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山詩派為清代重要地域文學流派，對清代詩學影響深遠。虞山詩派產生于明清易代之際，是明清詩學轉變的大關捩。對其開派，人們多據明末清初曹溶的《雜憶平生詩友十四絕句》其九“情芽本易惹閑愁，剪翠雕紅未肯休。別體江湖成日下，西昆翻訝少風流”詩自注：“虞山詩派，沿襲不已。”后來乾隆年間沈德潛編欽定《國朝詩別裁集》，亦沿用“虞山派”之名。嘉道年間單學傅《海虞詩話》更有“虞山詩派錢東澗主才，馮定遠主法，后學各有所宗”之說。錢謙益門生陸貽典選編常熟士人之詩，命名為《虞山詩約》，并請錢謙益作序。當前人們多據錢氏此序談虞山詩派。但對《虞山詩約》這一選本具體情況卻多語焉不詳，缺乏關注。筆者認為，虞山詩派產生的標志性的事件應當是《虞山詩約》的刊刻。《虞山詩約》與虞山詩派的開宗立派密不可分，不容忽視。

從現存《虞山詩約》的版本看，此書正式刊刻于清初。《虞山詩約》，清初刊本，兩卷，框18.3×13.3厘米，今藏臺灣省圖書館。略有殘缺，無封面封底，錢謙益序前面部分約缺失四頁，目錄上最后兩位詩人的詩“陳垣芳子師四首”、“陳玉齊士衡三首”不見于正文，可能缺失。錢謙益署名緊接序文，曰“虞山老民錢謙益敘”；陸貽典序文亦復如此，曰“陸貽典敘”。錢謙益序后刻陰文篆書印章三枚，分別為“錢謙益印”、“牧齋”、“優曇室”；又鈐“希逸藏書”等收藏印。此處“希逸”應是張珩（1915—1963），古籍書畫鑒定專家。字蔥玉，別署希逸。其祖父張均衡、伯父張乃熊，均為著名藏書家。1934—1946年間，曾兩度被聘為故宮博物院鑒定委員。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由此當知，《虞山詩約》當為張氏藏書。

此選兩篇序文為何不書年號、年月？錢謙益序又保留在其《初學集》中，落款為“壬午涂月、虞山老民錢謙益序”，據此，作序時間當為明崇禎十五（1642）年十二月。錢氏《初學集》初刻于明崇禎十六（1643）年，現在所見版本系原版上挖改而成。所以不書年號、只以干支紀年。那么，《虞山詩約》是否經過挖改呢？仔細審視兩篇序文最后署名，字體大小、風格、排列與序文渾然一體，無歪斜、墨污現象。故此選本應該是編選于明末，刊刻則在鼎革之后。因有所忌諱，故國號、年號、年月（干支）俱不書。馮舒《懷舊集》自序只書“太歲丁亥”，不列清朝國號年號，被常熟縣令瞿四達視為把柄，并摘出馮詩之忌諱語，羅織罪名，馮死于獄中。另外，其所選詩人全部由明入清，故《虞山詩約》視為清詩總集之一是沒有問題的。

《虞山詩約》所選詩人皆屬常熟，并宗奉錢謙益，虞山詩派基礎堅實、實至名歸。此書選取馮舒、孫永祚、毛晉、馮班、錢龍躍、何云、錢龍惕、薄明、孫江、馮孝威、陸貽忠、歸士琯、陸振宣、陸貽典、陳垣芳、陳玉齊16人，選詩120首。作者皆為常熟人，大部分都是錢謙益的后輩、門人，而且多為師生、父子、兄弟、姻親。馮舒、馮偉節（后名班）兄弟，并稱“海虞二馮”，馮孝威為馮舒長子。陳玉齊從馮班學詩，甚有時譽。錢龍躍、錢龍惕兄弟系錢謙益族侄。何云被錢謙益邀為家塾。陸貽典后來與毛晉結成兒女親家。毛晉與孫永祚情同兄弟。毛晉曾與蔣桑、孫永祚、嚴炳同作《和白香山我年五十七》詩，毛晉生于萬歷二十七年己亥(1599)正月五日，因在立春前，故日者推為戊戌。有些文獻定孫永祚生年為1600年，誤。另外，薄明，字遠之；歸士琯、字朗星；陸振宣、字幼于。三人生平不詳。尤桐《游虞山記》：“辛已暮春，錢子方明有臨社之盟，……余與沈子石均、章子允文、湯子卿謀，賣一葉鼓行而東……方明與薄遠之、歸朗星、葉景如、陸幼于為琴上主。酒半，與諸子街杯酬答，賦詩相贈，極歡而罷。”薄明，當為陸薄明，如此，名、字互釋。據戈炳根主編《常熟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詞典》“臨社”條：“清初文社名，常熟錢方明創立。成員有陸坼、湯卿謀、尤桐、吳羽三、黃蘊生、侯涵、歸士琯、陸振宣、陸薄明、陸遠之等。”可見薄明、歸士琯、陸振宣善操琴，而常熟虞山琴派有聞于世，詞典誤把陸薄明、陸遠之當作兩人。又歸莊曾作《哭陸幼于秀才》，當為陸振宣作。詩集中大量的“次韻唱和”之作表明這是一個關系密切的群體。如有八人次韻錢龍惕《閏春詩》。次韻唱和多，詩人們相互切磋、相互影響，既提高了詩藝，又促進了詩風的接近、協調，也使虞山詩派有自身鮮明的風格。總之，所選詩人都是常熟文化圈內人士，并服膺錢謙益為盟主，否則不選。如刊刻于乾隆年間的《海虞詩苑》首選錢陸燦，而此書不選。蓋因錢陸燦明崇禎十二年（1639）貢入南雍，吳偉業時任南國子監司業，二人有師生之誼，不宜選入。《虞山詩約》沒有選錢謙益的作品，其主要原因當在錢氏作為領袖或盟主。陸貽典曾在《上牧翁錢侍郎六十韻》中把錢謙益比作孔子、韓愈、賈誼、董仲舒、李白、杜甫。如“經絕編難綴”“文扶一代衰”“身名今賈董”“網羅催李杜”等。可知當有專集，而不宜廁于其間。

