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易近人

我對高莽先生景仰已久。1992年得知他的譯著《愛——阿赫瑪托娃詩選》問世，因我正撰寫這位女詩人的傳記文章，冒昧給先生寫信求賜。他很快就讓人給我?guī)怼?/p>

翻開詩集，只見扉頁上寫著：“龍飛同志 聽說你在撰寫阿赫瑪托娃評傳，翹首企盼拜讀”，然后是他的簽名，字跡瀟灑漂亮。我心想，高先生也太高看我了，我哪有能力寫評傳呢。

1999年4月，在北京大學舉行的紀念普希金誕辰200周年大會上，我終于見到高先生。他溫文儒雅，風度翩翩。為紀念詩人，他剛剛完成“普希金”組畫12幅，在會上作了關于這次創(chuàng)作的報告。講到其中最重要的一幅《普希金在長城》，他說：“普希金一直想來中國，本打算跟著牧師團一起來，但由于沙皇阻撓，沒能成行。我想用自己的畫替他實現(xiàn)這個愿望。”

上午的會結束，在去餐廳的路上，簇擁著高先生的人很多，我搶機會同他說了幾句話。短暫的接觸，我發(fā)現(xiàn)這位集翻譯家、作家、畫家于一身的學者非常平易近人。

會后不久，我得知高先生新近出版了一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的傳記，我又寫信向他求賜。他馬上寄來。讀完書的“后記”我才知道，近年他的處境不好，家中連續(xù)發(fā)生不幸：1995年5月他哥哥故去，1996年2月母親辭世，幾個月后妻子雙目失明，如今家里的盲妻還需他照料。我不由感到一陣酸楚，沒料到這位名家背后如此艱辛。我馬上給先生寫信，感謝他的贈書，向他和師母表示誠摯慰問，并請師母多聽音樂，或許能從中得到精神撫慰。

從此高先生每出一書必贈我一本。最早是掛號郵寄，后來由女兒曉嵐和侄女曉崟開車來津辦事時，親自把書送到我家。有時我尚不知先生又有新作問世，他已把書給我寄到或捎來，令我又感激，又欣喜。高先生非常多產(chǎn)，因此我有幸得到他的許多著作。

別致的賀年片

自得到高先生贈書，每逢新年我都給他寄賀年片，送上自己的感激與祝福。他收到后立即回贈。2004年高先生寄來的自制賀年片讓我眼前一亮：他將自己的畫《普希金在長城》印在明信片背面，畫的右側印有他親手書寫的普希金詩句：“前往遙遠中國的萬里長城……”看來，高先生是將自己的畫作成批印在明信片上，作為賀年片寄給各地的朋友。這是多么巧妙的主意！

我欣賞了好久才把賀年片放進玻璃書柜，同其他賀年片相比，它格外獨特，這才是富有個性的賀年片！ 而我寄給高先生的賀年片就顯得太平庸了。受高先生啟發(fā)，從此我不再買市場上的賀年片，自己動手，制作個性化賀年片。

2006年，高先生的賀年片印的是“普希金”組畫中的《少年普希金》，我依舊將它作為珍品收藏。

高先生2008年寄來的賀年片仍是印在明信片后的風景畫，它讓我愛不釋手：畫面色彩斑斕，描繪的是充滿詩情畫意的俄羅斯夏日風光；畫中那對青年男女，可能就是普希金作品中的奧涅金和達吉雅娜；右側印的是先生親手書寫的普希金抒情詩。如此精美別致的藝術品，真是難能可貴！ 新年過后，我將其他賀年片撤走，唯獨把這張留在玻璃書柜，作為一幅裝飾畫。

“老虎洞”

高先生1926年生于哈爾濱，屬虎。夫人孫杰與他同齡也屬虎。1947年高先生翻譯了蘇聯(lián)劇本《保爾·柯察金》，轉年哈爾濱教師文工團將劇本搬上了舞臺，孫杰扮演女主角冬尼婭。他倆由相識到相愛，不久步入婚姻殿堂。50年代兩人調到了北京。

進入他們家的客廳，只見柜子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工藝品老虎，有布老虎、泥老虎、玻璃老虎、紙老虎……不僅如此，墻上掛著一幅華君武的《雙虎圖》，書柜里還有楊絳書寫的“虎”字。他家處處有“虎”，朋友們戲稱這是個“老虎洞”。

