之去世消息。”

在邱雅芬看來，用“左翼進步作家”之名框定大江健三郎太過籠統。“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非常強大，大江先生生前一直被他們騷擾。但不能說右翼反對的，就是左翼。我也注意到一些媒體在報道時，稱大江為‘存在主義’作家。事實上，大江前期是有明顯模仿薩特文風的痕跡，但在后來他同薩特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他也沒有承認過自己是存在主義作家，自認是日本‘戰后派’文學的繼承者。”

“在我看來，大江是一位敏銳的思想型作家，像他這樣有覺知力的作家，在戰后的日本是不多的。而且他在作家里又屬于高壽，戰前出生，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看到了戰后日本社會到今天的發展變化。他對戰后日本政府把自己完全包裝成‘受害者’，甚至搪塞推卸戰爭罪責和責任，一直有著深刻的洞察和批判。”邱雅芬教授說。

“我還想自我糾正一點。大江是1935年出生的，九·一八事變已經爆發，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后，迅速扶植起偽滿洲國。現在我們國家的歷史表述已經將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戰，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一直沒有停止過。所以，大江應該是在‘戰時出生’。日語中原來有戰前、戰時、戰后三種表述方式，但后來就把‘戰時’悄悄抹去了，也讓很多學習日語的人們忽視了這一點。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對外的侵略擴張就沒有停歇過。”

“他有清醒的覺知，并力圖揭示事實真相”

2000年，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六年后，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之邀來到中國。

“這件事當時是許金龍先生親力親為力主的。大江在外文所做演講的時候，莫言也在現場。兩位作家保持過書信往來，大江后來訪問山東高密，專門去看了莫言的家鄉。我當時不過三十多歲，剛從日本留學歸國不久，但從大江的眼神中，就能看出他和大部分日本人不太一樣，十分冷靜和敏銳。他對于時代抱有一種天然的冷感，所謂思想者的孤獨，在他身上表現得十分明顯。”

“戰后日本政府沒有真正反思，反而極力掩蓋、粉飾他們的戰爭罪行。川端康成不管在戰前還是戰后，都是同日本政府緊密配合的，實際上也是在幫助抹去這段記憶。包括井伏鱒二，他也是一位文筆了得的作家，代表作《黑雨》是部描寫日本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名作，日本人由此獲得了一張全球暢通的‘戰爭受害人’名片。廣島和長崎（被投擲原子彈）當然是日本的民族創痛，但日本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

“大江健三郎一直同日本政府保持著距離。他有清醒的覺知，并力圖揭示事實真相。但大江的文字比較艱深，代表作《萬延元年的Football》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代表作，可很多日本人就是讀不懂。日語的句子是通過中間的助詞連綴在一起的，這樣一個日文語句實際上可以無限延展下去。1967年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標志著大江在文學創作上的成熟，書中一句話常常就有三四行那么長，很多還是一句套一句的復合句。”邱雅芬教授說。

當地時間2015年5月25日，法國里昂，2015年國際小說論壇，日本作家、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發表演講。

“當時就有人問大江健三郎為什么要寫這么難懂的句子？他的回答是，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再被日本的年輕人帶上戰場。在二戰期間，很多日本軍人是拿著《源氏物語》等小說走向戰場的。大江就是想用這樣的文字來造成一種語言的疏離感和陌生感，以此抨擊日本社會。”

“當然，大江健三郎在思想上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他22歲便踏上日本文壇，被譽為‘學生作家’，可謂年少得志、順風順水。”1960年，日本國內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抗議美日新安保條約游行示威運動。同一時期，大江健三郎正作為日本文學代表團中最年輕的作家第一次訪華。在中國，他也參加了聲援日本民眾的抗議，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親切接見。

“1963年之于大江而言，是不平靜的一年。他的長子在這一年出生，孩子是個先天的殘疾，這對他打擊很大，甚至一度想要自殺。后來他為了超越這種痛苦，就去了廣島，想體察那里更多人的痛苦。我們可以從他前后兩部‘筆記’窺見變化。1965年出版的《廣島筆記》奠定了他成為大文學家的地位，書中飽含著他對同胞遭難的同情，和當時以及以后大多數的同類作品沒有二致。而在1970年出版的《沖繩筆記》中，他對戰爭的反思有了明顯的升華和超越。”

