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主持人

劉大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觀察者

樊迎春（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教師）

胡妍妍（《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

黃 平（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教授）

霍 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

金 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紅濤（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李 靜（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 濤（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劉月悅（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講師）

羅雅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編輯）

沈 閃（湖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文 珍（作家）

楊慶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張慧瑜（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

周志雄（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

背 景

在我們身處的信息時代，大數據、算法、機器學習等等這些新興事物，已經滲透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信息時代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同時也形成了“信息繭房”“玻璃籠子”“回音壁”等偏面效應。尤其是在文化領域，類似效應的影響更為明顯……本期“非常觀察”欄目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大先先生主持并邀請了相關人士，就信息時代文化傳播與創作的變與不變，展開深度探討。

1

劉大先：如果從工具或者技術的角度來說，我們顯然進入了所謂的“信息時代”。慣常對信息的理解是通過聲音、文字、圖像、符號、姿態、動作等處理和傳播的對象，但除此之外，我們往往會以換喻的方式用“信息”來指稱各種事物，比如遺傳基因、數字化編碼……“信息”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思維方式。請談談您對信息時代的理解。

楊慶祥：信息早已有之，動物、原始人都有其信息交換的方式，在一種更泛化的觀念中，天地萬物都發出其“信息”。所以信息與信息時代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我看來，信息時代是指通過技術的手段對信息進行的一種集中、加強并使得其自身變成一種帶有“主體意志”的系統。這一系統會偏離“信息”在起源階段的目的——為了表達和交流——而是在其自身增殖的過程中變成一種“元話語”和“元資本”。在這個意義上，信息時代與海德格爾所批判的“技術時代”是現代性的一體兩面，兩者相互強化，構成現代性理性邏輯和資本邏輯最深層的動力結構。

黃 平：在我開始介紹自己粗糙的思考之前，我想有必要厘清一個我論說的前提：我并不認為“科學”就等同于“客觀”的，并不認為“科學”可以憑借“客觀性”的面目成為評判萬物的真理尺度，尤其是生物科學或信息技術。人文學科目前在我看來近乎荒唐的一個方向，是追求人文學科的“科學性”，讓我直接說明這一點，也即追求以理科的方式研究文科。而有意思的是，在這種“跨學科”的熱浪中，相關研究者基本不討論“科學”話語的歷史性乃至于文化政治屬性，似乎這個問題像空氣一樣透明。我的態度是，以科學的方式研究科學研究對象之外的對象，這本身就是反科學的，遺憾的是在科層化、專業化、學科化、項目化的學術建制下，這在我看來本應是最大的爭議，基本上沒有爭議。作為一名文學研究者，或者廣義上說，人文研究者，我非常擔憂的是，就像史蒂芬·赫姆里希在文章中提到的，“自然”與“文化”界限的模糊。在該文中作者頗為犀利地指出，進化論話語帶著彼時工業資本主義的味道：生物必須是優秀的工人，必須有效地生產和繁殖。我們不一定認同這類研究，但是不能完全不知道有這類觀點。假如我們失去了基本的批判性，我們就無力回應信息時代對于人性最惡劣的一個挑戰：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標準，是他是否“適應”系統；假如不適應，在信息技術看來就是系統的“噪音”。如果大家覺得這個看法和進化論很相似，這不是巧合，信息技術的思考方式受達爾文的影響非常大，大家可以讀讀控制論之父維納對于達爾文的推崇。如果人生的價值只在于“適應”，如果人僅僅是一種“刺激-反應”的對象物，那么人之為人的意義在哪里？

