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已婚已育的85后女性，我生于小城，在某名校攻讀碩士學位后，現居住于蘇州，家庭年收入勉強算得上中產水平。我們這一代女性似乎被扔進了傳統女性角色和現代女性自我認同之間的混沌之中，需要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并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不失去自我。

然而，這個平衡和實現的過程中，我們常常會感到不適和掙扎，迷茫和焦慮。但在這些艱難的時刻，我找到了上野千鶴子女士的作品，成為了我的力量之源。她的文字里蘊含著深刻的智慧和幽默，給我帶來了笑對人生的力量和勇氣。

“一人一殺”，與丈夫保持“持續而縝密的交涉”

在我成為妻子和母親的2020年前后，流行的社交媒體平臺上流行著一種說法：“如果丈夫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就把他當成提款機。” 這種觀點似乎是在暗示，婚后女人只有認慫和順從才能應對男人的固執和堅持。不僅僅是我自己，很多已婚已育的女性也經常聽到另一種說法：婚后的生活中，誰痛苦誰改變。這也是為什么情感導師和情感博主的讀者大多是女性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內心深處一直不太認同這句話，甚至常常在想：為什么總是女性感到痛苦呢？

上野千鶴子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一書中，回答了我的這種困惑，并給出了解決之道，即與丈夫進行真正的“對決”。這種對決并不是指爭吵，而是在每一個具體的日常瑣事中，向男性緊逼：“你究竟打算如何面對我和孩子？”“為什么你不能請假？”“為什么非得我去托班接孩子？”她把這種步步緊逼戲稱為“一人一殺”。

雖然上野千鶴子自己沒有結婚生育的經歷，但她有很多已婚已育的朋友，她非常欣賞其中一位朋友的“一人一殺”舉動。這位女性朋友在獨自照顧孩子三個月后情緒快要崩潰時，猛地抱住正要出門上班的丈夫大喊：“別走！你要害死我和這個孩子嗎？！” 最終，那個準備去上班的男人停下了腳步，向公司請假之后，坐下來跟她長談了一番，并且換了一份私人時間更充裕的工作。后來她說：“雖然收入減少了，但我們倆的關系變得更好了。”

上野千鶴子強調“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女性主義者的“戰場”，鼓勵所有已婚女性從家庭開始改變社會。她還指出：“男性不會主動改變，是因為他們享受著男性的既得利益。”所以只有女性主動進攻，男性才有改變的可能。

我很感謝在育兒最艱難的三年中閱讀了上野千鶴子的書，她鼓勵我認真面對周圍人眼中“忍一忍就過去了”的瑣事。首先，我堅持不和公公婆婆同住。如果和他們一起住，丈夫的育兒責任會由老人幫忙承擔，但我的育兒責任不會減少。長此以往，我會感到非常憤怒，許多“不可原諒”的事情會不斷涌現。

其次，我堅持了上野千鶴子所說的“一人一殺”，也就是敢于跟丈夫發火，和他建立互相深入的人際關系（“深入到足以傷害對方，那么自己也會受到傷害，然后共同學習成長”）。在一次關于誰帶孩子更多的爭吵中，我甚至逼迫丈夫承認了“這個社會對于男性育兒的要求就是更低，標準低我自然得分就高”的話，也就是逼迫他承認了自己“享受男性既得利益”的身份。在他承認了這一點后，我感覺自己作為母親，被社會和家庭處處高要求的那部分被看見了，我也松了一口氣。盡管社會要求我繼續工作并賺取高工資，甚至我的父母也這樣要求我，但至少我逼迫我的丈夫承認了我身為女性所面臨的困境，這種被理解和認可的感覺讓我們的親密關系更加真實。

上野千鶴子面對一位女學生，聽到她在育兒假之后的抱怨：“跟老公說什么都沒有用，我已經不指望他了，我們完了。”上野的回答非常毒舌：“難道你這輩子都要對一個已經完了的對象張開雙腿嗎？”她進一步指出：“你連讓對方帶一天孩子都放心不下，竟然還能跟那種人做愛生孩子？”上野千鶴子認為，婚姻關系需要雙方不斷挑戰和改變，而不是一成不變地接受現狀。她提醒女學生不要小看戀愛和婚姻的重要性，希望她可以嘗試在自己的婚姻關系中去挑戰丈夫的邊界，去發現問題并解決它們。

上野千鶴子的話雖然有些尖銳和毒舌，但是也引發了人們對于婚姻和性別平等的思考和討論。她很明確得告誡了我：如果只是安于現狀，不敢發聲表達自己的不滿和要求，那么將永遠處于被動地位，丈夫也永遠無法真正尊重和理解我的處境。對于那些不想改變和不愿意付出努力的人，她則表示批評和嘲諷，鼓勵女性不要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利和尊嚴。

孩子一歲多的某天，我因腰疼不想去帶他打疫苗。丈夫聽到后很生氣，說我是不負責任的母親。我感到非常憤怒，告訴他只有孩子才有資格評判我是不是一個好母親。我也問他，為什么他不能一個人帶孩子去打疫苗，為什么非要拉上我。我們經過這樣一次次的爭吵和糾葛后，終于亮明了各自的價值觀和底線。之后，丈夫再也沒有評判我的話。我們的力量關系也有所改變。隨著我的育兒方法被證明是有效的，我也開始占據優勢。在育兒的過程中，我看到了丈夫從原生家庭中帶來的傷痛，看到了他的“弱點”。

