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翻開中國現代出版史冊，張靜廬（1898—1969）這個名字很響亮。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學出版熱潮中，張靜廬先任職于出版創造社書刊的上海泰東圖書局，接著參與創辦光華書局、現代書局和上海雜志公司等公認的上世紀20至30年代新文學出版重鎮，干得風生水起。他后來又以一人之力，主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卷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四卷本）和《中國出版史料補編》三部大書，它們至今還是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史和出版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張靜廬對新文學進程的杰出貢獻，還可舉一個更具體的例證。1932年5月，張靜廬抓住“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被炸，權威的《小說月報》停刊，上海的新文學雜志出版出現空檔，當機立斷，創辦了《現代》月刊。邀請不左不右的施蟄存出任《現代》主編，又是張靜廬的一著妙棋。張靜廬這個創意果然獲得成功，《現代》取代《小說月報》，很快成為當時上海乃至全國最前衛影響最大的大型新文學雜志。而魯迅的名文《為了忘卻的紀念》得以在《現代》1933年4月第2卷第6期發表，也是張靜廬最后拍板的，當事人施蟄存對此有詳細的回憶：

我看了這篇文章后，也有點躊躇。要不要用？能不能用？自己委決不下。給書局老板張靜廬看了，他也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才決定發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杰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犯禁的字句，在租界里發表，頂不上什么大罪名。（施蟄存：《沙上的腳跡·關于魯迅的一些回憶》）

張靜廬之所以對新文學出版情有獨鐘，當然與他自己喜愛新文學密切相關。年輕的張靜廬也曾嘗試新文學創作，手頭有一本1926年11月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初版的《落英與狂蝶》，正是張靜廬的少作。

《落英與狂蝶》收入《邂逅》《訪英記》《墮落的開場》《悼楚白》四篇作品，守愚作序。書中文言的《訪英記》為“余”“乙丑年日記中之一頁”，其余三篇也都以第一人稱“我”出之，所以既可視為小說，也可視為散文，這是五四初期新文學創作常見的現象。書中最長的《邂逅》，寫“我”從上海回到家鄉寧波慈溪龍山鎮，不由得憶起十年前最初認識“她”，兩人第一次在一個“美的早晨”手拉手游春歡快“談話”的生動情景，再寫此次回來，在一個“星光也無力地在跳動”的夜晚，“我”與友人結伴觀賞社戲，不料“邂逅”已為人母的“她”，“她那十年來猶保其固有的美的流星般的眼波，也向我面上像電一般地閃過，面上頓現出驚疑的樣子”。但她“隨著她的舅父”，“我”只能“偷看”之，連“找一句話去問她的機會”也不可得。社戲散場，她悄然離去，只“回頭來看了我們一看，好像在那里微笑著，可是蒼茫的月光下，辨不清楚了”。五四青年對美好感情的向往和惆悵，用這樣含蓄的方式委婉地表達出來，青年張靜廬的文筆還是不錯的。

這本薄薄僅七十頁的《落英與狂蝶》，《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未列，北京和上海兩大國家圖書館也未藏，故有必要略為介紹。如要研究張靜廬其人其文，《落英與狂蝶》不能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