劉 濤：數字時代的“信息”屬性及其存在方式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信息”更多地跟內容聯系在一起，即信息的意義在于提供了某種內容，由此消除了人們理解事物的不確定狀態，那么，信息時代的“信息”則被武裝上了一個算法大腦，其目的就是在大數據、算法所鋪設的媒介配置系統中成為傳播場域中的一個“活物”，擁有生生不息的傳播生命以及永不停息的流動能力。因此，信息不僅具有“內容”的屬性，即信息承載了什么，還攜帶了諸多標簽屬性，如信息指涉的用戶畫像屬性、分發場景屬性、傳播位置屬性、趣緣圈層屬性等，這些屬性被整合進一張巨大的算法之網中，由此決定了信息與用戶的匹配方式和連接結構。從這個意義上講，想要理解信息時代的文化，首先需要對信息本身的內涵與存在方式加以考察，即信息所攜帶的標簽屬性限定了信息的發生語境和傳播方式，由此形成了經由信息所中介的社交網絡。同樣，在由算法所主導的智能傳播體系中，信息承載的內容與信息攜帶的其他屬性，同等程度地作用于今天的文化生產實踐。正因為數字時代信息的內涵發生了變化，其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文本形態研究范疇，所以需要從媒介的視角出發，探討信息與人的“相遇”方式以及信息流動所中介的文化景觀和交往體系，如此才能真正把握信息社會的運作機制，發現信息“形式”與社會“形態”之間的對話結構。簡言之，理解信息時代的方法，是重新認識信息的本體論內涵，即超越信息的內容認識維度，綜合考察智能媒體的新物質體系，打開信息的關系之維，在信息的物質系統和存在方式中重新發現社會。

張慧瑜：一般來說，信息時代指的是數字時代，是以數字化為基礎的信息時代，也就是在互聯網、數字（數碼）技術的支撐之下，信息傳輸和傳播的方式是以數字為介質，文字印刷、聲音（聽覺）、圖像（視覺）、影像（視聽）等彼此異質化的媒介也都轉換為同質化的數字媒介，這是信息時代比較狹義的定義。從信息論的角度，數字技術只是信息處理和傳遞的一種形態。20世紀40年代，以美國數學家香農為代表用概率論和數理統計來研究信息從發送、傳播到接受的過程，涉及到通信系統、密碼學、傳播介質等問題，這套信息理論對互聯網、人工智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信息論的提示之下，從傳統時代的竹簡木牘、飛鴿傳書、烽火連營到現代時代的電報、電話、廣播等都是傳遞信息的不同媒介。不同時代、不同生產基礎都涉及到信息交流和傳輸的問題，只是不同時代信息傳遞的效率和廣度還是有非常大的差別。數字時代極大提升了信息傳遞的效率和覆蓋面，使得信息本身變成了思考時代問題的關鍵詞，尤其是在文化藝術領域，數字化已經成為最基礎的媒介形態，不管是網絡文學、網絡游戲，還是數字電影、網絡綜藝等等，都離不開數字化。

李紅濤：信息常常被放入“信息時代”或者“信息社會”當中，或者被當作由各種符號、各類載體傳輸或者處理的“對象”，從香農最早的經典構想開始，其核心就是如何將信號無損耗地傳遞。至于信息本身，似乎無需加以深究。關于信息時代或者信息社會的論述汗牛充棟，從個人閱讀和生活體驗的角度，想說三點理解：第一，從構詞的角度來說，信息（information）始終包含“告知”（“inform”）的元素，牽涉到身體和環境、自我和他者、我們與自然和社會世界之間的關聯；第二，信息唾手可得，讓我們將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因而常常忽視信息背后的基礎設施，其歷史、結構與變遷——想想個人存儲設備在過去20年間的巨大變化，理應被帶入對信息時代的理解之中；第三，信息時代中的各類主體，從每一個普通人，一個個或大或小的APP，大型公司，再到國家，都有其圍繞信息、信息經濟、信息社會的想象，這種想象既指向眼下的行動及互動，也指向未來；但信息社會的觀念或者說“思維方式”似乎并不是上述各類理解與想象的簡單加總。譬如說，在某些APP中介的人際溝通中，信息可以克服空間的阻礙，即刻到達接收端，而某些APP自動給出“已讀”這一無反饋的“機械反饋”，這是否催生了人們對“即刻回復”的期待？與商品拜物教相呼應，信息成為商品之后，我們是不是也自然而然地落入信息拜物教？由此外推，工作和生活邊界的消失，乃至羅薩所說的以“加速”為主軸的現代社會時間結構的改變，是不是也需要被納入對信息時代反思的范疇？