高先生讀中學時曾隨俄國大畫家列賓的學生學油畫，60年代前一直畫油畫，尤其愛畫風景畫，并已取得相當成就。后來妻子聞到油畫顏料氣味就會過敏，高先生毫不猶疑地放棄油畫改畫水墨畫。為了妻子，他永不后悔。

妻子在生活上無微不至照顧他，工作上全心全意支持他，幫他謄稿，做他的第一讀者兼“審查官”——對稿件提出意見。高先生非常重視她的看法，總要根據(jù)她的意見將初稿進行認真修改。

“老虎洞”的日子過得很幸福。然而，1996年妻子患了青光眼，多次住院手術治療。高先生每次都陪伴在旁，精心護理。他專門設計了一張“用藥表”，以免發(fā)生差錯，并認真書寫“病情日記”，供醫(yī)生參考。但不幸的是幾次手術都沒能挽救妻子的視力。

最幸福的時刻

高先生盡最大努力減輕妻子的痛苦，每天按時給她點五六次眼藥水，以減低眼壓。這樣她的眼睛會舒服些，他心里也感到欣慰。他說：“生活中最幸福的時刻就是給她點眼藥！”

華君武聽說后十分感動，畫下那幅妙趣橫生的《雙虎圖》。畫面上兩只虎，一只捂著眼睛，另一只拿著藥瓶。題詞是：“不是害羞，是點眼藥的恩愛。”

過去妻子是高先生的第一讀者，如今是第一“聽眾”，而且仍是“審查官”。他依舊將自己的稿子念給她聽，凡她不滿意之處，都要進行一番認真修改。

風和日麗時，高先生攙著盲妻下樓到戶外散步，用他的話來說是“讓她沾點地氣”。他盡量減少外出，推掉很多活動和會議，即便去郵局也快去快回，因為妻子離不開他。“以前是她照顧我，現(xiàn)在我來照顧她。”“她不能沒有我，我現(xiàn)在的最大心愿是死在她后面，哪怕就一天，就一個小時，就一分鐘呢！”說到最后，這位東北大漢很動情，甚至有點哽咽。

曉嵐是高先生的獨生女。為照顧年老體弱的父母，毅然從國外回來。她的老爸（曉嵐一向這樣稱父親）說：“我最溺愛我女兒，但也特別‘怕’她，因為她處處都要‘管’我。”

女兒回京后，整個家都被重新整頓了一番。失明的母親有了依靠，老爸的事業(yè)更上一層樓。

碩果累累

在妻子失明的20年里，在十分艱難的處境下，高先生憑著對俄羅斯文學藝術的摯愛，憑著從俄蘇文學藝術中汲取的精神力量，爭分奪秒地工作，取得豐碩成果。除幾百萬字以“烏蘭汗”為筆名的譯作，還出版了多部頗有分量的散文、隨筆。

高先生得天獨厚，可以運用三種方式——翻譯、寫作和繪畫來詮釋他所熱愛的俄羅斯文化。

50年代初，高先生第一次走進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就被那莊嚴肅穆的氣氛和發(fā)人深思的墓碑所震撼。這令他心潮澎湃，在墓園流連忘返。中蘇關系改善后，高先生再次去新圣母公墓，意識到俄羅斯墓園是一種特殊的文化。這種文化使他癡迷，開始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俄羅斯墓園文化。2000年《靈魂的歸宿——俄羅斯墓園文化》一書出版。

2005年高先生推出《俄羅斯大師故居》《俄羅斯美術隨筆》《心靈的交顫》三部力作。隨后，《我畫俄羅斯》《白銀時代》陸續(xù)問世。

《靈魂的歸宿》推出后好評如潮。但高先生并不滿足于此，在原書的基礎上又做了大補大改，2009年出版《墓碑·天堂》。封面題著：“向俄羅斯84位文學·藝術大師謁拜絮語”。作者以飛揚的文采和詩人的情懷，逐一講述墓碑下的人物，并配上親手繪制的速寫、肖像以及照片。文字、圖片和繪畫融為一體，達到了圖文并茂。

2013年為紀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誕辰150周年，我寫了篇稿。配圖時想找幅斯氏墓碑的彩照，俄國網(wǎng)上有幾張，但都不太理想。而高先生在《墓碑·天堂》中親手拍攝的那幅最好，拍攝角度好，色彩好。我選用了它。文章見報后，我給曉嵐發(fā)郵件請她轉告高先生，我“侵權”用了他拍攝的圖片，向他致謝。