當我看到丈夫的弱點時，我深刻地體會到了上野千鶴子所說的“直到看到丈夫的弱點，你們的關系才對等”的真諦。上野千鶴子從不仇視男性，反而鼓勵女性與男性進行持續而縝密的交流，共同成長。在她的鼓勵下，我積極地改變著丈夫。有一次，我對他說，我們結婚后你幾乎沒有因為我而讓渡過自己的任何利益，無論是你的工作時間還是你的休閑時間。盡管你成為了家庭的一部分，但你的“A面人生（社會人生）”并沒有因此改變，而我卻發生了很多變化。丈夫承認了這一點，開始在育兒中承擔起和我一樣的責任。當我想去健身時，他會支持我去；他會照顧孩子，讓我去工作。當他想去打球時，我也會照顧孩子，讓他去。在沒有長輩干涉的情況下，我們建立了自己家庭的相處模式。回顧過去三年，丈夫認為這是他成長和改變最大的三年。

在最近的一場訪談中，上野千鶴子談到：“女人是一種處境”，女性和男性所面臨的困境并非對應的，因為女性的苦源自于她本身是女性的這個事實，而男性的苦則來自于“我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男人”，“弱者男性”的苦應該沖著父權制去發泄，這樣女性和男性就有了共同的敵人。在我和丈夫一同閱讀《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的過程中，他也逐漸認識到了自己作為男性的“優越感和挫敗感”源自何處，并對自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與“毒母”情感切割，給孩子做“性別平等”榜樣

當我已經過了三十歲，卻仍舊陷入母女關系的困境中，發現無論如何都無法得到母親真正的認同，經常被六零后的母親“百善孝為先”所束縛，讓我喘不過氣來。直到我讀到了上野千鶴子的《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在書的第一章，她就對中文語境下“母親”一詞所擁有的偉大與崇高性進行了解構。

“……但是孩子無法選擇父母。在這個意義上，我母親屬于普通的日本母親，而且還是那種夫妻關系很差的普通日本妻子（笑）。她一直對孩子說：“我不離婚還不是因為你們。”所以說，她就是個把自己的不幸歸咎于孩子，讓孩子產生無意義的負債感和罪惡感的、普通的差勁母親！“

“……有一次，我對臥病在床的母親說：‘媽媽，我是在離開這個家以后，重新養育了自己。’那時真的是用盡了所有力氣，有生以來頭一次說出了那句話。當時母親的回答讓我特別震驚。她說：‘那還不是因為我教得好。’”

在這段剖白之后，上野千鶴子很毒舌地指出：“真是誰也敵不過名為母親的女性。”她對那些經常對子女施加過度壓力、要求過高，以及長時間心理控制、侵犯子女隱私、甚至使用暴力等手段的母親，提出了一個新名詞——“毒母”。

“毒親（毒母）”一詞已經在日本成為衡量父母言行的準繩。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一書中，上野千鶴子指出，面對父母這種“很難責怪的對象”，對于那些苦于父母言行和原生家庭關系的孩子來說，可以將其暫時視作“敵人”或“加害者”，暫且認為“父母有毒”。這樣一來，那些在童年和青春期被父母灌輸了“都是你的錯”的孩子，就可以有效地將父母與自己切割開來。

對待這類“毒母”，上野千鶴子一方面把她們放在父權社會中去理解和同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打斷從母親傳向女兒的暴力和干涉的連鎖。畢竟，這些母親也是被她們重男輕女的母親養大的，那是“單獨把好菜端給長子吃的一代”。另一方面，她毫不留情地批判“毒母”，站在受害者女兒的一方鼓勵她們劃清界限。

在我們這一代85后女性普遍被教育要“與母親（家庭）和解”而不得不忍受的時候，上野千鶴子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不和解”的態度，鼓勵受害女兒去向身處強者地位的母親“宣戰”和“對決”，給了我們力量去處理對母親的怨恨和療愈自己。

同時我自己也已經是一位母親，就像書里說的，如果我不通過和丈夫激烈碰撞，讓孩子看到我們彼此“成長”的過程，而是像上一代女性那樣，總是跟兒子說“你可別跟你爸一樣”，或者跟女兒說“你長大了要跟能理解你的男人結婚”，那只會造成孩子的混亂。我希望我和丈夫一起為孩子創造一個性別平等的家庭環境。不僅要在言傳身教中注重平等和尊重，還要通過和丈夫的溝通和碰撞讓孩子看到我們的成長過程，讓孩子明白性別沒有優劣之分，男女平等是我們家庭的重要價值觀。我相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讓他成為更加自信獨立的人。

在我二十七八歲時，不結婚、不生育甚至不是擺在我面前的人生選項，記得我和閨蜜說到要結婚，兩個人的共識是“早晚都得結，大不了離唄”。我們更不知道還有未婚生育這個選項。相比之下，九零后女性已經有了更多的選擇。然而，我們八五后女性也因此成了被“雙重束縛”的一代，既要顧家又要事業有成。上野千鶴子說，女性主義是自我和解的戰斗，是接受自己、愛自己的思想。希望和我一樣的八五后們也能通過閱讀上野的著作，獲得接納自己的力量，走出束縛，重獲自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