劉月悅：所謂信息時代，我理解就是人“無往而不在信息之中”。信息時代的英文是 “Age of information”, 而information的動詞形式是“inform”，意為通知、通告，是一個非常具有主動意味的詞。信息時代，人讓渡了主動權，我們身邊的一切，包括我們自身，都被“信息化”了，我們都生活在《黑客帝國》的“矩陣”當中，悲觀點說，我們只是被各種形式的信息“通知”的客體。如果說信息時代，我們還保留有什么權利的話，那應該就是創造文化的權利吧。

羅雅琳：您提出的“信息”一詞的兩種使用方式對我非常有啟發。我突然意識到，“信息時代”的定義并不只是和電子技術相關。使某些東西成為“信息”的關鍵，并不在于載體，而在于它很重要，重要到需要傳遞給別人。“信息”的本體和喻體都滿足這個定義。當然，這個“重要性”可以由信息的發出者和接收者中的任何一方來定義。有的信息，發出者覺得重要，而接收者不這么認為，所以被叫做“垃圾信息”；有的信息，發出者覺得不重要，接收者卻察覺到了重要性，比如地下工作者從他人的閑聊中捕捉到的“情報信息”。那么，在這個意義上，信息時代也就不只是一個與計算機和網絡相關的時代，更是一個流動著很多重要的或“自認為”重要的內容的時代。哪怕是在某些人看來很無聊的惡俗視頻，但如果它的制作者不覺得對于自我曝光或娛樂他人具有重要性的話，又怎么會做這種費時費力的工作呢？而信息時代帶給人們的最大困惑，便在于如何從眾多偽裝得很重要的內容中分辨出真正重要的部分，也即把“信息”的定義權掌握在自己而非他人乃至于“大數據”的手中。

周志雄：信息時代人們可以快捷通過互聯網獲取過往時代所不能輕易獲得的信息，當信息被人們全面獲取的時候，對事物的認知就會隨之而發生變化，由此也會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在馬歇爾·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一書中，作者認為，因為信息獲取方式的不同，人類從遠古至今經歷了一個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過程。在游徙不定的洪荒時代，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整體的、直觀的把握，人的技藝是全面的、多樣發展的；由于社會分工和文字的發明，人類學會了分析，也使自己成為被分裂切割的殘缺不全的非部落人，機械印刷術和工業化則把人推向非部落化的極端；電子時代到來，因為信息獲得的豐富、全面，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不再只偏重感覺、文字和線性結構，人不再是被切割、殘缺不全的人，而是在更高層次上的重新部落化。麥克盧漢的說法頗有啟發性，如你所言，遺傳基因、數字化編碼這些新技術也是一種信息，這些信息讓人們對生命、對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因為對更豐富信息的便捷獲取，選擇具有多樣性，人們會更遵從內心的需求，注重個性發展，更有可能成為健全發展的人。

沈 閃：信息時代以“信息”為核心，注重信息的獲取、加工、傳遞和分配，與計算機技術、數字技術等先進技術相伴隨而誕生，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全新階段。信息時代最鮮明的一個特征，即社會上信息總量的爆炸式增長。信息在社會中的功能和影響越來越大，扮演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而且，社會競爭力的大小也表現為信息積累的多少、獲取辨別信息能力的強弱以及開發利用信息程度的高低。信息化時代的強勢到來，給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帶來了諸多革命性的變化。其中，不僅包括衣食住行玩樂購等具體生活方式的改變，更改變了人們傳統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信息時代瞬息萬變，對每一個人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在此過程中，我們既要提高自身獲取、運用、轉化知識和信息的能力；又要適應時代變化，善于創新敢于超越，最大程度地掌握信息時代的主動權和話語權。進而，化弊為利，打開全新的格局。