我將《俄羅斯大師故居》《俄羅斯美術隨筆》《白銀時代》和《墓碑·天堂》總稱“俄羅斯文學藝術家小百科”。這些著作是我的案頭必備書。

我的求教

凡是遇到俄羅斯文學藝術方面的疑難問題，我就向高先生請教。最初是寫信，后來通過曉嵐用郵件或微信。

十多年前，我將自己分散在報刊的文章先做成電子版，再印成集子。封面圖片從高先生的《俄羅斯美術隨筆》中選出一幅。計劃做第二集時，封面再選幅心儀的畫。從一個小冊子里，我看中了普希金向奶娘讀詩的那幅，但上面沒署作者。而我須在書的勒口注明畫的作者。沒查到，要請教專業(yè)人士。雖然我有幾位畫家朋友，但我估計他們中沒有一個會知道。怎么辦？ 找高先生！像這樣的問題唯獨他能解決。我將圖片復印下來寄給他，問畫的作者姓名。他很快回信答復畫的作者是尼·伊利英，并在我寄去的復制圖上用俄文寫下畫的標題和作者，附在信中給我寄回。我才知道這是俄羅斯畫家伊利英為普希金抒情詩《冬夜》所做的插圖。高先生如此博學多才，令我欽佩不已。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句名言：“要學會愛自己心中的藝術，而不是藝術中的自己。”而有人將后半句譯得不妥，卻廣為流傳，對此我一直耿耿于懷。一次寫稿時，我須引用這句話，曾去請教一位老先生，而老先生的態(tài)度模棱兩可。于是我決定找心目中的權威——高先生！ 我馬上給曉嵐發(fā)郵件，高先生通過曉嵐回信肯定了我的看法，我才放心地將稿件發(fā)送出去。

不干活就活不下去

在豐碩成果面前，高先生特別感激妻子在失明的痛苦狀態(tài)下對自己的體貼與鼓勵。他說自己一生都是在所熱愛的俄羅斯文學藝術中度過的。無論他的事業(yè)還是愛情，都同俄羅斯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lián)系，甚至面對突然降臨的災難，也受到俄羅斯文化精神的鼓舞。

高先生80歲時，家人勸他多休息，少寫文章、少作畫，當時他滿口答應。但在這十年里，他依舊勤奮工作。曉嵐記得老爸說過一句話：“我這樣的人就是賤骨頭，不干活兒就活不下去。”

有一年高先生生日，曉嵐特地送他一張自制賀卡，寫著：“祝老爸明年不再出書！”

高先生經(jīng)常說：“只要健康允許，就不會放下手中的筆。”“每個人有自己安度晚年的方式。我選擇的是寫作、繪畫和翻譯。我在工作中才能感覺自己的生活有樂趣，有意義。”

2015年11月，曉嵐給我送來高先生的新書。談起前不久，傳來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維奇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盛況：不少記者涌到高先生家，而且電話不斷，熱鬧非凡——因高先生1999年譯過她的作品《鋅皮娃娃兵》。我聽了也為高先生高興。談到高先生的身體，曉嵐變得有些憂郁：“最近查出肝硬化，怕會癌變……”

我心中一驚。從此對高先生十分牽掛，常通過郵件問候。2016年初冬，從網(wǎng)上看到高先生90大壽的系列照片。他蓄了長須，須發(fā)全已變白，顯得蒼老了許多，不過精神很好，我也就比較放心了。

讓他開心的事

為紀念普希金逝世180周年，2017年2月，莫斯科普希金故居紀念館為游客準備的紀念品是一張明信片，明信片背面印的正是高先生的《普希金在長城》（他于1999年6月將原畫贈送給莫斯科普希金故居紀念館）。一位在莫斯科的朋友將明信片給他寄來。這使得高先生非常開心，拿著明信片激動地說：“我真的沒想到，因為是普希金故居紀念館印制的，意義就不一樣了。”聽到這個消息，我也很開心。

而令我十分過意不去的是2017年8月初我還打擾過高先生，那就是向他請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名言的譯法。曉嵐怕俄文打字出錯，將老爸的回信掃描發(fā)給我。信后面寫的日期是“2017，8，4”。高先生在同年10月6日病逝，這封信成了他給我上的“最后一課”。

能做高莽先生的學生，得到他的賜書與賜教，是我今生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