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希特

1933年元月底，納粹集團篡取了德國政權。為打壓政治對手德國共產黨，納粹上臺后不久（1933年2月27日）就制造了震驚世界的“國會縱火案”。剎那間，德國上下陰霾密布，白色恐怖四處籠罩。已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源泉，以“教育劇”宣傳鼓動工人運動的布萊希特，自然是在納粹迫害名單之列。“國會縱火案”翌日，布萊希特便不得不帶著家人踏上流亡路程。一個多月后，布萊希特的書籍在德國被焚燒。

“換國家比換鞋子還頻繁”（布萊希特語）的流亡生活是異常艱辛的，顛沛流離中布萊希特始終把反法西斯斗爭放在了第一位，體現了他浮家泛宅生活始終擊不倒、壓不垮的堅強意識與責任擔當。進入流亡約一年多后的1934年，布萊希特就拿出了《三毛錢小說》，影射不規避直接，隱喻不遮蔽意圖，用諷刺藝術不言德國又寫德國。流亡條件下戲劇相對容易創作和走向受眾，布萊希特接連寫了《卡拉爾大娘的槍》《第三帝國的恐怖與災難》《西蒙娜·馬卡爾的夢》《圓頭黨與尖頭黨》《阿吐羅·魏的有限發跡》等反法西斯劇作。也就是說，納粹集團越顯得勢，布萊希特的還擊也越為堅決。

1939年9月下旬，布萊希特決定要寫《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一劇。是那個時候的納粹德國動向，還有西方國家對希特勒政權的“綏靖政策”，使得布萊希特高度警覺和極為不安，以幾周時間就將該劇寫成。此時布萊希特已流亡到了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劇院卻不排演他的劇本，理由是他信仰共產主義。1941年4月，《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在瑞士蘇黎世首演。兩個月后納粹德國對蘇聯發起了進攻，“綏靖政策”禍水東引策略似乎達到了目的。

《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取材歷史，劇情故事發生在歐洲17世紀“三十年戰爭”時期。幕起，看起來干練，至少不僂垮的“大膽媽媽”是個商販，身邊帶著她的三個半大孩子，趕著一輛載貨篷車尾隨軍隊的輜重隊伍，先是芬蘭軍隊的，后是瑞典軍隊的，走過波蘭，走過梅侖，走過德國中部，走過巴伐利亞，走過意大利，穿過了半個歐洲，在戰爭邊緣的叫賣商品，養活自己和子女。劇情編排十二場戲，分別讓觀眾看到“大膽媽媽”和她幾個孩子的身影軌跡、行為和存在狀態。

身處戰爭罅隙，在戰爭陰影下討生活，“大膽媽媽”展現了她的精神扭曲。在她眼里，戰爭不過是一種買賣，一種“不是用乳酪”，而是“用子彈”在交易的買賣。戰爭固然使得鮮血流淌，但也帶來滾滾財源。對于買賣，“大膽媽媽”有她的精打細算，有她的冷漠無情，有她的處變不驚，有她的果斷決然，可以一會兒站邊天主教徒，一會兒又和新教走在一起，可以利用逃難者處境，可以拒絕救助受傷的人，以唯實唯利的商販秉性應當說得到了不錯收益。她高興看到“和平只有一會兒，現在戰爭又繼續下去”，最擔心不過的也就是戰爭說不定就要停止。不過內心里“大膽媽媽”絕非喜歡戰爭，更無戰爭狂熱。她只是“想靠打仗吃飯”，同時自己和孩子“又置身戰爭之外”。這當然只是一廂情愿。隨著劇情演變，“大膽媽媽”的幾個孩子個個都被戰爭吞噬，“大膽媽媽”終于罵了句“這戰爭真該死！”不過也只是她唯一的一次和唯一的一句。

“大膽媽媽”的三個孩子分別來自三個只有短暫關系的男人。“大膽媽媽”用她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和方式關心和教育三個孩子。女兒毀容，在“大膽媽媽”看來是個好事。長子哀里夫講他有“出色的事跡”，“大膽媽媽”立即給了他一個耳光，要他記住面對強敵絕不能去“當英雄”，應當趕緊躲避或舉手投降才是道理。次子施伐茲卡司冤枉被抓，送交軍事法庭。“大膽媽媽”深諳亂世里“人就是商品”的世道，卻討價還價贖金就不松口，使得對方不再耐煩。遠處傳來鼓聲和槍響，施伐茲卡司吃了十一顆子彈。“大膽媽媽”的反應只是沮喪：“看來，我講價錢講得太久了”。篷車是一家人生存手段，沒了篷車就沒有了一家人生計，“大膽媽媽”不愿用篷車去換兒子在某種層面上尚可接受。但兒子被槍決了仍依然不公開母子關系，任憑兒子尸體被扔荒郊，與動物尸骸為伍，“大膽媽媽”極其冰冷的“務實”理念令人不是詫異，而是震驚，五內沸然。

