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坦白的是，這篇小說的誕生有一個背景，它關乎寫作者的創作心理。

今年三月份，我人生中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出版了，這也是我的第一本書，在我寫作的第八個年頭。那個黃土高原上偏僻狹遠的小村落里，真的出了一位作家，還是個女娃——我猜他們或許是這樣想的，但只有我知道自己內心的惶恐和羞慚，我仍多么配不上“作家”這個詞。我的家人、親戚、故鄉的人們，借由當下發達的互聯網與快捷購物平臺，只需在手機頁面上點幾下，就能順利買到那本書。幾個妹妹都買了，還往老家寄了一本，而媽媽不會看的，她根本不感興趣。（謝天謝地，她認識的字并不多！）我的一個小學同學發來照片，她一下買了七八本，說幫親戚朋友們順道買的。

那段時間我不想看手機，也在潛意識里逃避著手機，我只想找一個洞，把自己的臉埋在黑暗之中，不讓任何人看見。我怕他們任何人發來哪怕一點微小的詰問都能將我擊倒，怕有人忽然說“你寫的這個是我呀，咋能這樣子寫”時會無顏以對。那本書里的創作原型和故事素材都來自于故鄉，但我的寫作里，沒有單純的贊美，沒有高昂的歌頌，沒有暖色調的渲染和修飾，我書寫的是人生之痛，是將一顆頭按著，去直視人性中那些幽微復雜不堪忍受的血淋淋的部分。人人都善于遺忘，埋葬生命中那些不快樂的瞬間，他們怎么會樂意從那本書里讀到這些使人心里打結的東西呢？

然而，幸運的是——或者說不幸的是，這本書并未產生多大反響，而我的親戚朋友們，湊著熱鬧買回去的那本書，我不知道到底有幾人真的讀了（畢竟這是一個手機和短視頻橫行的時代，閱讀只適合少數人），并且注意到了那些只有故鄉人才能夠辨識的細節。或許這一切都是源自我一個人的幻覺，除了自己，沒人在乎那些故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那不重要。無論如何，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感覺逃過一劫。

這篇小說便是在那一個月里創作的，在那種隱隱的擔驚受怕和“我必須捍衛我的文學立場”兩者之間糾葛不斷的復雜心緒里寫完。在此之前，還發生過一件小事，也是它們最直接地激發了我寫作這個故事。

我曾寫過一個短篇，故事的原型是我妹妹。小說發表后，有天妹妹讀到了，她發來微信，聽得出來她很生氣，接連發來幾條消息，說：“你怎么能把那件事寫進去呢？”“寫小說就寫小說，別寫我好不好？”我很愛我的妹妹，長大后，我們居住在兩座不同的城市，但隔幾天就要打視頻聊聊天，長大后的這些年我們也從未吵過架。這是頭一次她對我發火。收到微信時我正在地鐵站，手抓住扶梯鉆入地下那瞬間，我感覺自己整個人都在顫抖。我看著手機，反復打了幾行字，又刪掉了。最終一個字都沒有說，沒有解釋，也沒有回她信息。直到一個月后，妹妹打來電話，聲音怯怯地，問：“姐，你不打算理我了嗎？”聽得出來，她一直在等我的電話。那個被憤怒席卷的時刻過去了，她主動來找她冷酷無情的姐姐求和。

這件事對我影響很大。如果我寫出來的東西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會傷及我愛著的人，甚至是無辜的人，那么，我還會將它寫出來嗎？我無法跟她解釋虛構和現實之間的關系，無法向她解釋文學的存在并不是用來裝飾那種表面意義上的“美”，而是用來闡釋“真”的。我什么都沒有說，只是用我冰冷堅硬的態度表明了我的立場，在這件事情上，我是不會妥協的。妹妹知道我對文學的狂熱，也知道自己掰不過我，最終她做出讓步，選擇用她的愛原諒我。她說，“那你寫吧，寫吧，只要你喜歡，沒啥大不了的。”

妹妹的態度讓我羞愧。但我并不打算就此改正。

只是心里隱隱有一種預感，此生只要一直寫作，我便不會擁有世俗意義上那種親密無間的親情或友情關系。我將徹底淪陷到一種孤獨的境地里去，駕著一艘小船，在茫茫無際的大海上漂流。