文 珍：我覺得似乎也可以直接稱我們所處的這個“信息時代”為信息過剩時代：世界早就已經充斥著太多不必要的信息了，而每天依舊在不斷生產著各種各樣新的垃圾。人腦又不是電腦，根本存儲和處理不過來那么多數據和圖片。但只要一個人活著，就會發現每天都有大量和你無關的信息以各種方式洶涌而來，從微博、微信、訂閱的各種新聞APP，甚至就是朋友圈或者微信群。因為基本也沒有別的搜索引擎可用，所以我還是經常使用百度的，然后最近我發現你打開百度的時候，旁邊也會出現一個今日熱搜……大數據幾乎是無孔不入，而你在瀏覽大數據提供給你的選擇的時候，自己已經進入了大數據的算法之中。科技看似進步了，卻并沒有給人配置相應的信息過濾機制，這些無用的，有時候甚至有害的信息，每日都在沖擊、改變，甚至永久性侵蝕你私人生活的邊界和核心。我以前對這種所謂的信息過剩造成的危害其實比較麻木，實在很煩了，最多就關掉朋友圈，戒斷社交平臺，微博和豆瓣這些年基本都不太用了，我也不用知乎，沒有小紅書、抖音和快手。最多就是訂閱一些公眾號，就像一個號稱自己不用手機的名人——但具體是誰我已經忘了——說的，不管你看上去多像一個斷網的人，真正關鍵性的信息都不會漏掉的，只要這個信息足夠爆炸，總會有途徑曲折地抵達你，天下就沒有不透風的墻，當你發現你不知道某個新聞基本就沒辦法和人聊天的時候，自己也會設法去尋找一個答案。

胡妍妍：據統計，全球有97%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有移動蜂窩信號覆蓋的地方，截至2021年底，全球上網人口達到49億，大約占全球人口的63%。我理解的信息時代，信息通信成為社會運轉的基礎性設施，甚至是社會最重要的“神經系統”；信息成為重要的生產力要素，攪動起規模前所未有的信息產業和信息經濟。這其實是“信息時代”讓我困惑的地方。通信技術的發達，將我們輕松織進互聯網中，就好像個人往前走一小步，就身處整個世界的數字化浪潮。我們崇拜技術，迷信信息，非得使用搜索之后的信息來進行交談，每每說起“信息繭房”來也深惡痛絕，可是卻無法把這些從身上剝去，就好像已經成為被編碼的一部分。

樊迎春：我想“信息”之所以能命名一個“時代”，主要原因可能還在于技術的進步帶給當代人客觀生活的變化，這種變化逐漸形塑了我們的情感結構與思維邏輯，我們甚至“異化”為遵循信息技術規律與邏輯通路進行工作和生活的“后人類”。所謂“信息時代”可能就是人類主動推進信息技術發展并逐漸被信息技術改變和控制的時代。然而，我認為信息時代并不是某種喪鐘式的存在，而恰恰是人類漫長進化和發展歷史上的必經之路，或者說，人類正是在一次次自我創造的看似危險和恐怖的游戲中掙扎且幸存，以此彰顯著自我修正與持續發展的價值。

李 靜：這是個相當宏大的問題，信息不只是待處理的對象，而成為一種思維方式，產生了方方面面的深刻影響，這對生活在全球最大“數字社會”中的我們已不再是什么抽象的道理（截至2022年2月，中國網民已逾10億），因而可以從各個角度來觀察。在此，我想提出一個視角，即作為生產要素與治理技術的“信息”。這里所說的信息，也經常被等同于數據。數據已成為繼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之后的第五大生產要素，這是劃時代的變革。最大限度地掌握數據，最科學地分析數據，從而最準確地預測趨勢，已然成為經營發展的新常態，信息時代的淘金者必須要面對“數字資本主義”迭代出的生產規律，在流量池中繼續“內卷”。人的“生產”，也難以置身事外，無處不在的大數據與算法推送，滲入生活的每個角落。更不必說上面提及的“基因編輯”，從生物技術的角度改寫對“新人”的想象，直接突圍人種的極限。而信息同樣也成為社會治理的新手段，數字化與信息編碼可以精準控制社會流動，追蹤每個個體的動態。疫情蔓延以來的日常經驗，為我們提供了太多例證，許多曾專屬于科幻的想象正在加速變成現實的“基礎設施”本身。