此選多選艷情詩、紀事詩、感懷詩，表現了以“風雅”濟“西昆”、以“真情”調“綺艷”的詩學主張。“海虞二馮”是虞山詩派的中堅，倡導晚唐“溫李”，詩風綺艷。馮班《同人擬西昆體詩序》：“余自束發受書，逮及壯歲，經業之暇，留心聯絕。于時好事多綺紈子弟，會集之間，必有絲竹管弦，紅妝夾坐，刻燭擘箋，尚于綺麗，以溫、李為范式。”綺艷的詩風與晚明江南豪奢淫靡的社會風氣也有關。此書所選馮班《戲題》《羽仙于歸寄調戴仲》兩首詩，皆寫妓女，雖加隱飾，但熟習文翰者一望即知。這種詩雖有“深情”的一面，便于激發詩人的創作，多以仙事言人間，相對含蓄、婉轉，風情旖旎，但庸陋者容易流于俗艷萎靡。為矯此弊，錢謙益在《虞山詩約序》強調追慕《風》《騷》，作不得不發之“真”詩。這就為虞山詩派亮出了學習旗幟。他指出：“古之為詩者，必有深情畜積于內，奇遇薄射于外”“于是乎不能不發之為詩，而其詩亦不得不工”“其不然者，不樂而笑，不哀而哭，文飾雕繢，詞雖工而行之不遠。”這是對司馬遷“發憤著書”、歐陽修“詩窮而后工”的繼承與發揚，與錢謙益屢受打擊的經歷也相合。因此，錢謙益追慕風騷，矯正“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考之于《虞山詩約》所選詩人詩作，寫經歷坎坷、感慨悲涼者，也很可觀。如馮舒的《崇禎圣人年》等三首詩，就是以自己、他人的牢獄之災而寫成。詩人們大都科場蹭蹬，止步于秀才，內心的憤激無處發泄，必為不平之鳴。如馮班詩寫“白虹”“刀子”，凜然有殺氣，反映了他桀驁的一面。總之，將西昆詩風加以弱化，向風雅、風騷靠攏，學李商隱之隱艷，但皆有寄托、有真情，是對風騷的活學活用。

陸氏所選詩人多兼藏書、校書、刻書、著書，學殖深厚，“才”“法”兼具，自帶書卷氣息。多以“學”為詩，書卷氣味濃。常熟僅為一縣，卻在明末清初出現相當數量的優秀詩人，這和當地藏書文化發達，詩人們普遍學養深厚有深刻的關系。錢謙益、毛晉、陸貽典、何云、錢龍惕、孫江等人皆為藏書家。生平不詳的陳垣芳曾刊刻《玉臺新詠》，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有藏。校書、注書，增長學問，而且使其詩歌創作形成了渾融的特色。如毛晉以藏書、刻書、校書出名，似乎不以詩歌為長，但《虞山詩約》選其《游綺山》，確具慧眼。詩曰：“嘗行綺山下，今陟綺山巔。西風吹我衣，江天橫秋煙。踞彼虎礪石，蔓草苦纏綿。昔日貔貅士，誰拜君王前。嵯峨不改色，苔駮生連錢。樵夫導前路，告我善利泉。源出亂石中，濺濺復淵淵。野花不知名，載路各爭妍。采采盈一掬，使我心怡然。”詩篇有漢魏古詩、樂府格調。雖然化用《詩經》《子夜四時歌》、江淹《效阮公詩》、杜甫《秋風二首》等典故，但平易流暢，自然而不雕琢。有“學”自然有“法”。單學傅曾說：“虞山詩派錢東澗主才,馮定遠主法。”其實，才亦需學，法在學中。如馮偉節（班）《桃》：“風吹露濕一枝枝，帶子垂陰是后期。已許成蹊通看路，縱饒無語亦含辭。人間地薄栽難得，井上根衰蠹不持。芳蕊堪憐落堪惜，閑人不管正開時。”詩用杜牧詩、詩經、息夫人、高蟾詩、樂府詩《雞鳴》等和桃有關的典故、詩句變化而來，結構合理、用事用典妥帖自然，確實“才”“法”兼具。

總之，《虞山詩約》作為現存最早的虞山詩派的詩學選本，不僅映了明清詩學轉變的時代風氣，更是虞山詩派詩學觀念的集中展示。因此，此選才是宣告虞山詩派確立的重要文獻，應當引起學界足夠重視。

（作者：朱國偉，系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