不過比起她在德國文學里的原型來，“大膽媽媽”又“相形見絀”，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其文學上原型是17世紀德國小說家格里美爾斯豪森小說《大騙子和游民庫拉赤詳盡又奇特的生平紀實》里的女主人公庫拉赤（此名詞意即“大膽”）。庫拉赤是個修道院里長大的孤女，12歲那年遭遇“三十年戰爭”，給騎士當過女仆，學過些舞刀弄劍，與人交往誰老實就欺負誰，自己也不斷陷入被人欺凌或強奸的處境。她成過七八次親，每個丈夫都在不久后死去。她居無定所，想外出了便出行流浪，一路上成親，成寡婦，搶劫，謀殺，做生意，賣淫或爭勇斗狠于當兵群中，獲綽號“浪放女巫”，簡言之是個市民、流浪漢、商販、士兵、妓女、惡婦混合體。其人生用小說里的話來說“作孽比日子多，偷竊比星期多，下賤比月份多，壞事比年代多”，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個噩夢。更震驚人心的是庫拉赤毫無要改轅易轍的意識。即便是被聯團軍官強奸報復，被整團士兵輪奸，庫拉赤也無傷害感，而是認為她的行為由此扯平，接下來還是一切照舊。她嘲笑想去懺悔罪過的人，“豪氣”地說自己的不堪太多，任何懺悔都無濟于事，繼續我行我素——以流浪漢小說“審丑”模式，格里美爾豪森寫了這個人物，讓人看到在兵燹年代兵荒馬亂世界里的歷史倒退、秩序坍塌，價值崩潰和人性扭曲。

布萊希特善于發掘表層后的意涵，在格里美爾豪森筆下庫拉赤這個人物身上看到的是個無思想、無頭腦、無智慧的“三不”形象：不從經歷里學習、不在體驗中認識、不去悔改自新。布萊希特為自己劇作選材歷史，所要“激活”的也就是這個形象。寫成的《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是部“敘事劇”，追求觀眾審美看戲的過程也是一個展開思考，得出認識的過程。因此沒將“大膽媽媽”寫得很滿、很撐，什么都要告訴觀眾，而是以“陌生化手法”要求觀眾自己思索。劇情明了，觀眾思索便可得出“大膽媽媽”就是“三不”情形的體現。

“我不許你們咒罵戰爭。有人說戰爭是消滅弱者的，弱者就是在和平中也要完蛋的。只有戰爭才能把人養得更好些”，與人交談的“大膽媽媽”一句臺詞這樣說。不管周邊和身邊發生了什么，她似乎都無哀傷，都無淚水，都無疼痛，都無記憶，從頭到尾都是戰爭觀念顛倒。拖拉篷車的馬匹死了，她讓孩子們替代馬匹。孩子們沒了，她把自己套進車轅。只剩下孤身一人，她仍對軍隊叫喊，“帶我一起走”，將錯位的戰爭觀來了個浮雕式凸顯，如似一面鏡子。她不是內心強大，不是性格強硬，她是一個諷喻，讓人看到了愚蠢至極的執迷不悟。

只有知道了布萊希特為何要創作這個劇作，才明白“大膽媽媽”的諷喻關系。流亡中德國流亡者們曾激烈討論德國為何會出現法西斯政權這個問題，布萊希特的觀點認為法西斯主義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物。討論表明有流亡者抱有這樣期待：德國人民會很快覺悟，推翻希特勒政權。布萊希特注意到的事實則是大多數德國人還是些精神上消極、順從，不能自我解放的人。1938年納粹德國吞并蘇臺德等后，布萊希特更是焦慮地注意到不少德國人的精神在進一步迷失，一戰結束時“永不戰爭”的發誓還言猶在耳，不少德國人的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沙文主義思想卻又在蠢蠢欲動；西方國家也在向納粹德國銷售可用于戰爭物質。故而迫切要寫《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要用“大膽媽媽”的“三不”形象讓德國人和其他人的精神迷失被諷喻、被看到、被思考、被警示。

《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幕落時，“大膽媽媽”的臺詞說“我得趕緊去做買賣了”。布萊希特安排的這個戲劇結束白，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讓觀眾想到戰爭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不時在發生，背后原因說到底就是因為有人在用戰爭做生意、做買賣。有觀眾思索參與，這部劇作瞬息間、方寸地的指向也就穿越時光，更為寬廣。“誰要想靠戰爭過活，就得向戰爭交出些什么”，布萊希特寫在劇中其他人物之口的這句話，也讓觀眾領悟。它被歷史反復證明過了是歷史的真理。以史為鑒。當年的那些德國人和其他人，沒過幾年便感受到了這個真理的堅硬性。還有那些挑起戰爭，“拱火”戰爭的人，遲早也會感受到。

（作者系青島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