2

劉大先：大數據、算法和機器學習這些新興事物已經日益滲透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們的便捷顯而易見，但問題的另一面是，也很容易形成“玻璃籠子”“信息繭房”“回音壁”等效應。作為生活在其中的個體應該如何破局，或者說無需考慮這些問題？您怎么看？

張慧瑜：我同意這種“信息繭房”的判斷，數字世界的體驗一方面帶來更加便利的信息交流和分享；另一方面又如同走進數字洞穴一樣，遭遇更深刻的綁架和“囚禁”狀態。就像網絡游戲一樣，游戲玩家可以選擇無數種扮演的“角色”、遭遇無數種結局，但也體驗到所有這些選擇都是被代碼先設定好的，如同上帝的目光一樣，主體是囚禁在柏拉圖洞穴里的“奴隸”，《楚門的世界》（1998）、《駭客帝國》（1999）、《饑餓游戲》（2012）、《頭號玩家》（2018）、《魷魚游戲》（2021）等電影都不斷講述這種被“囚禁”的主體狀態。信息爆炸時代為什么會產生信息繭房現象，這與信息分配過程中算法所設定的傳播邏輯有關。為了迎合用戶的趣味，大數據會給每位受眾進行“用戶畫像”，對其進行“精準”投放，使其更沉浸于其間，獲得一種“主體感”的幻覺。如何減弱這種信息繭房效應，恐怕需要信息平臺與用戶更有意識地解決這個問題，一是，平臺算法的底層邏輯不能只是為了增強用戶的使用粘性，而應該考慮到平臺自身的社會性和公共性，即便是民營資本運營平臺，也不能只追求商業利益，尤其是“信息”商品帶有精神、文化消費的屬性；二是，使用者自身要對數字平臺的算法偏向有所警惕，盡量從多個渠道獲取信息，進行相對理性的判斷；三是，平臺企業雖然在產權、所有權、經營權上屬于資方、經營者等，但因其平臺本身的社會屬性和公共屬性，需要引入用戶/受眾參與平臺算法的制定和討論。

胡妍妍：已經有研究者指出，“玻璃籠子”“信息繭房”“回音壁”的許多問題，不是信息時代才有，在“前算法時代”就已經存在。比如人們常說的“證實偏見”，就是指吸收新信息以確認自己對世界的看法，這種心理可能長久存在。問題是，算法時代這一切更隱蔽，也更自動化。特別是當技術和商業結合，有了逐利傾向之后，我們更是在暗中被迫付出“便捷”所預支的代價。對于個體來說，媒介素養就顯得尤為重要。不僅僅要會搜索信息、獲得信息，也要會判斷信息、利用信息；不僅僅是及時性地、碎片化地獲取知識，也要有意識健全自己的知識體系，并對自己的知識偏好有自覺意識。同時，媒介以外的生活也尤為重要。還是應該調動自己的感官、意識、情感，去結結實實地工作、生活，不斷了解社會、接通地脈，避免淪為僅僅幾個標簽就可以鎖定的“用戶畫像”。

李紅濤：我們慣于運用各類工具，但如今我們不只是運用平臺或者數字媒介，而是就活在平臺之中。算法如此深入地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乃至生命當中，使得這個問題的盡頭似乎不應該單單指向“生活在其中的個體”，因為這恐怕是個體無法承受之重。個體當然可以耳聰目明，或者在技術層面具備更好的數字媒介素養，針對具體信息查證其來源，對多元的消息來源保持開放，或者努力在任何時候保持與親疏遠近的人們之間的對話。但在個體之外，小到APP的隱私條款，大到我們被任意采集、利用的“數字足跡”，小到新聞或短視頻網站的個性化推薦，大到面部識別技術的應用場景和條件或者近年來討論熱烈的“被遺忘權”，這些問題恐怕都需要被擺在臺面上，從政治、法律、倫理和文化的視角詳加審視。我們既需要一些推力，也需要一些阻力。