所以，這篇小說，既是我的罪證，也是我的辯解書。

敘述時，選擇采用了一種碎片式結構，就像一張拼圖，將每個情節拼湊起來便能看到一個完整的故事。最開始構思的時候并不是如此的。第一遍寫作時，用的是傳統的講故事方式，打算寫一個女作家和她姐姐之間糾纏不清的關系。寫了幾個開頭，都不滿意，敘述人稱換了好幾輪。接著，新學期開學了，我在創意寫作工坊的課堂上向我的學生講述《靈感》這一課，向他們展示我創作時的靈感記錄本，上面密密麻麻畫著我那些已經寫出的和未曾寫出、即將寫出的小說構思，每個“關鍵詞”后面跟著一小段核心情節，縱橫交錯，遠遠望去像一棵樹。也就是在這剎那間，我想到了榮格在《紅書》中的那句話：“把所有的碎片有意義地拼接在一起，并讓我在每一部分中看到整體。”接著，我想到了偶像奧爾加·托卡爾丘克，想到她將信件、游記、菜譜、歷史小說和寓言等多種藝術形式放進一本書里的跨越邊界的寫作，想到她那些由無數碎片組成的魅力無窮的“星群小說”，想：為何不做一些新的突破呢，用“靈感筆記”的方式寫一個小說？所以這篇小說的結構雖新穎，但它并不是首創，如讓-呂克·戈達爾所言：“世界上不存在完完全全原創的理念，但存在奇特的組合。”

向我的偶像奧爾加致敬！

初稿寫了一萬五千字，定稿一周后，再次推倒重寫，將第一人稱換為第三人稱，采用更為成熟冷靜的敘述方式。關于小說是什么，小說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小說該如何寫，在重塑故事的過程中我將這些思考統統砌進了這個作品的墻壁之中。神奇的是，這些閑筆不僅與故事本身毫無違和，并且在那面墻上如貝殼一樣閃閃發亮。

寫作的過程如同反復馴養一頭野獸，那未完成的作品是一頭母獅，剛開始，它齜牙咧嘴使人難以靠近，寫作者有時用鞭子馴化它，有時用自己的愛、淚水和血液喂養它，在寫作的時刻，必須傾其所有竭盡全力投入全部精神，順利進入一種超然忘我的狀態，那故事才會如河流般緩緩而來。但只要將它冷落了，三天或五天不打開書房的門去照看它，哪怕僅僅是在心里暫時將它放在了一邊，它也能敏銳地感知到這種疏離，于是當你再次坐在電腦旁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發現那個寫作中的小說已經不認識你了，那些詞語、句子和人物各行其道，面龐高傲而冷漠，它們嘲笑著所謂的靈感與才華統統不管用了。我曾將這個微妙的狀態寫成了一首詩：

寫作的過程

那部未完成的小說

變成了一頭母獅

她擋著書房的門，鬃毛如藍色閃電

倒立。眼睛穿過筆記本攝像頭

陌生而警惕地望著我

我為她摘來曠野上的鮮花

我用我的愛

為她梳理毛發，和她一起洗澡

吐泡泡。額上留下冰川般堅固的吻

用我的血液喂養她，鎖骨做成樹枝

用甜甜的手指剝開那些傷疤

晝夜不息種植出一片茂密森林

而她終于愿意

踏入我為她創造的世界

在那里，我們共用一具骨骼

用同一顆心臟流淚，呼吸，云游天際

而生活的公牛們在門外嚎叫，紅布破碎

我不得不走出那個房間

與現實的一切赤膊而戰

不記得過了多久，只是當我回來

再次打開那扇門。書房里凌亂不堪

地毯上長滿糞便，荒草。馬爾克斯與博爾赫斯

被撕成一片一片。而她，慵懶地

躺在那些書籍與夢境的尸體上

望向我的眼睛，冰冷，陌生

仿佛一頭真正的

從未被馴服的野獸

寫作者要克服的最大障礙是寫作時的恐懼。恐懼一旦在心底真正產生，那正在創作中的作品便會化為一頭巨獸，直到他再也不敢面對它、不敢直視它的眼睛。這個故事也是以隱喻的方式表達一種更深更廣大的恐懼，對當下我們所生活著的這個龐大的冗雜的不確定的世界的恐懼，對每時每刻被許許多多未名之物捆綁著的恐懼，對不自由的恐懼，對身處恐懼之中卻刷著短視頻讓自己發出笑聲的恐懼。

寫小說是一門撒謊的藝術。這是這篇小說探討的另一個主題，真實與虛構的邊界在哪里？現實經驗為小說家帶來取之不竭的素材，那些虛構的情節也會反過來改造小說家的真實記憶，兩者相互融合，同時解構和重塑著創作者的生命。我深深癡迷于這種亦真亦假、如夢似幻的生命狀態，或許這正是我一直沉溺寫作無法自拔的原因。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在諾貝爾頒獎典禮的演講中說道：“我經常被問到這個難以置信的問題：‘你寫的這句話是真的嗎？’而每當此時，我都感到這個問題預示著文學的終結。”

文學的世界里，真與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寫作者用詞語所建造的那個世界有沒有產生一種風，這種風像一只大鳥，能輕易銜起人類的想象力飛起來，從而引領他們暫離世俗生活，飛躍地球表面，進入那浩渺無垠的由人類意識所組成的藍色銀河之間。在那里，我們將學會飛翔，并且重新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