《沖繩筆記》的出版，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巨大的爭議。書中詳細描述了沖繩之戰末期，幾十萬日本軍民集體自殺事件。大江認為在沖繩之戰（太平洋戰爭期間，美軍于1945年3月至6月在沖繩島對日軍實施的登陸戰役）中，當地軍民是迫于日本軍方的命令，才選擇集體自殺的。在那場悲劇中，大約有20萬日本軍民自殺，其中座間味島和渡嘉敷島的居民有430多人集體自決。時任座間味島日軍指揮官的梅澤裕等人以上述表述不實并造成當事人名譽受損為由，于2005年7月將大江健三郎及出版社告上法庭，要求停止出版并賠償名譽損失。

“大江為此吃了官司，這場訴訟直到2011年才以他的勝訴告終。另外，雖然有說日本是在1895年《馬關條約》中，攫取了第一塊殖民地臺灣島。但在此之前，日本就已經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吞占了琉球王國，也就是后來的沖繩縣。所以大江寫《沖繩筆記》，無疑挑動了日本社會敏感的神經，必然為日本右翼勢力所不容，認為他污蔑了日本的歷史，讓他滾出日本。”

“他的獲獎，是邊緣對中心的勝利”

“日本的侘寂美學自有其根底和源流。但在戰后，這種美學裹挾著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實際上成了一種美化后的包裝，進而成為日本右翼勢力洗清自己帝國主義崛起時血腥殘暴真相的工具。而我們恰恰要警惕的是，在這種‘審美式日本’的背后，它血腥的殖民史和種種戰爭罪行。在這一點上，大江是非常冷靜客觀的，他一直在窮追不舍，追蹤揭示這段歷史的真相。”

“在上世紀90年代，關于日本文學，西方學者一般是把川端康成、井伏鱒二這樣的日本作家放在一起思考，認為他們的作品風格、調性都比較接近。而大江健三郎和安部公房則被放在另一組。大江和安部是東京大學的校友，但他們對東京這座城市以及日本政府，畢生都保持著一種審慎的疏離。”

“日本是個島國，四個大島本州、九州、四國和北海道。東京在最大的那個島本州上，而大江的故鄉則在最小的那個島四國。雖然日后大江一直在東京生活，但始終保持著自己四國的身份。在他筆下常常出現一對概念：邊緣與中心。我想這也是為什么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大江本人給出的解釋是，這是邊緣（文學）對中心的勝利。”

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諾貝爾文學獎后，還曾表示：“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這個殊榮非他莫屬，而不會是我。”就此，邱雅芬介紹說，戰后日本出現了“戰后派”作家群體。“安部公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原籍北海道，隨著父親‘移民開拓團’來到中國，從小在沈陽長大。在沈陽讀完小學、中學后，考上東京帝國大學，這才回到日本。安部可以說是個天才，他在帝大讀的是醫學系，理科特別是數學也非常好。畢業時校方給他的意見是：可以給你畢業證，但終身不得行醫。”

“這正好遂了安部想當作家的心愿。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道路盡頭的標志》就被評論界譽為‘劃時代的事件’。事實上也是如此，安部的英文水平同樣出眾，是當時日本作家中鮮有的能和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學保持同步的人。而且這個人還是個全才，上世紀80年代就用電腦寫作，除了寫小說，舞臺劇、電影、電視、攝影、賽車，甚至還搞發明創造。要不是1993年因為突發顱內出血去世，他真的可以說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爭奪者。”

至于大江健三郎作品在中國的傳播。邱雅芬回憶說，1960年大江隨團訪華后，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主辦的《世界文學》雜志就對他有過介紹。“1960年6月，《世界文學》刊登了大江撰寫、梅韜翻譯的《新的希望的聲音》，表達了他反對美日新安保條約的決心。之后國內學界、出版界并沒有保持對日本當代文學持續的關注，這在改革開放后自然有所改觀。大江再次進入國人的視野，主要還是在1994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

“這里面許金龍先生厥功至偉，而我只是在小說史、譯序中寫過大江先生。我對他的風骨是非常推崇的，他是一位冷靜、理性的作家，能夠客觀地面對歷史，而這是今天很多日本人不愿面對、不愿想起的。其實，與其說是獨立，毋寧說他是一位‘孤獨’的作家，且欣然保持著‘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