羅雅琳：互聯網在中國誕生之初承載著一種關于自由的想象，因為它和速度、技術、外部、脫域化生存等相聯系。所以，當從這種自由想象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發現網絡背后的數據操控之時，很容易引發對于“信息繭房”之束縛性的批判。但有意思的對比是，我父親會覺得“大數據”是很好的，因為它便捷、貼心。我覺得大可不必妖魔化大數據和算法，只要不對計算機技術投射某種自由想象，只是把它當成工具，并且意識到其限度。在這些技術出現之前，人們同樣會“身邊即世界”，同樣會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東西，同樣容易產生不自覺的傾向性。一個理智的現代人應該嘗試克服這些人性的弱點，而不是把責任甩給無形的“大數據”。

李 靜：“玻璃籠子”“信息繭房”“回音壁”等效應，這些年成為媒介熱詞，確實也描述出我們日常生活的特點。大家幾乎都有這樣的經驗，在自己的朋友圈似乎是天大的事情，出了圈外之后幾乎毫無動靜。對此是需要具備自覺的，只不過我們需要區分問題的不同層次：一是從趣緣共同體等新集體形式的角度來看，隨著原有的制度化的集體形式走向裂解，在高度流動的社會形態中，一個個小共同體的出現具有必然性，這固然有“圈地自萌”的屬性，但同時也會為身處其中的個體帶來歸屬感與高情緒價值，僅靠批判是無法取消其存在基礎的。針對這樣的“用戶畫像”，大數據、算法和機器學習會促成信息的高度同質化，但首先需要區分信息本身的性質再加以評判。二是從信息的生產與傳播來看，一個個信息孤島之間如果無法連接，當然并非健康與理想的狀態。尤其近年來大家普遍體會到“公共空間與說理的消失”，體會到“事件反轉”帶來了公信力崩塌，體會到立場式站隊帶來的輿論極化。并且，習慣使用“后真相時代”的說法，來作為當前信息環境的別稱。作為個體提升媒介使用能力與媒介素養是必要的，但重建具備公信力的信息與相對理性健康的輿論環境才是最根本的破局之道。

黃 平：我覺得個人無法破局，目前的趨勢就是我所謂的“孤島化”，每個人越來越成為孤島，各類觀念在各自的繭房中越來越趨于極端。一個應對是公共討論，但是在極化的結構中非常之艱難。

劉 濤：對于這一問題，我是比較悲觀的。因為當大數據、算法已經全面接管了信息的傳播體系時，個體實際上很難將自己從這個信息系統中抽離出來，我們已經沒有了“遠觀”的現實基礎，所謂的批判性反思往往是有限的。正如魚兒在水中游泳時，它是難以識別并發現水的意義，而只有當魚兒騰空而起，學習飛翔時，或許才會意識到水的存在及其意義。今天，我們就生存在一個由大數據、算法主導的信息海洋中，有些信息之所以能夠抵達我們，或許并不是有目的地尋找和選擇的結果，而是我們被強行帶入到信息面前。試想一下，熱搜的工作原理不就是因為群體關注決定了個體關注嗎？實際上，今天的大數據不僅是一種信息選擇和推送方式，還是一種信息生成方式，后人類的主體性問題已經不再遙遠，賽博格寫作已然成為現實，個體作為信息社會中的一個節點被一種系統性的邏輯組織起來。那么，如何破局？從個體意義上尋找突破口，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或許會讓人陷入更大的絕望和痛苦，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從社會管理維度切入，也就是說，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信息秩序，需要什么樣的交往體系，從而在數據倫理上進行有針對性的規劃，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總體語境中思考“玻璃籠子”問題。

