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閑來讀書，每每感嘆于當下圖書在文字上已不太考究，錯別字等等自不待言，有些書文筆不通，讀得吃力。由此我想到前幾年買過一套民國時代的語文課本，由開明書店出版發行，葉圣陶編文字、豐子愷繪插圖。雖然只是小學課本，但其中蘊含的傳統文化內涵，恐怕是如今的課本難以企及的。

想起開明書店，緣于春節前在福州路靠近河南中路西側，偶然看到一塊黃浦區文旅局掛的“黃浦區文物保護點”的牌子：開明書店舊址，地址是福州路268號和福州路272弄3號。這一段福州路的房子大多征收了，街上幾乎沒有行人和車輛。如果我沒有記錯，這里曾有一家名為“博印堂”的書畫文具商店，規模較大，我在那里買過毛筆和宣紙。弄堂兩邊還有一些個體書畫文具小店，門口擺放著廉價的折扇和筆記本。大名鼎鼎的“開明書店”舊址在這里？之前倒是不知道，看黃浦區文旅局的牌子是2017年掛的，或許掛得低調，也就沒有留意。

開明書店1926年8月成立，創辦人章錫琛是浙江紹興人，早在民國元年就開始從事出版事業。那一年，三十多歲的章錫琛在商務印書館擔任《婦女雜志》的主編，因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他在自己編輯的雜志上大談新的性道德，并開辦《新女性》雜志，被商務印書館解職。于是他另起爐灶，在寶山路寶山里60號自己家里辦起了一家獨立的書店，起名“開明”，這個名字由孫伏園所起，意為“開宗明義”，店標由豐子愷設計。由“開明”二字可以看到章錫琛的志向，他要辦的是開通、明智、有思想有態度的書店。因為本小利薄，在民國時代激烈的出版競爭中，開明書店一開始并沒有什么優勢，僅靠“開明”的態度是難以在商業上立足的。章錫琛和夏丏尊、葉圣陶等商量，找到了“以青少年學生讀物為出版重點”的方針，把目光投向青少年，他們花大力氣編寫各類課本，編著者多為學貫中西的名家、大家，自然廣受歡迎，闖出一條自己的路。

章錫琛的志向當然不止在基礎教育，開明書店也是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學術的重鎮。我看到一份材料，從1926年到1952年，開明書店共出版圖書1500種左右，其中文學書籍359種，約占出版社書籍出版量的24%，其中巴金出版18種居首，茅盾15種次之。人們熟知的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春蠶》，沈從文的《邊城》《湘行散記》等等，都是開明書店出版的。開明書店何以如此青睞巴金？巴金晚年這樣回憶：“我與他們并無特殊的關系，也沒有向書店老板或者任何部門的負責人送過禮，但這也可以說我和書店有一種普通關系，譬如，淡淡的友情吧。”

章錫琛是目光如炬的出版家，也是審時度勢的企業家。1949年上海解放，章錫琛經過認真研究，在解放之初就認識到“新聞出版事業是國家宣傳和教育的重要工具，不能像別種工商業那樣，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里長時期掌握在私商的手中……開明也不能例外”。1950年2月16日，開明書店董事會正式向出版總署報送《開明書店請求與國家合營呈文》，在國統區出版機構中第一個正式向政府申請公私合營，那一年章錫琛61歲。1953年4月開明書店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一段歷史宣告終結，到今年正好70年。章錫琛本人先后在古籍出版社和中華書局任職，1969年6月6日去世，具體原因沒有查到資料，只看到四個字：“含冤逝世”，如此而已。

離開福州路，忽然想起1926年章錫琛創辦開明書店是在寶山路的寶山里，湊巧幾天以后，我辦點事路過寶山路，特地去了寶山里。說起來，寶山里在我童年記憶中還是有印象的，記得當年坐18路公交車，到“鴻興路”站頭時，車就停在寶山里門口。寶山里2號，有五卅運動初期上海總工會的遺址，早在1980年就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為上海市級紀念地，章錫琛的家當時在寶山里60號，于是我到寶山里看了看，希望能找到一點歷史的遺跡。

寶山里的第一代石庫門建于1920年代，弄內2號為五卅運動初期上海總工會所在地。1932年，寶山里和附近的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等建筑共同毀于“一·二八”淞滬戰役的轟炸。如今看到的石庫門建筑是在原址另建的樓房，和原來面貌已有相當變化。

見弄堂大門沒有鎖，我推門而進，想看一看這條飽經滄桑的百年老弄堂。剛拍了兩張照，就過來一位身材魁梧的先生，嚴令我“走”。雖然我很想看看總工會舊址，也想知道開明書店創辦地、章錫琛先生的家大概在什么方位，還有鄧中夏、李立三、鄭振鐸、周建人……究竟住在哪幢房子里。但看守弄堂的朋友不容辯解，如果再不識相，發展到“不由分說”的地步就不好了，走吧走吧，希望將來回到這里，你們能把它修繕保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