劉月悅：信息時代的最可怕之處在于，互聯網成為了“元媒介”“唯一的真神”，我們衣食住行的一切都依賴互聯網所提供的“信息”，吃飯要用美食點評網站，出門要用電子地圖查詢路線，甚至我們關于其他媒介的一切“信息”也來源于互聯網——選一本書、選一部電影，都要去看網上的評價和排名。大數據知道我們一切的來處與歸途，所有的喜愛與厭惡，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信息組裝成最合口味的糖衣炮彈來“腐化”我們。曾經看到過一個說法——如果大數據愿意，它甚至可以一點一點地，誘導你從一個“日心說”的捍衛者變成一個“地心說”的死忠粉——是的，很不幸，這一條也是大數據推送給我的。如果說我們都生活在《黑客帝國》的“矩陣”當中，那么顯然，大數據、算法、機器學習之類的讓“矩陣”進一步升級了，探尋真相之路更加艱難。作為生活在其中的個體，或許破局很難，但至少應該保持警惕，認真聆聽那些刺耳的聲音并思考他們背后的合理性。我們或許無法打破“信息繭房”，但至少要知道，繭房遠不是整個世界。

沈 閃：現代科技是把雙刃劍，在給我們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必定帶來諸多隱患。著名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爾先后在《玻璃籠子》《淺薄》等書中，通過多種案例從多個角度辨析現代技術對人類的馴化，指出現代科技使人處理、解決問題的能力退化。可正如前文所說，信息科技時代已經是既定存在的客觀現實，作為生存于當今時代的獨立個體，我們沒有能力阻止時代滾滾前進的腳步，唯有充分利用現代科技造福于我們的社會和人類。并且，有所準備地主動應對現代科技所帶來的眾多問題。作為身處當今時代洪流中的鮮活個體，我們不可能對所處的信息時代視而不見、閉目狂奔，更不可能袖手旁觀、獨善其身。那么，作為個體該如何破解難題走出信息爆炸帶來的認知困境，讓信息更好地為我們服務呢？首先，培養自身獨立思考的能力。越是信息過剩，越要提高自身獨立思考的能力，越要培養自己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很多時候，我們所瀏覽到的信息僅僅是別人想讓我們看到的，帶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因此，我們不能輕信網絡信息，要學會獨立思考，加以辨別。其次，開放包容、主動學習。信息繭房使我們習慣性地關注自己感興趣的信息，而大數據便會根據人們的興趣習慣來推送符合我們喜好的內容。時間久了，人們便被同質化的信息所包圍。既然如此，我們應秉持開放包容的心態，主動學習、接受其他領域、學科的知識，尤其是自己認知范圍之外的知識。只有這樣，我們所接觸的信息才能多樣化，才不會局限于同一類型信息。最后，不要急于做決定，讓子彈先飛一會兒。信息爆炸勢必虛實參半，這直接帶來辨別真假的困難。同一件事情今天還備受推崇，明天極有可能被人人喊打。社會輿論轉向之迅速，令人錯愕。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應該讓子彈飛一會，不能無來由地站隊，避免成為網絡噴子、鍵盤俠。

霍 艷：一般談到這個問題，我們都會從讀者、用戶的角度談，如新媒體的算法會不斷推給人們符合趣味、雷同的東西，使得讀者喪失多元視野，品位難以提高。但我想從創作者的角度談這個問題。當我研讀現代文學經典作家、50-70年代作家研究時，發現都會涉及作家怎么理解當時的形勢、政策，怎么投身革命、社會實踐，處理各種復雜的關系。但當下作家的生活只有創作，也只能談創作，他們缺乏對于社會事務與時代變遷的“研究”能力，也缺乏社會實踐。如果硬說他們有實踐，可能是一種網絡實踐，比如發表創作談、轉發公號、參加讀書活動、點評幾句社會事件等。這一方面是近年來恢復并得到完善的專業作家制度造成的；另一方面是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很多成功經驗，比如采風制度、深入生活實踐、與群眾結合，并沒有很好地得到利用。同時，一些作家越來越受到信息時代的影響，產生一種虛假的現實感。有些作家甚至缺乏分辨網絡信息真假的能力，極易被情緒裹挾，還誤認為這就是勇氣和責任感。他們往往是被網絡上某個社會新聞所吸引，以為這就是現實本身，然后進行藝術加工、素材堆砌。他們樂于撿拾一種現成的經驗，或迷信個人經驗，殊不知看似獨特的個人經驗也存在很多復雜的社會、歷史面相。尤其是個人歷史經驗在當下的回溯中顯得不夠可靠，加入了后設的立場，抽離了當時的歷史情境，融入了當代的感覺和氛圍，不能被直接還原為事實本身。他們缺乏對時代敏銳的感知，這種敏銳不光需要天賦，也需要在大量準備工作基礎上磨煉對細節的敏感。這樣才能真正創造性地進入歷史時刻，把被歷史記錄遮蔽掉的東西打撈起來，形成對世界與他人的切實理解。

周志雄：大數據、算法和機器學習這些對我們的生活確實有很大的影響，給人們帶來極大的便捷，我們可以積極利用這些科技成果為我們的生活服務，減少浪費，讓資源配置更為精準。對你所說的這些人工智能帶來的“玻璃籠子”“信息繭房”“回音壁”等效應我們確實應該警惕。比如有人通過大數據對網絡小說IP改編潛力榜進行分析，得出優秀網絡小說IP改編公式，這種意在借助人工智能對網絡小說建立科學的評價是有一定價值的，但也應看到，這種評價把網絡讀者的評價作為唯一的數據標準，這種評價方式是沒有情感溫度的評價，導致文學創作以迎合讀者的口味為目標，這種導向是有問題的。

金 理：意識到自我認知中的暗角，并嘗試有所突破，這是每個時代的人都需要考慮的問題。今天這個時代可能信息繭房效應會更明顯。新興事物中的某些面相會快速而平滑地收納到固有的情感結構和認知結構中，而罔顧有可能存在的其他面相。舉個例子，一些以人工智能為主題的文藝作品，其中所呈現的人對主體的認知其實非常陳舊：人是歷史的人質，是被“巨大的手”消耗之后的廢料、剩余物。而作為人工智能理論來源的控制論恰好被征用過來背書：世界和宇宙是一臺巨大的計算機，我們每個人只是其中按部就班運行的渺小程序。程序如同多米諾骨牌，每個人背后都站著一個控制者。問題在于，控制論的起源是反抗經典牛頓學說的可預測性，控制的預設前提是向未來意料之外的狀況開放。我們對于控制論的庸俗理解，總是放大整體操縱的一面，忽視以隨機、偶然和不可預知為特點的未來發展。

楊慶祥：我們曾經對信息化時代抱有特別美好的期待，但是人類的文明史一直就是這么富有辯證張力，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或者技術能夠克服其自身的反面。信息化時代同樣如此，它一方面使生產力更發達、知識更新更快、文化傳播更迅捷，另外一方面也形成了新的遮蔽、扭曲和單向度的價值觀念。全媒體時代的技術便利助推了這種負面的效果。但我曾經在一個采訪里說過，對付這種信息媒體時代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信息更充分、更多元、更不受限制。人類只能與其共舞，而不是復古或者一禁了之。

文 珍：我以為文學從業者對不同族群的文化和生存處境的好奇心，永遠是必須的。可這些年，我在很多其他職業者身上看到的好奇心反而更多——人的天性之一，就是想知道同類在做什么，這也是那么多直播和影視文學作品流行的原因——在很多同行身上卻經常發現自我職業美化、對世界和他者的漠不關心和極度社恐。這樣，大概所謂“信息繭房”的壁也會更厚、“玻璃籠子”更結實吧。走出去和更多人一起玩才是正經事。

樊迎春：或許可以說，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牢籠，每個時代的人多少都是戴著鐐銬跳舞，所謂“破局”可能也只是進入另一個“局”而已。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安于牢籠，無所作為，魯迅曾有鐵屋中的吶喊，我們也應該發出時代的聲音，而發出聲音并尋找同發聲者的過程正是文學產生的契機。對我來說，“破局”是生活的志業，是保全自我、堅守自我、超越自我的艱難挑戰，以文學試探邊界，以文學療愈創傷，以文學尋找出路。“破局”或許艱難，但總有太多可以嘗試的機會和可能，相信“可能”就是有效的第一步。

……

……

（全文詳見《江南》2023年第一期）